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国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中，秦浩他们利用清廷急于创立新军的心情，合法的进行着军事力量的准备。广西要求两镇，在陈涛的努力下，红河抽调大量军官士官，和在广西招收训练的新兵，到1910年底编成了一镇一协编制为陆军暂编第二十五镇，在秦浩他们花了大量的金钱陈浩陈浩获得了镇统制的位置，其内部军官多为红河军校出身，当地军官和留日生经鉴定后，大部分送到了军校学习。这时秦浩的军队开始停止了转业，满编了部队。
而这时云南新军十九镇内部确乱如开锅，陈宦带来的北洋系、四川系，崔祥奎、钟麟同带来的北洋系，巡防营旧官，同盟会的留日学生再加上秦浩的人简直就乱了套。现在李经羲启用了大批留日学生，占了19镇中层，练兵处总参议官靳云鹏、统治官钟麟同、两协协统王振畿、曲同丰等北洋系还是主流，但现在的斗争到了白热化。年底李经羲又把重广西辞官，现在赋闲在家的广西混成协协统蔡锷招到了云南，任为37协协统，给予了极大的信任，王振畿被升任为练兵处总办这个虚缺。王振畿的调任练兵处总办，对秦浩有了极大的好处，得了多年好处的王振畿，对于秦浩的练兵也没有过问。
腾越的刀安仁得到了秦浩的支柱，送给了部分军械，并且多次派去了以孙波为首几十名教官和军官，军校也招收了大量腾越的学员，已基本上可以算作一军了。考虑到1911年入侵腾越，对刀安仁的腾越巡防营的装备也加大了配置，以备战争。
就在秦浩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云南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合资的隆兴公司要在个旧开矿。英国于1885年—1886年完全占领缅甸，其下一步的侵略矛头也指向我云南地区。在法国攫得滇越铁路修筑权之后，英国以“利益均沾”为理由，极力谋求由缅甸八莫修建一条经我腾越、大理、昆明至长江上游的铁路线，只是慑于云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其阴谋才未得逞。如前所述，云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是当地得天独厚的开发优势，以铜矿采冶业为主的云南矿业开发曾是清代前期西南边陲地区整个经济开发活动的重心所在。对于如此丰厚的自然资源，英法帝国主义早已垂涎窥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法国同英国相勾结，联合成立“隆兴公司”(又称“英法七府矿务公司”，Angelo—FrenchMiningSyndicate)。该公司经过与清廷谈判，议定所谓《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府矿务章程》。章程规定了英法对滇省临安、江、开化、楚雄、元江、永北和云南七府矿产的独占权，确定该公司对七府矿权的实际租期为85年。如果这一章程付诸实施，中国人在云南大部地区将无权办厂，无矿可采，而英法则可将这里的丰富矿产作为廉价原料尽情掠走。然而，帝国主义者的这一侵略行径遭到了云南爱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各阶层民众庄严喊出“矿自我开”、“保我利权”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路矿权运动，誓死要求清廷收回七府矿权，隆兴公司几次派人，都让云南百姓武力驱出境外，到现在英法侵略者的这一图谋未能实现，从而保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而这次在对隆兴公司在对朝廷施压后，又想到云南开矿，得到这个消息后，秦浩招来了人民之友的几个主要成员，把这个消息通报个人。
李增、顾自高、王鸿图等都是多年，在为云南的路权矿权奔波的人，王鸿图、沈庄等都在矿产上有着巨大的利益。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激动，一致要求进行坚决斗争。
经过大家表态和讨论后，秦浩还是赞成用议会斗争，媒体舆论和群众运动为辅。于李增顾自高牵头组织。
李经羲怕洋人迁怒与他，坚决不同意因矿权问题去找洋人，但在多方面压力和全国轰轰烈烈的维护主权运动的压力下，终于交予工商部处理，最后在朝廷赔偿150万两白银，结束此事。
