初涉官场
不和官场打交道，不知道社会的水深水浅。多数职工的本质是优秀的，问题就出在官场。
典型的是结成派。在红旗木厂时有感觉，在嘉陵无线电厂久了有同感。
就说厂里的这批人，政工组的陆胜龙，无任何专长，擅长的是耍咀皮子，居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杨中伟老师没有落实政策前，批斗陈实君，由他承头准备将杨老师拉来陪斗，坐飞机。
93年我在西安陕西电视台大院，见到杨老师，此事让他记忆犹新。
陈文炯，清查起总理遗言来，声色俱厉，不讲良心，也没有自己的立场。当然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一句话解释，按上级的指示办，或曰按党中央的指示办，永远不会错，即使整人害人也在所不惜。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政党，如没有有效的监督，打着上级的指示，任何人都可以塞入私货，为所欲为。
谢明富原是七医大的电影放映队长，来厂后承担了供销一类班组长的工作。崔毓贵任厂长时，多次在大庭广众下摔钥匙，搁挑子，很有性格。
后来我们一道抓生产，他管二十几人的单唱机车间，早不早关门走人，让我十分不解。即使到了七七年的一、二月份，该车间依然是关门大吉。我也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不是以实际行动，抵制四人帮，振兴嘉陵厂。
就是这位谢明富，厂里硬要树他当典型，选他当先进。
七七年上半年厂里评先进，我因腿痛在家病休，车间由周庆参加评比，会上单唱机车间的周世福争得很凶，好像先进是争出来的而不是干出来的。上半年，从四人邦倒台月月完成任务，产值、产量占厂里大头的一车间没有评上，连表扬也不是。
不久，讨论谢明富入党，征求群众意见。我没有去，有那么巧，全厂最大的一车间一个人也没有去。
我对张官金讲对你我没有意见，对老谢我有看法。杨志文问我为何不参加，我谈了对老谢的意见，主要是不能以身作则，来厂几年多次摔钥匙不干，群众影响不好；四人邦倒台后，恢复生产很困难，他所在二车间多次提前锁门走人，如果群众要走，作为当领导的老谢应该坚持留下来。
这些意见我都是当着领导的面，按组织原则谈的，但就忘记了一点，结成派的人，左看也是优点，右看也是优点。
七七年上半年的评先进，厂里准备树两个标兵，大会上讲，要几上几下，哪知才一下一上，就赶快刹车。因为群众推荐的和领导的意见不一致。
有选吴光耀的，有选我的，估计提谢明富的很少很少。稍后，厂里发下通知，征求了部分职工意见确定李学文，谢明富两人为全厂标兵，交车间讨论，之后再也没有了下文。
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人硬是要有人抽，标兵硬是要过树。谢明富的先进事迹有这么一条，半夜三更学毛选，我搞不清楚，这半夜三更学毛选是哪位同志亲眼所见，或是老谢本人讲的，亦或是某些人的笔下生花。
在自己未当领导前，评论别人十分容易，不明白的是，某些人在当了领导后，为什么不把评论别人的事，反问一下自己呢？上述意见我是当面向杨志文和张官金二人谈的，没有任何人当面给我指出，哪些问题片面，哪些和事实有出入。
另一件和领导的分歧，是如何对待吴光耀。
吴光耀是受迫害到厂里来的，一直负责一车间的车间管理工作。张官金任生产组长后，吴光耀任副组长，协同管全厂的生产。
我知道张官金对老吴有看法，他曾说，不知道哪点得罪了吴光耀，总让他焊波段开头，不让他接触技术工作。
这事我和老吴交换过意见。老吴讲，张官金的工作不好安排，那个年头，厂里经常有人外出搞外调，张官金是大学生，出身好，一搞外调就抽他，出去就是个多月，车间是流水线，一个萝卜一个坑。
厂里技术组才三个人，也不是他的安排范围。吴光耀这人干工作实在，在部队教的是电学，营级主任教员，管车间，懂理论，勤实践，其为人，职工有口皆碑。
就在空军航校党委替他落实政策后，嘉陵厂也给他落实了政策，调他去搞不熟行的供销，并称供销重要，好像是重用。同时把搞过供销的老谢调到生产组管生产。
历史过去了三十年，从嘉陵无线电厂到重庆无线电九厂，直到这个厂垮杆，有谁研究过，在一批脑瓜子十分灵光的**人的精英领导下，一个由小到大、鲜活的厂，会面临市场经济不堪一击，最终垮台。
吴光耀和我一样，最大的弱点是只知道实实在在干事，不懂得拉邦结派，你再有群众基础，轻易就可以将你扫地出门，因为一个厂的前途，不需要职工投票。
在我离厂后，吴光耀最终去了二轻局教育科，其身影留在了遍布重庆的二轻学校和电大班，留在了成千上万的受过教育的二轻系统职工的心中，没有遗臭百年。
注：李学文评标兵和先进厂里职工都没有意见。因为他眼睛不好，长年坚持打扫男女生厕所，只能用手摸到、用刷子刷，刚招来的超龄生都认为打扫厕所必是监督劳动改造的牛鬼蛇神！结果他是堂堂正正的一个普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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