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鸡毛蒜皮的崔厂长
在黑白铁制品厂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舒心的日子，整个身心，无暇它顾，都投入自己喜爱的工作和创业，没有人事的纠角，也没有无畏的争斗，学生、军人、部队家属职工的组成，显示出不同凡响的素质和正气。
这时我有了探亲假，一年有机会回一次北碚文星场，看望双亲。世事变迁，今非昔比，由于找不到熟人交流，只要父母康健，我又匆匆回厂，拥抱我的工作，一次探亲假，就耍那么三、四天。
七三年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坏，心脏病加咳嗽哮喘，几乎夺了她的命。两个老人相依，身边缺少照应，让我忧心如焚，大着胆子，找领导崔毓贵。
这是位南下干部，是个大好人，如果要说他的领导才能，远不如好多人精明，也不如好多人圆滑。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结果很多的事他都不管。
他为人耿直，说话算话，答应给我一个小单间，安顿父母。他的承诺，解了我的后顾之忧。
大而滑之的崔毓贵厂长，过人之处，就在对知识的尊重。
其时的黑白铁制品厂，条件十分简陋，大学生，中专生，新招来的超龄生，复转军人，大多住在厂旁边的油毛粘棚房里。床就是一块凉板，支撑凉板的是厂里生产的四、五个包装桶，四面透风，冬冷夏热。
他胆识过人，宣称：凡是大学生，只要看得起这个厂，愿意来厂，一律接收，不用关系，也不走后门，这在四人邦横行的当时十分的不容易，在现在也很难找得出这样的领导。
毕业于华东水利电力学院的刘祖伟，就是毛遂自荐，自己找上来的一位，俩人站在厂内的坝子里，几句交谈就定板（刘祖伟后来考上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回南京，后去了美国）。
好事多磨，崔厂长答应了的事（因病休息），新来的领导杨志文又一句话推翻，真是急死人。
户口粮食关系已下，文星的家已经出售，舅舅正在文星帮忙装车，这一改，一家人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冯师傅陪我一道去找病中的崔厂长，厂长讲，答应了的事，怎么可以随便改。
与邻居告别时，众乡亲都担心重病的母亲能否经得住车上的一路颠簸。吉人天相，这辆载煤的重载车有煤炭压载，搭上简陋的家具，居然一路顺风安抵石坪桥52号。
也许是换了一个环境，心情舒畅，母亲的病体很快恢复。那时，我的工资54元，继父合作商店退休15元，不足60元的收入，支撑着这个家。我算过，自己一月的生活费没有超过10元。
为省钱，母亲仍像她年轻时那样，事事亲自动手，煤栈离家约200米，她要煤不叫人挑，偏要自己挑，老毛病一惹就翻。
一天，继父忽然产生幻觉，感觉不对劲，给母亲打个招呼，就自顾去杨家坪中医诊所。
得到消息，我找车间刘光明帮忙，借了个板板车跟到撵。到诊所门口，继父刚好走出来，一坐上板板车，精神支柱顿时消失，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们送他到重医一院，门诊室地下到处躺着瘫痪的病人，医生诊断高血压引起脑溢血，偏瘫。对住院的要求，医生答：除非你是老红军。难怪，这是有理讲不清的文化大革命。
接受这个事实，只好把继父接回家。门诊我一个人搬不动，只有请人帮忙，而门诊一次，开点寻常的药，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我寻思只有自己动手，学学赤脚医生了。
厂里黄春喜（中专生）习武，懂一些针灸知识，我向他请教，买了套针灸器材，试着干。黄春喜到我家来了一次，给我示范，接着就由我主针。每天，从头扎到脚，一次要扎一个多钟头。
我搬回由集体宿舍改造的家（过路屋），在厨房里摆一张凉床，临睡前拿着针在自己身上试针，扎针要快进快出，我有意识的慢进慢出，体会针感。那时的心思从无线电又转向了针灸学，市上能买到的针灸书，我都尽其所有，尽量收藏。
这期间，母亲的心脏病也曾多次复发，住进杨家坪土坝子的建筑医院。
我一个人白天上班，中午用饭盒打一份饭菜，自己买一个包谷粑，边吃边走，从厂里走回石坪桥，把饭菜给继父留下，调头又往厂里走。一个钟头一个来回，从未迟到早退。
下午下班后，我先去医院，给住院的母亲打热水洗脸洗脚，剪指甲，然后回到家里，升火煮饭，晚饭后，扎一个小时的针灸，看一会医书，就寝。
这种生活持续了三、四年。谢谢厂里的职工，每天中午他们都让我第一个打饭，让我快去快回，不影响上班。谢谢厂里的林孟兰医生，她也来家指点我肌肉注射。
在我的照顾下继父的病有所缓解，不扶任何东西，可以走出七、八米远，母亲的病却是时反时复，毕竟年岁都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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