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卢布鲁克用半生不熟的蒙语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主座上刘华在认真地听。遇到卢布鲁克表达得不清楚的地方，刘华还会用英语询问一下。对于卢布鲁克长期在欧洲传教，英语是比较熟练的，虽然他也很奇怪蒙哥会英语，但是这几年遇到奇怪的事情太多，所以就见怪不怪了。
路易九世的来信，刘华已经在卢布鲁克的帮助下弄懂了。而卢布鲁克一路上的见闻，也让刘华大开眼界。让卢布鲁克告退后，刘华一个人坐在书房内沉思。通过以前自己在阿拉善的经历和现在阅读的一些蒙古以前的典籍，再加上今天卢布鲁克讲沿途见闻，刘华对现在自己领地的宗教现状有了深入的了解。
蒙古政权的宗教政策利弊结合，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宗教自由政策。蒙古统治集团非常明白宗教能够对于人们的思想、心态、行为等各个方面，形成巨大的控制力。因此为了麻痹人民的反抗情绪，即大力推崇世俗宗教的发展，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基督教等各教均兼容并蓄、加以保护，实行宗教信、传自由。二是纵容喇嘛。比如通过立帝师、重僧侣，使得藏传佛教盛行。(喇嘛教是我国西藏的佛教，传播于青藏高原、内蒙地区。喇嘛，藏语汉译，是对僧人的尊称，是“无上”之意；喇嘛教，则为对藏传佛教的尊称。)喇嘛分：佛爷喇嘛，亦称呼图克图、呼笔勒罕；札萨克喇嘛，一般冠有达喇痔称号；寺庙喇嘛；在家喇嘛，指在家修行、身着喇嘛服的善男信女四类。蒙古与佛教发生关系，始于元太宗窝阔台之子阔端——当时传入的是西藏佛教萨伽派，即红教。（忽必烈则以喇嘛教为国教，重用八思巴为国师，掌握宗教大权，并参与军政要务，喇嘛地位提高，于是就恃宠而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宗教自由政策虽然促进了各种宗教文化的发展，但喇嘛的胡作非为也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威胁到当时社会秩序的安宁。
总体而言，蒙元时期的宗教之花是色彩纷呈的，主要有以下几枝花朵：
一是萨满之花。古蒙古人最早信仰萨满教，崇拜神灵。萨满教把世界分为三层，即天堂在上，是神的居所；地在中间，为人类的住处；地狱在下，是恶魔的居所。蒙古人认为掌握萨满教的巫师能占卜吉凶、预言祸福，因此，早期的巫师多参与部落重大疑难问题的解决，甚至诸如首领选举承、战争、和平等要事均离不开他们。成吉思汗时代，即专门设置“别乞”（教长）一职来管理萨满事务。由此可见，其在这个草原民族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里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
二是图腾之花。图腾崇拜在蒙古民族心理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蒙古秘史》中即记载了蒙元民族主要存在着狼图腾、鹿图腾两种，另外还包括熊、芒牛、天鹅、鹰、树木等图腾崇拜形式。而且经历了母系图腾和父系图腾两个时期。在蒙古民族内心世界，一直流传着“苍狼白鹿”的神话，认为狼是他们的始祖父，鹿是他们的始祖母。狼图腾现象，几乎是所有北方草原民族如匈奴、突厥、回鹘等部族共有的精神信仰，均有过生动的狼神故事。由此而说明——在那蛮荒的草原，狼对于人来说既是种非常可怕的野兽，但凶猛中又富有灵性。于是，人们由恐惧而敬仰，最终凝结成“狼图腾”的心理，也进而有了如今广为流传名著《狼图腾》一书。鹿，性情柔顺、和美，但却具有灵活快速的神力，于是蒙古民族在情感上对其产生祟拜，认为鹿能显灵，可驱魔镇邪。正因如此，对于草原上的白色鹿、苍色狼，成吉思汗即在围猎中特降旨——对这两种野兽要放生，作为神兽而加以爱护。
三是藏传之花。佛教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分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三支。藏传佛教是在藏区孕育的，具有鲜明的藏族文化特色。在我国，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有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锡伯族、纳西族等，传播地区包括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内蒙古、新疆等蒙古族地区，境外有蒙古国、苏联远东、比利时布鲁塞尔、希腊雅典、法国卡斯特朗等地。藏传佛教自13世纪传入蒙古地区，一直得到历代蒙古可汗的扶植。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奉元成宗帝之命，在国师却吉俄色的主持下，大量藏文佛经译为蒙文。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大元的发展。
