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员的代步工具，最早为牛拉的车，后为马拉的车，再后来，才改为人抬的轿。正史中，一般都有《舆服志》章节。舆，即车，即辇，即轿，即座驾。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舆，都规定得详详细细。
唐代诗人李贺，《全唐诗》说他“七岁能辞章” ，人以神童目之。当时，韩愈应该算是文坛领袖，听说长安城内，有这样一位小小年纪，就做出一手好诗的诗人，欣喜之余，也有点不大相信，便约了皇甫湜，一起到李贺家去看望，想证实一下是否真如大家说的那样天才。
到得那里，跳下车，寒暄过后，直奔主题，让这小孩子当场写一首诗看看。按现在的说法，就叫面试了。
如果，李贺不写此时此刻的情景，有可能会被二位大师误会，焉知不是别人代笔，熟背了以后再当面抄写出来的呢？ 时人称李贺为“鬼才” ，他想到了这一点，就以大师光临为题，写了一首《高轩过》，呈上二位。“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 ”
轩，即车，但又不是一般人乘坐的车。古代官员乘车，如同现在有人可坐奥迪，有人只可坐桑塔那一样，是有级别区分的。轩是一种前顶较高，挂着帷幕的车，惟有大夫以上的官员，方可乘坐。韩为礼部尚书，皇甫为工部郎中，相当于今天的部级或副部级的高级干部，自然该有这等待遇。从李贺诗的描写，这辆轩的装饰，拉车马的佩戴，其豪华程度，或许应该等于奔驰或者宝马一级了。
韩愈和皇甫湜两位大师，亲自登门，去看望一位无名小辈，让我感动。我毫无厚古薄今的想法，但现在要找这样虚怀若谷，提携后进的文坛重镇，还真是难寻难觅。倒不是今天的中国，没有韩愈和皇甫湜这样的大作家，名作家，老作家，可是，由于他们太忙于炒作自己，太忙于出售自己，太忙于上镜头，太忙于登荧幕，来不及礼贤下士，顾不上乐于助人，也就只有请大家原谅了。
这恐怕是这些年中国文坛出不了李贺这样才华盖世年青人的原因；也是这些年来男过半百，胡子一把，女已更年，皱纹满脸，犹被叫作青年作家的原因。
李贺死年二十七岁，还不到退团的年龄，这才是真正的青年作家。而在尚未成名之际，就受到韩愈破格的礼遇，因之鱼跃龙门，声闻九皋。看来，韩愈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就非常的有道理了。如今青年人若是指望写得未必有上述大师好，可架子之大，眼眶之高，超过上述大师者，来做你的伯乐，那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守株待兔的傻瓜了。
李贺这首诗的最后四句，写得很精彩：“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诗歌成就，其才思之灵动，其文句之奇丽，其想像力之汪洋恣肆，甚至超越了两位前辈。
从“马蹄隐隐声隆隆”判断，韩愈的轩，显然不是一匹马，而是数匹马拉着，才会有这大动静，这也侧面证实唐代由回纥进口马匹数量之大。代宗大历年间，国家商贸部门甚至打算取消这份合同，郭子仪急了，贸易事小，外交事大，哪能说毁约就毁约呢！ 于是，他要自己掏钱，来履行这份进口合约。看来，官员代步工具的设置配备，对于国家财政的负担，自古至今，从来是一笔很大的消费。
但是，在汉代，官员就没有这份福气了，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马一匹值百金，连天子出巡，想找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拉御辇，都感到为难，公卿将相出门，就只好坐牛车了。这当然很尴尬，仿佛厅局长坐小面的到五星级饭店吃请似的，多少有些寒酸。不过，坐牛车办公的汉帝国，其开疆拓土的气魄，并不比坐马车上班的唐帝国差。由此可见，代步工具的优与劣，和政务业绩是不挂钩的。
我认识一位老同志，他告诉我，他到早先搞土改的老区某偏远县份去了一趟。五六十年代，那小县城里，只有一辆吉普车，大家都骑自行车。近些年来，仅县级机关就拥有四十多部小轿车。但是，他接着补充了一句，可那里的工作效率，并未因这些车而提高四十多倍，至今尚未脱贫。然后，大摇其头。
到临潼看挖掘出来的秦代的兵马俑，那些个马，不可能到了汉代，就断了种。后来读《汉书》，才知道所有的马匹，都征至前线，用于作战了。因为，西域少数民族，以骑射为生，来如风，去如电，奔袭边关，劫掠中原，是令汉帝国伤透脑筋的问题。要想制止匈奴入侵，一个办法，就是打发一位公主和亲，嫁给单于，用亲情予以套牢；一个办法，就是你以马来，我以马去，靠武装将其搞掂。和亲的办法，有时灵光，有时也不见得灵光，单于们高兴，买你老丈人的面子，不高兴，就要你老丈人难看。看来，最终还是得靠实力解决问题。于是，“卫青岁以数万骑出击匈奴。”（《汉书· 食货志》）