但刚刚过了1910年进入了1911年，1月4日住缅英军两千多人突然入侵片马地区，片马身处高黎贡自然保护区的腹地，境内森林覆盖率较高，因此素有“片马自古无穷山”之称，尤以出产珍贵的杉板而闻名于世。片马的原住民茶山人是景颇族的一个支系，“片马”在景颇语中意为“码板子的地方”，他们早在清朝就开始了木材贸易。那时，当地山民们砍伐秃杉——一种干直材优、纹理绚丽的古老树种——制成杉板或棺材板，然后步行五六天，翻越高黎贡山垭口，运往怒江流域的鲁掌、六库等地出售。清朝末年，怒江地区的土司为进一步开发片马的木材资源，曾组织民工整修从六库到片马的古驿道，并派人到片马征收杉板税及田赋、门捐。1910年起，内地商人接踵而至，在片马设立板材收购站，以低价收购再雇请背夫，运往六库、腾冲、保山、大理一带高价出售。
原来，英国侵略军见清**无能，而片马的木材销售逐渐兴旺，住缅英军总督非常眼红，几次试探后均有收获，更加肆意妄为。1911年1月4日，由殖民地缅甸密支那出兵2000余人，由英军两名上校郝滋和费罗分别统率指挥，再次进军片马。他们初到片马，沿途设屯营，威胁当地各部族人民，强迫人民投降，遂宣布云南腾冲县高黎贡山以西的地方均属英国领土。就这样，英军强占了片马，烧毁了片马的汉学堂及一些民宅，赶走了执教人员，强令边境居民交出中国历代政府颁发的信符执照并强行烧毁。除此之外，英军还强行让民众缴纳税款，并在片马土地上修路、筑炮台、私立界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片马事件”。
英军强占片马后，土司即上报了云南总督李经羲，软弱的李经羲和昏庸的清政府怕挑起边界事端，不敢出兵自卫还击，只委派驻英公使刘玉麟与英国外务部交涉。英国外务部以“本非占领，断无撤兵之理”为借口否认了占有中国土地的事实。面对英国侵略军的强暴行为，片马人民并没有屈服。为了保家卫国，在傈僳族头人勒墨夺扒（土司管事）的带领下，片马地区的各族人民组成了400多人的抗英队伍，与泸水各土司派出的100多人会合，组成了一支民族自卫队，他们用土枪、土炮、弩弓、长矛、大刀、滚木、擂石作原始武器，在岗房、古浪等地巧妙地伏击敌人，把英军杀得人仰马翻，仓惶逃走。英军锐气大减，侵略气焰被沉重地打击了。在古浪的一次伏击战中，傈僳族神箭手褚来四用毒箭射死了一名英军指挥官，这个消息传出后更使敌人闻风丧胆。但是抗英队伍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入深山密林中隐藏起来。在危急关头，勒墨夺扒派褚来四到怒江告急求援，褚来四不顾生命危险，将英军武装强占片马的消息传到了怒江刀安仁处。这时，孙波正带着刀安仁整编的四个巡防营在泸水附近训练，见到诸来四立即同意由他带路，进攻片马英军，在诸来四的带领下，孙波四营和怒江土司民团的400多人，突破雪山封锁，攻进片马，与勒墨夺扒带领的抗英队伍会合。至此，抗英队伍的力量迅速壮大，在几场埋伏攻坚战后，加上围困、骚扰、惩治敌人，迫使英军从岗房、古浪一步步撤到片马英军营房里不敢再轻举妄动。与此同时，英军入侵片马，被南华日报披露，在秦浩等人民之友的运作下，云贵等省一片舆论支持，而孙波他们两年的训练，很见成效，2000多分散驻扎的英军，很快被分割消灭大半。而英军死伤近千人，没能的到好处，也不好继续派兵。片马人民的抗英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世界舆论的支持，迫使英国侵略军抛下了一批罪恶的尸体后灰溜溜地撤走了，片马人民终于取得了抗英斗争的胜利。
片马事件一直到了6月份，才算结束。人民之友经过此次事件，倒是象一次演习，考验了这个新兴的组织，也给云贵人民一个良好的印象。
而就在在这时，整个1911年的中国政治，笼罩在风雨欲来的惶恐中。各省谘议局为预算案，与督抚争得不可开交，影响力最大的江苏谘议局竟至议长、副议长以下全体议员宣告辞职，弄得总督张人骏、军机首辅奕劻都感到手足无措。朝廷宣布国会缩改于宣统五年召集，比原规定提前三年，此举虽然平息了保守立宪派们的不满，但无法平息百姓的怨声和列强的贪婪，更无法平息由之而生的革命的怒潮。大部分立宪派和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学生仍不满意，奉天、直隶等省曾组织更为激进的第四次请愿运动。清政府报以**裸的镇压措施，竟将在天津组织请愿活动的一个女学堂的校长温世霖谴戌新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怒。梁启超曾断言，将来历史上决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许多人也都认为，要开国会，就在这一两年内，过此一两年，恐再无开国会的机会了，足见当时人们忧愤迫切的心情。
就在全国都在为立宪之事忧心重重之时，革命党则直接以武装起义为回应，从七女湖到镇南关，从云南河口到黄花岗，到处是革命者点燃的烽火。4月8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4月27日，更发生震动中外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八十多位英年有为的青年志士壮烈牺牲。这一系列悲壮事件，既表现了革命党人矢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决心，也预示了腐朽的清政府即将被埋葬的历史命运。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是千疮百孔，连许多立宪派也感到了革命的不可阻挡，转而与革命者互通来往，并进而改变立场。余下的立宪派，以张謇、梁启超为首，准备为实现立宪防止革命做最后一搏。
