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5日。县委常委会议室。
县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青海支边返乡人员的生活安置问题。屈书记坐在中间，吸着烟。会议桌旁边，坐着从青海回来的原县委常委、青海支边青年师政委王保娃，县人委会副主任、丹江口大坝建设民工师长毕家兴及其他几位县领导。会议室里，烟雾缭绕。与会人员一个个眉头紧锁，或喝着茶，或吸着烟。会场很静。还是屈书记先说了话。屈书记说，今天，我们开一个专题会议，研究青海支边返乡人员的生活救助问题。下面，请王保娃同志介绍一下返乡人员的人数及具体困难。
王保娃聚灭了手中的烟头，清了清嗓子，用低沉而又有力的声音说，首先，我向县委做检讨，我没有完成县委交给我的支边任务，没有保护好支边移民。第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青海支边的基本情况。1959年至1960年，我县先后两次赴青海22324人，其中，家属9535人。应该说，支边开始的时候，支边青年克服了种种困难，垦荒种田，取得了支边戍边的初步胜利。1959年、1960年连续两年，粮食生产都取得了丰收，如果不是随亲家属，基本能满足各连的需要。但是，随亲家属一到，人员突然增多，上面又不给补助，生活出现了暂时的困难。接着，连队改制，支边队伍划为地方农场。由于一些干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支边农场放卫星。本身，各连都没有存粮，如果放了卫星，支边人员在那冰天雪地的高原上就生活不下去。我坚决不同意。他们就把我打为右派。接着，各连改为地方农场，地方派干部取代了咱淅川去的干部。这些干部，作风粗暴，不讲方法，不讲科学，一味追求数量和效益。循化农场四分场的场长乌米蛋由于贪图钱财，私自调整工作面，致使100余人死于雪崩，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三，汇报一下返乡移民的灾情。
……
王保娃同志看着笔记本，笔记本上面记着一排排姓名，一串串数字。王保娃边讲边抹眼泪。他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凄惨的画面，一双双痛苦而又无奈的眼神！
在座的同志听了王保娃同志的发言，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这些年，淅川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综合实力降到了最低点。今年春上，发生了虫灾。铺天盖地的蝗虫不知从哪里飞来，落到地里，把庄稼的叶子全吃光了。淅川县委、人委组织群众灭虫，武汉军区还派来了飞机助阵。蝗虫之战刚刚取得了胜利，荆紫关又发生了野狼吃人事件。成群的野狼进了村，吃人，吃猪，吃鸡，吃牛。见啥吃啥，闹得人心不安。县委向地委反映。国家公安部派了一个特级射手班，来淅川帮助灭狼。狼灭了，蝗虫也灭了，又出了这档子事，这该咋办呢？
屈书记最后发了言。屈书记说，要向地委、省委、中南局、中央如实反映情况，最大限度地争取资金支持，帮助移民再生产。同时，要组织返乡人员开展生产自救，县里要最大限度的帮助返乡移民，共度难关，确保不再发生死人事件。
陈副书记接过屈书记的话，说，屈书记的决定为国为民，精神可嘉可贺。但是，这个决定，可能会给淅川带来许多不利影响。譬如，破坏了支边政策，是否是右倾思潮泛滥，等等。总之，这个决定，可能会给咱县里的领导集体及领导成员的声望和前途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陈副书记的话音还没有落，毕家兴就站了起来，他大声道，我赞同屈书记的决定。《徐九经升官记》里有一句戏词：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我们是**的干部，不能为民着想，那还叫啥**员？
屈书记看了看大家，说，我知道，向上面打这个报告，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可是，我县没有这个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有很多事情，还需要中央出面协调，这报告不打不行。谁要不愿意在今天的会议纪要上签字，可以走人，不影响个别人的政治前途。
屈书记的话起了关键作用。大家都纷纷在会议纪要上签字。屈书记对王保娃说，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报告起草好，并报上级有关领导！
王保娃说，你放心，我的心比你还急呢，几千人在等着咱们救助，慢一分钟，可能就是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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