这样一来，为了征讨，马匹的需求量很大。“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牧马人，钉马掌匠，不够用；从外县调，还不够用，只好让投降过来的匈奴效力。“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捐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臧以澹之。”连皇帝都如此克己奉公，一般官员指望弄两匹高头大马，拉着自家的车，出去兜兜风，就不大可能了。天子率先垂范，那些想买好马，想坐好车的官员，尽管**痒痒，也不敢太张狂的。
那位下乡归来的老同志，级别不低，当然也是坐车阶层。他说，我并不是清教徒，我不反对随着时代的进展，生活一步一步的改善。可是，一辆进口轿车，至少得三四十万，一辆国产轿车，手续证件办全了，也要二十万吧？ 再加上每辆车的用油、修理、司机的开销，又是好几万人民币。给我算了这笔细账以后，然后问我，这样庞大的财政支出，对于这个还戴着帽子的贫困县来说，意味着什么？ 就在这个县里，有时候连教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你说，他们坐在小汽车里，心情会怎么样？
这个答案，我很难悬拟。
也许，从古至今，车是官员地位的一种象征，只要官员戴上那顶乌纱以后，就没法排除对于坐乘的关注情结。我想起汉代一则坐牛车的故事。“汉世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到苍梧郡高要县，暮宿鹊奔亭。有一女子从楼下出，自云妾姓苏名娥，本广信县修里人，有杂缯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欲往傍县卖缯，就同县人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
（《法苑珠林》）
交趾刺史，管辖的地面要比今天地区大得多，作为行政公署的专员，下到所属县份，自然也是坐牛车下乡视察，但他对这位陌路相逢的苏姓女子，竟然租赁了一辆牛车从事商业活动，大为讶异。因为，据《汉书· 田延年传》了解当时租车的价钱：“初大司农取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车值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凡六千万，盗取其半。”轮子的，在中国，有其太久远的历史，这个田延年，通过提高租车价的办法，一下子捞走了三千万。这位富姐居然花了超过僦车价的十二倍，像大司农那样租用车辆，还派了名叫致富的女婢当驾驶员，刺史不得不对这种金钱的力量，显得相当不自在了。
这就好像如今在沿海地区，看到一些发了财的乡镇企业老板，坐在林肯，劳斯莱斯里神气活现，还用一名戴着白手套的女司机开车，让吃工资的干部羡慕得直流口水一样。车子这东西，虽只不过是代步工具，但其风驰电掣之时，那种代表着乘车人权势或者金钱的精神力量，是轮子的根本原因。
回顾明、清两代，那时没有汽车，用四人或八人抬的轿，或者，用两人抬的肩舆，作为官员的代步工具，鸣锣开道，黄土垫地，净水泼街，肃静回避，在京城市面上，胡同里，也曾神气活现过的。辛亥革命以后，北洋军阀上台，不坐轿而坐车，那时的汽车两旁有踏板，各站两名挎盒子炮的保镖，招摇过市，更是威风不已。于是，车越好者，权越大；车一般者，权一般；无车可坐者，自然也就无权了，只好垂手站在马路边，吃那汽车急驶卷起来的灰土扬尘，和超标的尾气。
当然，也有例外，朱元璋对于车、轿、辇、马，就不是十分在意的。因为，好私访，经常蹑手蹑脚，潜行于金陵城的街头巷尾，说得好，探察民情，说得刻薄些，这位皇帝颇有些窥私癖。所以，他有车也不用的。在中国开国皇帝之中，他是最残暴的一位，那真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登基以后，随他南征北战的功臣名将，无一幸存地都被他干掉了。但由于出身贫寒的缘故，知道百姓的艰难，所以，在克勤克俭这方面，他倒称得上是个楷模帝王。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例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陛下，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第俭约非身先无以率下。且奢泰之习未有不由小而至大者也。”
