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一作者:日期:2007－5－1112:58:30
一部家谱拽回“失踪”历史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两大悬案
大变局，往往意味着大灾难、大动荡，同时也是大机遇、大转折。
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上最为诡谲多变的年份之一。那是一个国家天崩地裂、沧海桑田的年份，一个机遇山呼而来、海啸而去的年份，一个产生英雄、造就悲剧的年份。
按照天干地支的古老纪年方法，这一年唤作甲申年；按照天干地支古老纪年方法，至今岁月已经循环了6个甲子。但这一年还是让人无法忘怀，曾经有无数人记述、探求、回味、思考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郭沫若先生于1944年写就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这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的名文中，郭沫若先生把大量笔墨给了李自成麾下的几位河南人，似乎在他看来，李闯王“成也河南人，败也河南人。”。对于一位叫李岩的河南人，郭沫若更是倾洒了浓的化不开的惋惜和同情。文中他写道：“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还感慨：“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郭沫若为什么如此推重李岩？这大概要从李自成的悲剧说起。
李自成是在河南化为蛟龙的。
崇祯十三年（公元１６４０年）之前，李自成屡战屡败，被官兵逼得几乎上吊自杀。崇祯十三年，他从巴西鱼腹诸山中轻骑突围，逃入河南。自此后恍如脱胎换骨，仿佛蛟龙入海，几乎战无不胜，所到之处望风披靡，发展之快，只能用暴风骤雨来形容：三年多一点时间，他把河南、湖北、陕西收入掌中。随后从西安出发，不到两个月便拿下山西，打到北京，没三天工夫便攻下北京城，逼得崇祯皇帝上了吊。短短几年工夫，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改朝换代眼看就要完成。
但很不幸，李自成“其兴也勃，其败也忽”，在北京紫禁城的龙椅上只坐了４２天，“冲冠一怒”的吴三桂就引着清兵杀奔而来，从此李自成一败涂地，上演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悲剧。
在郭沫若先生看来，李自成“其兴也勃”，是由于得到了李岩；而“其败也忽”，是由于他不再听信甚至杀害了李岩。
李岩有两次重大的建议。李自成初入河南，李岩说：“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闯王听了这话，严明了军纪，“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此后他的部队几乎令天下望风披靡。郭沫若认为：“有了他（李岩）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李岩上疏建议他严格约束部队，稳定京城，招抚吴三桂。大概话说得不太顺耳，闯王这次“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并不行”。不仅如此，退出北京城之后，李自成倒是听信了另一位河南人牛金星的谗言，杀死了李岩。据史籍记载，这次内讧导致了义军的瓦解，“由是自成将相离心，献策他往，宗敏率众赴河南”。
在那个甲申年，李岩是一位能看清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悲剧人物，因此他被郭沫若所看重。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的名文，由于受到**的赏识影响极大。但在学术界，郭沫若的观点和他所引用的史料并不为所有的人信服。
史籍记载，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父亲是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的李精白。但清初就有人撰文指出，杞县并无李岩其人，李精白也没有这样一个儿子。三百多年来，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位“乌有先生”。１９７８年，知名学者顾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认为李自成军中未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如此重要的人物真是位“乌有先生”？这成为史学界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大悬案。
２００２年，焦作博爱县唐村李姓家族发现了失传多年的家谱，有明史专家看到这部家谱后，惊奇地发现，李岩确有其人，但他不是杞县人，而是博爱人。