3月间，福建谘议局提议，要求根据形势的需要，提前召集第二次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上届联合会委托担任通信联络的湖北谘议局将其提议通报各省谘议局，得到热烈响应，遂决定于5月初，邀集各省谘议局所推代表齐集北京，至5月8日，如多数谘议局代表到京即行开会。结果各省谘议局代表除谘议局尚未成立的新疆之外，只有广东、甘肃代表未到，其余19省代表皆陆续抵京报到，第二届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遂于5月12日正式开会，比章程所规定的时间提早了两个月。
大多数议长、副议长出发赴京时，省会城市都曾有隆重欢迎仪式。欢送会上，人们表达了异常悲壮的情绪，切望此次会议能拿出救亡的办法，各议长、副议长、议员代表们不能不感到付托之重。以父老嘱托之重，而未能有实际的效果表示出来，他们自然会有沉痛悲凉之感。但这些议员颇不乏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者，他们并非以为几十个议员，几十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能制造出何种奇迹。他们从一开始就有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抱万一之希望，向清廷呼吁，力求对他们有所惊醒。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为改造现政府，推翻现政府做舆论的功夫。为此，在召集联合会的同时，即向各省谘议局、各地商团、各自治团体做联络，动员他们尽力活动，尽力向中央施压。
就在各省谘议局代表陆续抵京，行将开会之际，毫无悔祸之心的清朝廷竟于5月8日、9日两天连续抛出了两项极不得人心，极令各省谘议局议员和全国绅民愤慨的决策：一是成立以贪鄙弄权，臭名昭著的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一是宣布将原准绅民集股筹办的干线铁路收归国有。前者令立宪派根本怀疑清廷将立宪的承诺，因而准备要为争取立宪做最后一搏。后者则关系到千百万绅民身家利害，因而惹起众心反侧。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势必表现出强烈的与朝廷对抗的色彩。
1911年6月4日，在京的立宪派成立了宪友会，并将政纲宣布于外。标定“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具体政纲：“（一）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二）整饬地方政务；（三）讲求社会经济；（四）研究国民外交；（五）督促职责内阁；（六）提倡尚武教育。”
显然，宪友会的政纲，表面是相当平和的。但《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却对此作了耐人寻味的解释。它说：“反复推寻，然后知该党发表之政纲不过表面上之揭橥，至其中所难言者，则留俟明眼人善为体会之而已。夫国家自身不能自卫人民，而至人民之自卫，则人民亦何乐有此国家？”《国风报》在报道宪友会成立消息时亦说，他们“对于时势有一种紧迫自卫之意，盖起草者别有苦心也”。
同时出笼的还有一份报告书，称政府之借债政策、改定币制政策、兴业政策、铁路国有政策，其实皆是亡国政策。因为决策者们“国法不问，国权不问，国民不问”，“引外人以抵制百姓”，“以遂其私”。特别指明，其铁路国有政策“不外借债亡国政策，实一铁路外有政策”。报告书还指出，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外延宕与退让两途”，实是“媚外政策”。报告书总括言之，谓“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
立宪派的主流从过去立足于朝廷俯顺舆情，实行立宪，表现了对清廷的依赖和眷恋；而现在已经是立足于扩大自己的实力，对清廷已经没有了多少感情。其中有些人甚至已准备有机会就要叛变清廷。这固然说明了立宪派的投机性，但却是他们内心思想的真实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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