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暂告一段落。随后，八路军参战各部按照总部的要求进行休整，以利进行下一阶段的作战。但时间不长，敌情即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日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两次遭到八路军大规模攻势作战的打击后，损失惨重，深受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华北日军开始在各地集结重兵，准备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地“扫荡”。自10月6日起，日军先后对太行、晋察冀、太岳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大“扫荡”。
日军所到之处，见人即杀，见屋即烧，见粮即抢，见女即奸，就连老百姓日常生活用的锅、碗、瓢、盆及生产用的各种农具也未能幸免，成了其泄愤的对象，许多村庄变成了灰烬，片瓦无存。日军企图通过此举将敌后抗日根据地变为焦土，使八路军失去生存的条件。针对日军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于10月19日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发出了反“扫荡”命令。命令要求在敌人对各抗日根据地采取空前毁灭政策的形势下，各根据地党政军民要密切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敌人的“扫荡”。于是“扫荡”与反“扫荡”便成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第129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6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晋察冀军区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中旬起，至1941年1月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平西、北岳区的“扫荡”；第120师的反“扫荡”作战从10月下旬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先后粉碎了日军对兴县、保德、临县等地的“扫荡”。
1940年百团发动之后，中国**领导的敌后解放区的部队终于暴露在日军的视线内。日军原本只在华北平原只留下少数兵力，此战过后，东京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必须要保障占领区内（“日统区”）交通顺畅。日军不得不改变在中国战场的兵力布署，甚至因调前方兵力回华北“讨伐”引发一些意外的后果（长高会战），让日军对华北的**武装力量更是恨入骨髓。日军开始对**武装控制的华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实施野蛮的“扫荡”。
1941年3月底，华北方面军集结11万日军和汪伪政府军15万人，开始实施“治安强化运动”，目标是：
1.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
2.加强扩大民众组织。
3.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到四月初这次运动结束之后，华北方面军满意地看到，这次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自觉和热情，从而展开了前所未见的军、政、会、民，同心合力的民众运动。”
1941年7月7日在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内，日军名将57岁的冈村宁次被任命为华北方面军司令。而现任方面军司令多田骏被授予陆军大将军衔，即将调回国内。
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军、第12军、驻蒙军和直属第27、第35、第110师团及几个独立混成旅团，为日本在华的最大一个方面军，总共约有18个师团的兵力。
冈村宁次到北平时，华北日军占据了主要城市、交通干线等地，约占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中国部队在华北有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等。**完全控制的地区大约也有总面积的十分之一。**方面则有晋南第一战区卫立煌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第八战区傅作义等部，以及孙桐萱的第3集团军、何柱国的骑2军、于学忠的苏鲁战区等。
多田骏把中央军当成主要敌人，对**则不太重视。日军在总结对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时就声称：“仅就战斗力而言，八路军不过是一支土匪武装。”华北日军在山西、河北用来对付八路军仅2个师团又9个独立混成旅团。这样造成了在**控制地区的日军兵力分散，被动防御，当八路军“百团大战”开始时，日军第一军主力41师团、36师团、37师团等仍和**对峙，太原军部竟然无兵增援正太线，只出动非战斗人员40多人组成的一个小队来增援被包围的寿阳。甚至在离职前两月的41年5月，多田骏发动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仍是以**为对象，以7个师团在中条山打垮了卫立惶的部队。
