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二初中始的漫漫分配路
分到重庆的那批大学生都去了农场，因体残不去农场的我，便去了巴县虎溪的巴县二初中。
巴二初中距通公路的陈家桥约十里，解放前是一坐庙宇，四周是农田，名为河实为小溪的虎溪河从校旁穿过，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我，对农村并不陌生，但学校条件之差，却始料未及。
学校的生活用水取自小溪，一早先到溪边下几步梯坎，够着手用盆子打上一盆水，洗脸涮牙。
最难过的是晚上起夜解手，教师住在饭堂的楼上，我和音乐老师黄安庆一间屋。晚上起夜，没有路灯照明，黑灯瞎火，从楼上摸到楼脚，穿过饭堂，再摸索着走出二、三十米，来到学校的公厕（厕所也没有灯）。
对于行走不便，深度近视的我，真是活受罪。如果我是学生，早就找个旮旯一屙了事，但你是教师，却千万不能。时值深秋，真不知这样下去，我能撑多久。
一件意外，把我重新抛回了市区。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只要有**的一声号令，学校就整队集合，外出游行。搞了几次，又急匆匆的从陈家桥穿过炮校赶回学校，曾患病的右腿开始红肿，疼痛加剧。学校李书记陪我去隔壁的炮校医院检查，医生当即建议去大医院诊治。
从医生严峻的语气中，李书记好像读懂了什么，至少明白在学校我可能是他们的累赘。在进城诊治的同时，书记默认了我联系重新分配。
带着病腿我踏上去西南医院就诊的路,同时也踏上要求重新分配的路。
市分办让我去北碚，主持北碚工作的是铁道兵部队，分办负责人是姓王的营长。我陈述腿红肿发炎，已经破皮流浓，希望能有个不站还少站的工作，到电影院卖票都行。研究下来，让我去文星，教小学。
文星是我腿残的伤心之地，医疗条件差，进得去，连看病走出来都难。我希望能在北碚街上教小学，王营长仍坚持已见。没办法，我直接找铁道兵的领导，让他们看了还在流浓的大腿。最后，王营长以无法安排为由，将我退回市分办。
因腿在发炎流浓，我的直觉要求是不站或少站的工作，随便做什么都行。市分办答不好办，而我当时得知有先例，重师中文系有个名叫叶臻荣的学生，分到成都132厂，后回到重庆，连报到证都没有，就由市分办分到了重庆造漆厂。
分办没有直接回答我的提问，说实在不行退你回成都，我想退就退，天无绝人之路。
谁知，就因为提到了叶臻荣，我的分配带上了厚重的派性色彩。因叶臻荣是重庆八一五的头，革联会常委，分到成都受夹磨，重庆分办特为他网开一面。
回到成都谈起此事，省分办认为我是八二六，推心置腹，对重庆市异地安置叶臻荣大为不满，支持我杀回重庆继续斗争。
返回重庆，市分办也认为我是八二六，硬的不行，软打整。提出你自己也可以联系，哪个单位要，我们就分你去。这下苦了我，的确没有关系，只好八方写信求助，牙膏厂，电池厂，五一五厂，只要自己认为自己能胜任，都去信联系，但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正当走头无路时，一场意外的车祸使此事峰回路转。
我班分到南川庆岩厂子弟校的周捍东同学在接到我的信后，与学校联系，有了初步意向，就急忙搭车，进城转告。
哪知车到李家沱土桥，发生车祸，他作为轻伤号留李家沱医院观察。走进照光室还没来得及检查，一下就昏倒，把医生和护士吓了一跳。去重医的重伤号都出院了，他还躺在医院里，学校派了一位数学老师来看望。就是这位数学老师，改变了市分办对我的看法。
捍东伤情稳定后，我们三人一道来到了市分办，在办公室外凑巧碰见了经常出没分办的王胖子。
我认识王胖子，是知道他是个人物，而数学老师认识他却因为他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言语一拿顺，啥话都敞开说，王胖子讲，分办认为我是八二六，数学老师接过话茬子就摊明：这点你放心，你要像相信我一样的相信他，是地地道道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铁杆，出生入死，不能这样卡磨。
分办殷老师叫我回杨家坪等通知，捍东和那位老师取道回厂。一个星期不到，分办通知我，已落实。
僵持了几个月，一下子转一百八十度的大急弯，殷老师不愧是处理问题的老手。
去分配单位前，殷老师向我介绍了毕业生分配工作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愿意到大城市，不愿到农村；愿意到全民所有制，不愿到集体；愿意到工厂，不愿意教书。
言下之意，对得起你了。拿着分办的介绍信，第二天我去了与分办一江之隔被称为从事军工生产的重庆红旗木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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