四是道教之花。暮年成吉思汗年老体衰，闻听全真教掌门丘处机有养生长寿秘诀，便派人下诏请丘处机前往汗帐，讨教长生之术；丘处机随即率领门徒前往西域大雪山。此事即发生于1220年，该年丘处机偕弟子十八人从莱州出发，行程万里，历时二年，到达西域今阿富汗境内大雪山拜见成吉思汗，并劝元太祖戒杀。成吉思汗赐号“神仙”、“太宗师”，弟子李志常则著《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此事。1224年，成吉思汗返归燕京，赐丘处机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于是全真教大兴。丘处机抓住了这次机遇，派门徒遍行州郡，广建道观，传播教义，声势日盛。成吉思汗东归以后，又再度关照丘处机，先后两度下旨，要给他们免税的待遇和更大的权利，旨曰：其一：皇帝圣旨道与诸处官员：丘神仙应有底修行底院舍等，系逐日念诵经文告底人每，与皇帝祝寿万万岁者。所据大小差发税赋，都教休着者。据丘神仙底应系出家门人等随处院舍，都教免了差发税赋者。其二：宣差阿里鲜面奉成吉思汗皇帝圣旨：丘神仙奏知来底公事是也煞好。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便理会，只你识者，奉列如此。
有了成吉思汗的支持，全真教的道士们积极行动起来，持金牌南来北往，大肆圈占道教地盘，最后难免做的过分，出了一些不法的事情。他们居然强占佛教寺院，强迫僧人改宗道教，终于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到如今，佛教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三大宗教之一，其势力和生命力岂能小觑，一旦佛家弟子开始反抗，道家的势力顷刻瓦解，根本不是对手。
丘处机死后不久，即有人状告全真教，说他们为丘神仙建的灵堂墙壁上绘有越轨的壁画，蒙古当局不由分说，立即将全真教的新掌门尹志平逮捕，由此拉开了佛教徒反击的序幕。
蒙哥汗即位以后，佛教已经深得蒙古权贵的尊宠，有了官方的支持，佛教徒放手反击。这时候，少林寺的一位长老裕公首先发难，向官府状告全真教的不法行为，当局再次不由分说，将佛道两家的领袖人物一齐召到和林城，要他们当面对质，辩论是非。在和林城里的万安宫，佛教徒向全真教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列出了对方的多项罪名，最要害的一项，就是指责全真教徒们大肆宣扬的《老子化胡经》，该经杜撰了老子西出关，到了印度，最终成了释迦牟尼老师的故事，由此认为三教之中，道教最大。但是这种表现出来的中原地区的文化优越感，恰恰是蒙古统治者所忌讳的，“化胡”两个字让全真教的教领们百口莫辩，一败涂地。不久，当时主管漠南汉地的忽必烈，又接到有人状告全真教行为不法的案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立即派人将全真教的代理掌门人张志敬拘来，痛打一顿，以至张“头面流血，全无愧耻”。
1258年，由于两教的口角不断，忽必烈再次出面，召集两教人士进行大辩论，两教各出精英共五百余人，汇聚到当时的王府开平城，儒家方面也出动领袖人物作为中间人，仲裁两家的胜负，一时内蒙古大草原上汇聚了大量的宗教学者，好象召开的是一次国际学术交流会。此次大辩论，全真教徒又一次大败，忽必烈为了让全真教徒心服口服，临了决定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要他们表演他们自己宣称的绝活，“佩符入火，自试其术”，当然没有人敢于接受挑战。全真教至此遭遇重创，道教经典被焚毁，五百多处道观被勒令交给佛教徒进驻，参加这次辩论的十七名全真教领袖人物，被强行押往寺院，剃发为僧，分头监禁，并发布文告：“其落发道士，遍散诸寺，无一逃失，若去了者，与贼同罪”。像管贼一样“监督修行”，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
五是杂教林立，比如伊斯兰教、基督教，虽然规模很小，但是也在领地内生根发芽、遍地开花了。
面对复杂的宗教现状，刘华决定有必要进行宗教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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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教友——道教奇人丘处机。丘处机，号长春子，是全真教北斗七子之一。全真教是王重阳于1167年创立，其教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丘处机生于1148年，金代山东栖霞人，字通密，后赠号长春真人。19岁时出家牟平昆仑山，为王重阳第一位弟子。他以虔诚、机敏、好学，深得王重阳器重。1169年，王重阳西游途中病逝于汴梁，弥留之际嘱咐丘处机继承全真大业。丘处机和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瑞、长生子刘处玄、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清静散人孙不二（马钰之妻）号称全真七子。丘处机在王重阳去世隐居磻溪**，历时六年，平时外出一律携带蓑笠，所以世人称之“蓑笠先生”。不久，他又赶赴宝鸡龙门山隐居潜修七年，成为全真龙门派创始人。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主张修道教应出家，断绝一切尘缘。主张清心寡欲为成仙之本。著有《鸣道集》《摄生消息论》《磻溪集》《大丹直指》等书。1227年7月，丘处机病逝于北京白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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