不仅如此，专家在进一步研读中发现，学术界争论已久的另一悬案——太极拳源流之争，也可在这部家谱中找到答案：太极拳是李岩和他二哥李仲，与其表兄、温县陈家沟的陈王廷共同开创的。
一时间，这部《李氏家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这部家谱的面世，能让困扰学术界数百年的两大悬案水落石出吗？
老家谱好似断线风筝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博爱县的李立炳先生从小就知道这首歌谣，但他从来没想到它跟自己会有什么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李立炳发现，这首明朝末年广泛流行的歌谣，竟然出自他的一位祖先之手。
２００２年春，李立炳从博爱县农场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恰在这时，他的家乡——博爱县孝敬镇唐村的李氏家族兴起了续写家谱的热情，家族的人觉得李立炳为人勤谨，有文化有见识而且又有空闲时间，一致推举他来负责这个事儿。
李立炳很快发现，他所应承下来的，是一桩极其棘手的任务。家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称为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以特殊的形式记载本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录，即记载始祖、始迁祖以来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这是确认它是不是家谱的重要标志。唐村李氏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家族曾经有很完整的世系图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烧掉了。
“当时非常忌讳！谁有家谱那是大问题，没人敢保存。天天喊着‘破四旧’，谁家有老东西都烧了！”李立炳说，接受家族编写家谱的委托后，他几乎找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家族往昔的背影模糊而混沌。
不久，在李立炳的建议下，唐村李氏召开了家族会议，动员家族成员提供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包括碑文、地契、买卖契约等所有过去的文字资料。
再大的风浪过后，也总会有些东西幸存下来、沉淀在水底深处。唐村是个古村，至今仍保留了不少明清民居，一些残破的石碑、发黄的纸张，承载着记忆的碎片，从各个角落浮出水面，汇集到李立炳的手中。但这些东西，都是片金碎玉，难以构成家族史的亭台楼阁气象。如果发现不了老家谱，续谱的事儿恐怕很难做得完善。种种迹象表明，在村里就是挖地三尺，也绝对不可能找到老家谱。此时的李立炳有点灰心，他感到，家族的往事如断了线的风筝，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天空，再也无法追寻。
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重要的发现来得十分偶然。２００２年清明节，李立炳回家上坟，遇到７６岁的李成秀老人。他们都在坟上烧纸，话题很自然地转到续修家谱的事儿上，李成秀突然想起她幼年时的一件事，抗战胜利不久，她父亲去西安之前，曾让人抄录了一份家谱带走了。
这份抄录的家谱是否能逃脱劫难，留存在世间呢？李成秀直摇头，她父亲１９５３年就失踪了，后来再没音信，虽然继母和几个弟弟妹妹还在西安，但经过五六十年的沧桑，村里的家谱都失传了，这份抄录的家谱能保存下来吗？
李立炳动员李成秀：“咱们去陕西找找吧，要能找到那可是一大贡献。”大约半个月后，在村里人的支持下，他们去了西安。李成秀的继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当他们说明来意，老太太顿时面若冰霜，很干脆地告诉他们，是有一份家谱，但早就扔了。
残破家谱隐藏偌大秘密
两个人很失望，正要空手而返时，李成秀的弟弟李成海告诉他们，家谱毁了一部分，但大部分其实还在。母亲不想让看，是因为曾吃过大亏，她被李家的家庭背景拖累怕了。
李成秀的父亲李太存是“掂过枪”的人。抗战时期，他曾是**博爱县大队副大队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占领了博爱一带，当时他们来势汹汹，李太存的父亲很害怕，非要让儿子退出县大队，到西安经营家里的怀药和麝香生意。李太存的叔叔是私塾先生，写一手好字，他连夜赶抄了一份家谱，让侄子随身携带。
解放后，由于家里地多，李太存的父亲被镇压了。１９５３年，听说李太存在西安，博爱县派人去抓捕这个“逃兵”。李太存听到风声，赶回家与妻子道别后匆匆离去，从此再无音讯。“文化大革命”中，博爱的红卫兵又想起了远在西安的李太存家，他们前去调查，原在公安系统工作的李成海因此被调离了工作岗位。李太存失踪后，家谱成为与他关联最密切的东西，为了寄托相思之情，妻子怎么也不肯毁掉这个可能带来危险的东西，将其珍藏起来。
了解了这些情况，李立炳在李成秀、李成海的帮助下，耐心说服了老太太，最终看到了她所珍藏的李氏家谱。
