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广州商团事件时，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和长洲要塞司令，当广州商团偷运枪械进入广州时，孙中山命令蒋介石派军舰将运载枪械的船只押回黄埔，停泊于校门外。
当时黄埔军校枪械奇缺，学生有要求动用扣留商团枪械的呼声。
1924年8月，蒋介石对全校训话：“如果党里说这个军械我们可以取用，我们就取用。如果党里说我们保管，我们就要保管，要完全做一个革命的模范给人家看，这是我对于扣械案的主张。”
在处理事变过程中，孙中山曾一度打算妥协，将所扣枪械大部还给商团，但蒋周都不赞成妥协的策略。
在蒋介石负责保管商因枪械期间，奉孙中山命令将部分枪支分发给支持革命政府的部队，但蒋介石拒绝把枪支发给同情商团的滇军将领范石生。
蒋对军校学员的演说中，反映出商团问题背后有英国人撑腰，说明我们今日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先打倒帝国主义的道理。
在事变期间，孙中山反复与蒋讨论处理办法。
周恩来对商团事件的态度十分明朗和坚定。
10月10日，广东区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纪念双十节”集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讨商团的演讲，大会决定将双十节取名警告节。
会后，各界群众游行，遭商团袭击，当场死20余人。接着广东区委发表宣言，强烈要求严惩商团，力劝孙中山与商团决一死战。
事态恶化后，孙中山在人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决心剿灭商团，蒋介石率黄埔学生参加了战斗，革命军在工农群众积极帮助下，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广东局势转危为安。
所以说，在平定商团事件过程中，周恩来和蒋介石都担当了重要角色。
在对待依附于孙中山旗帜下的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问题上，蒋介石与周恩来观点也是比较一致的。
10月10日，在广东区委领导下，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社会主义青年团等30个团体，约五六千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强烈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
当会议结束，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经过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游行队伍开枪，打死20余人，伤100余人。
各团体纷纷要求消灭商团军，并表示“誓为政府后盾”。
孙中山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并命令该会可以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平息商团事变。
12日，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讨代叛乱，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以及桂,湘,豫,粤各军，分5路包围西关。
黄埔军校的学生陈辉与何文斌也参加了这次战斗,表现勇猛而顽强,犹其是陈辉初露锋芒,自此后,他的武功和枪法无人不知,谁个不晓,经过数小时激烈交火，商团终于不敌纷纷缴械投降。
陈廉伯,陈恭绶逃往香港。
二.
辛亥革命失败后，北洋**，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一方。
北洋军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拥有强大的实力，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和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十多个省份。
北伐军的阵容和实力，是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要支柱的。
通过统一广东的历次战斗，以教导团为核心骨干起家，一年之间已先后从校军,东征军,党军，进而扩编成国民革命军，都依赖于黄埔军校的军事和政治骨干为基础。
他们以统一广东的威望，赢得领居国民革命首脑和主干的地位，在北伐军总司令部各军事中枢部门担任重要职务。
蒋介石以校长盛名出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任总参谋长，教育长邓演达任总政治部主任，校秘书长邵力子任总司令部秘书长。
黄埔第1期毕业生蒋先云任总司令部侍从机要秘书，金佛庄任总司令部警卫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军路线示意图团长。
鲍罗廷和加伦等苏联顾问分别任政治总顾问和军事总顾问。
叶挺独立团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是中国直接掌握的第一支小型正规武装力量。
“铁甲车队共163人，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军事教官赵自选均为周恩来亲自选调的员。
铁甲车队”官兵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
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简马靴。
车队装备有当时国外引进的装甲列车—即外加铁装甲的火车，装甲车厢两侧开有射击窗口，士兵可从装甲保护的车厢内向外射击。
中间一辆顶端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一挺机关枪。
“铁甲车队”一出动，铿锵有声，广州市民倾城围观。
“铁甲车队”军官全部配备毛瑟手枪，士兵全部装备步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这在当时的中国甚至远东范围内均属“高科技”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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