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产,反击右倾翻案
七六年，总理去世后，四人邦的活动日益猖狂，矛头直指人民敬仰的周总理。清明节北京人民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四人邦倒行逆施在**前镇压革命群众，当天晚上广**送**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我正在去杨家坪的路上。
路过重庆七一仪表厂（原属军工的重庆市第一机械制造学校，现重庆工学院），耳边广播声不绝，心中激愤难平，下午听人讲，在杨家坪原新华书店对面药店的墙上，一无名氏贴了一张小字报：文汇报胆敢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后面是一篇转载的文汇报。
没有灯，几个人就着打火机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回家的路上，对着黑灯瞎火的公路，我只有臭骂这该死的造谣广播。
造反派忙于去北碚造反，家里的生产完全瘫痪，令人心焦。造反派造领导的反，写大字报反右倾，我也写大字报反右倾，就反厂领导，该管不管，纵容坏人。
当时的造反派胆子就那么大，一个姓金的头，竟敢一夜间将厂里的木方拉回家，上房盖自己的私房，厂里要追回，他拿着斧头，扬言：谁敢动就和谁拚命。我就抓住这一事实，批领导的右倾。
批归批，关键是恢复生产。我在技术组，与生产组素不相干，只好去找管生产的张官金。
第一次先碰到谢明富，他讲，不好搞，你要搞，他要夺，一篙杆给你夺很远，难办。我讲，诸葛亮有个七擒孟获，我搞起来，他夺，夺烂一次，就失掉一次民心。
张官金在陈文炯家和陈文炯，陆胜龙，苗温灿打纸牌，人多不好谈，我一直看他们打牌，直到晚十二点。和苗温灿一道回石坪桥，路上我向苗师傅谈了自己的想法，苗师傅很赞同，讲供应这一坨，他可以负责。
第二天我又去陈文炯家，有机会向他们谈了自己的看法，重申只要搞起来了，夺烂事的人，最终将失去人心。
数天后，陆胜龙和谢明富一道来石坪桥找我，讲你的建议很好，要搞大家都出点力，你也出来承担点工作，管一个车间，哪个车间任你选。
我讲，自己是搞技术的，如果要搞，一年后仍回去搞技术。陆胜龙讲，这点放心，做了事群众是不会忘记的。我的选择，从好的方面讲，为振兴厂出力；但从坏的方面讲，接触官场的东西多了，看不惯，最终导致我离开了自己付出大量心血的，已经更名的重庆嘉陵无线电厂。
我挑选了学生多，部队家属多，人员也最多，素质较好的一车间（主产四用机），接手车间的管理工作，这时家里仍有一个瘫痪在床的父亲。
安顿好父亲的起居，我开始利用晚上走家串户，作职工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上班。
以前未管过车间，只想到党培养多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像焦裕禄那样工作。我约法三章，工作作风要逗硬，坚持原则要逗硬，关心群众也要逗硬。感谢车间的工人师傅，体谅我的苦心，同情我的境遇，她们纷纷向我表示，郑卯卯（卯卯提肉的草绳）放心，我们一定不走，坚持上班，没有活路做，坐也要坐满八小时。
敞开车间大门，坐满八小时，也不容易。问题就在谢明富管的单唱机车间，二十几个人，早不早就关门走人，我们这八十几号人很不服气，要上班，都上班，怎么他们就关门走人，几位老太婆拉着我非要去看他们锁上的门，真叫我无话可说。
为了管好车间，我宣布：不来上班的，不打招呼请假的，一律打旷工。其时市交电站的陈老师和小黄在场，四人邦倒台后，他们一直称赞我当时的气魄和胆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天中午，我回家为瘫痪的父亲送饭，听到近邻的重庆水管铸造厂在广播考勤制度，灵感给我启示，下午我给张官金讲了对抓生产的看法。
我讲：现在国家有困难，我们挺身而出，完成任务，为国分忧，一定能评上先进；到国家正常时，同是完成任务，因你是老先进，仍然先进，而其它的单位完成任务就不可能是先进。言下之意，要抓趁早。
下午，我和张官金去了水管厂取经，拿了一份考勤制度，正好市金属公司的书记甘戈在场。
四人邦倒台后，借助振奋的人气，我们车间月月完成生产计划。作为车间负责人，要求职工做到的，我首先做到，家里一个病人，一日三餐得经佑，病人的洗脸、洗脚、洗澡、剪头都靠我亲自动手。
车间的生产，因材料原因，极不均衡，有时需要突击。布线工序，职工定额十五台，我顶班就是二十五台，我既是生产指挥，同时又是临时的突击队员，需要就上。
这段时间，工作紧张，但思想愉快。母亲在世时，就有人问我，你面对病人犯不犯愁。我讲：一上班，只要一摸到工作，我从不想生病的父母，心里只想工作，球照打，歌照唱；一下班，面对病人我想的是尽孝心，即使是走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也不会忧愁，因为我问心无愧。
有人说，你用你的精神感动全厂，我说要干就要干出个人样，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重庆人不比上海人差，只有实干才有比较，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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