或许由于朱皇帝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我们从《明史· 舆服志》里，看到一系列关于乘坐车轿的规定。“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其五府管事，内外镇守、守备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皆不得乘轿，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
如果，有令不行，有法不依，有禁不止，而且违法不纠的话，那么，这个政策，便成了贼喊捉贼的笑话。《明史· 奸臣传》中，那个与严嵩勾结，总理全国盐政，发了大财的都御史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记。其按部，常与妻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道路倾骇。”按说，照祖宗规定，超过四人抬轿者，就要受纠劾，可这个严嵩的党羽，不但抬轿者超过指标六倍，而且还残忍地使用了女性，这种荒唐的行径，在他没有完蛋之前，谁又能奈他何？
所以，一个好的政策，需要贯彻，需要执行，更需要坚持。在同一部《明史》中，那位了不起的张居正，回家奔丧，所坐过的堪称世界之最的大轿，则更是莫大的讽刺。
这位万历的首辅，老爹死后，按惯例，必须离职回乡，苫块丁忧。而且，守丧三年，也是规矩。这怎么行？ 第一，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干得正起劲，很不想走。第二，朝廷中已经形成的张居正体系的同僚、部属、工作班子，深怕领袖人物的缺席，变生不测，不愿他走。第三，时年十五岁的朱翊钧，依赖这位先生惯了，已成堕性，宁肯留下首辅，不放他走。于是，下令“夺情” ，也就是因工作需要，应皇帝要求，破例不尽孝。
哗！ 朝野上下，莫不反对，万历动用“廷杖”来镇压不同声音。一百多位大臣亮出**挨打，好几个人当场被打死。次年，张居正也觉得民愤太大，便装样子回湖北江陵三个月，走走过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描写了张居正这次返乡之行，那真是壮观得不得了。“元辅的坐轿要三十二个轿夫扛抬，内分卧室及客室，还有小僮两名在内侍候。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派，而鸟铳在当日尚属时髦的火器。”
看来，警车开道，远在张居正的明朝，就有先例了。
张居正用的这顶轿子，第一，有里外屋；第二，有服务生，估计应该比现在十七座的考斯特还要大，因此必须动用三十二个轿夫来抬，这恐怕不仅是中国，在世界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轿了。
张居正从北京至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浪迹丛谈》） 。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展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据明· 焦竑《玉堂丛语》：“居正奉旨归丧，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跽。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陬饬厨博。”
到了故乡，清人梁章钜这部《浪迹丛谈》中甚至讲到：“据说部中杂载江陵父丧设祭，所列果品皆像山形，甘蔗山倒，压死野人观者于其中。”从以上种种奢华排场，便可了解他要乘坐这顶举世无双的大轿，是他官居一品，拥有特权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的。
因此，我想，那个小县城里的干部，坐在小汽车里，不会有什么于心不安的感觉。所以，要想解决时下轮子的现象，这顶明代名相的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虽迹近荒诞传奇，但确实是在那个十分讲究官本位的社会里发生过。因此，不论时过境迁多久，这故事里面必定有值得后人思考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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