冈村宁次改变了前任的战术，对八路军的方式由防御转为进攻，上任后一个月就发动了号称“百万大战”的扫荡，对八路军的“百团大战”进行报复，动用军队之多、行动之快都显露出其作风干练、果断。在华北，冈村宁次对不同的治安区域采用不同的手段：对日军控制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各种伪组织，并村编乡，实行保甲连坐；对双方势力共存的地区以蚕食为主，一步步走上伪化道路，广修封锁沟墙，筑碉堡，防止八路军的深入活动；对根据地则以扫荡和军事进攻为主，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袭击抗日的军政党首脑机关。
彭德怀后来评述冈村宁次：“冈村宁次是一个比多田骏更为毒辣、更为老练的对手。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他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是历来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的一个。”
为了摧毁当地军民反对日本人统治的信念，华北方面军以前所未有的耐心在这里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对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进行所谓“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鉴于日军对有抵抗力量出现过的村庄实行无差别屠杀，为保护乡亲，**部队只好化整为零，回避交战。但是屠杀没有吓倒这支武装力量，只是在蕴育仇恨的沃土里添加了更多的养份，使之生出半个世纪也难以彻底消弥的“仇日情结”。
1941年至1942年，在“扫荡”华北根据地时，日军兵力在千人以上的活动，就达150次左右；在同一地区有时反复“扫荡”达三、四个月之久。许多游击战经验不够丰富的小根据地纷纷垮台，那些创建时间较久的大根据地也被压缩了面积，并因为反击敌人的扫荡而损失了大量军队。至1943年扫荡的结果共军几乎全面撤出山西，并调整回最低限度的游击战。
在这种残酷报复开始后，华北地区一片寂静。日军占领区的“治安”，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但并不意味着**武装力量会坐以待毙。
1941年秋季，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大“扫荡”，兵力达7万多人。
郑多华所在的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下辖5个团和2个支队，所属10多个县处于滹沱河两岸，土地比较肥沃，是晋察冀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1.5万敌军兵分六路，试图与第四军分区主力决战。第四军分区主力部队巧妙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跳圈子，摆脱了敌人的合击，保存了有生力量。同时，他们广泛开展游击战，在敌必经之路上伏击和阻击敌人或实行麻雀战，迷惑骚扰敌人。通过灵活运用我军的十六字战略战术，多华所在的部队屡屡重创日军。比如，第四军分区的一个连，在南北强安地区就牵制敌3000多人，“麻雀战”从上午10时一直打到下午5时，日军被搞得晕头转向，被打死100多人。郑多华以自己所在部队为荣时，也深深思念着远在郴州的亲人们。
在扫荡期间，郑多华所在部队经历过的事儿，别处也常发生，多年后居然有人说在华北消灭日军太少，远不如正面战场上消灭的日军多。简直就是不分主次，当时在华北的中**队不仅有八路军，还有中央军、晋绥军。诸军之中，**的底子最薄，连武器弹药的型号都无法统一，能让日军从前线调集主力部队来清剿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要知道每场战斗，八路军士兵的子弹平均数量为5发，而且缺乏重武器，防空力量几乎为零。更不用说中央政府为了限制**武装的发展在的军械、军饷的发放上克扣严重，在敌后一切补给全靠自筹。所幸的是这支敢和日本鬼子刺刀见红的中**队让沦陷区的人民真心地拥护乃至加入，不少与纪振纲一样的开明士绅也散尽大部家产，与普通民众一起，为这支孤军筹集军需，但也只能让这支抗日力量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勉强维持。百团大战之前，日军根本就没有把**领导的武装力量放在眼中，之后居然不得不调一线主力部队来维护沦陷区的治安，大大减轻了正面战场上中**队的压力，迫使日军连出错棋，发动上高之战，致使一个师团被打残。不仅打击汪伪投降派的嚣张气焰，也为正面战场的友军主力部队赢得了珍贵的喘息之机。
经事后统计，晋察冀根据地在反“扫荡”作战期间，共有2000余官兵和4500多名群众伤亡，根据地面积缩小了4000多平方公里。华北抗日根据地被迫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即便如此，他们对做过的事依旧无悔。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提出打日本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如果说它错了，人们心目中都会认为他的思想是汉奸思想。
中华民族记住了那群手持简陋装备向日军发动攻击的中华勇士们，他们不是被抓的壮丁，大多是生活在沦陷区的和平居民，也有少数大资本家、大地主出身的读书人。当他们挺身而出面对日军的枪林弹雨时，除了对亲人的爱，除了同自己共赴生死的战友，除了不做亡国奴的信念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用自己的血、肉、灵魂，制作出一把把锋利的刺刀，将日军在华北的交通线扎得七零八落，为了民族的生存让自己几陷绝境也终生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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