家谱抄写在石印账簿纸上，线装，自订。纸张已经发黄，那是江浙一带用竹子做原料制作的纸，怀庆府（今焦作）一带称其为“竹纸”，看上去比较细腻也比较脆。家谱现存２５页，后面五六页被撕毁。
这份家谱修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修谱人是李元善。家谱记载了唐村李氏始祖李清江于明朝洪武四年从山西洪洞县凤凰村迁来后，一直到十二世各代男性的名字，以及他们简略的生平事迹。
看着家谱，李立炳内心深处禁不住阵阵战栗，他仿佛穿越时空，看到了幽深而神秘的祖先们的世界。
从家谱上看，唐村李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谱中所记的人大多“文武双修”，有进士、举人，更有名播数省的武术大家。
李立炳觉得，家谱最奇特的地方，是其《序》文最后对族人的一段忠告：“族长严训，谓明末吾族门九世李公讳仲、讳信、讳牟、讳栋、讳友，皆诱入闯贼，谋主数将。族裔诚祀之所事，避谈籍谱，勿传扬焉……”似乎家族有段隐秘的历史，明朝末年，不少人加入了李自成的起义军，修谱人要求子孙后代尊敬地祭祀他们，但在外人面前应避谈此事，以免给家族带来灾祸。
对于这段内容，李立炳很感兴趣，但他当时并不知道，家谱中所谈到的李仲、李信、李牟、李栋、李友，都是李自成麾下知名的大将，而李信，就是赫赫有名的“制将军”李岩——那个跟红娘子一起扯旗造反的英雄。直到有一天，李立炳带着这份家谱，误打误撞地闯进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当表情震惊的专家学者围住他，争相索要有关资料时，他才被自己家族深藏的秘密震得愣在了当场。
这份修于清朝康熙五十五年的家谱，记载了李氏家族于明洪武四年从山西洪洞县凤凰村迁到博爱后，一直到十二世各代男性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
为寄托对丈夫李太存的思念，这位老人一直珍藏着李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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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二作者:日期:2007－5－1112:58:30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李岩身世缘何成三百年悬案？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是李立炳平生最为荣耀的日子之一。虽然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这一天，他在一个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上侃侃而谈，台下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全神贯注地倾听。会议一结束，专家就围着他，要求查看唐村李氏家谱。
寻找到失传多年的家谱，对博爱县唐村李氏家族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但他们没想到，这份家谱对史学界同样意义重大，所以家谱又“沉睡”了一年多。一年多后，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份家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李立炳从西安找回家谱后，开始续修家谱。为了准确无误，他们边写边找各家核对。看到家谱，60多岁的村民李振民让突然想起一件事，他父亲临终时交代，唐村与附近李洼村是同宗，两村的关系，“在咱家地里埋着呢”。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平了老坟，他父亲在老坟犁地是犁出一块大古砖，一看竟是唐村李氏始祖李清江的墓志。他父亲没敢对任何人说，又悄悄找地方埋掉了，直到临终才向儿子做了交代。
根据这个线索，李立炳和村里人挖出了那块大古砖，用水洗了，勉强能看到上面的字，除了写有李清江和他妻子的名讳外，还有这样一行文字：“家住山西洪洞凤凰村，洪武四年来到河内怀（庆）府唐村。弟李清河同来，住李洼村。”
以前唐村和李洼村都传说两村是同宗，但一直在争，都说自己的祖先是兄长。发现这块墓志后，两村人共同立了一块“李清江、李清河迁址纪念碑”。
随后，唐村人李俊汉又找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千载寺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千载寺位于唐村外，“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数十通石碑有被砸毁，有的下落不明）。照片上的碑文显示，千载寺曾经是明朝初年向河南迁民的中转站。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唐村和李洼村相约，各出４人雇车前往洪洞凤凰村寻祖。在洪洞县县志办，李立炳把自己收集的资料拿给有关人员看。县志办的领导看后很吃惊，告诉他们全国移民文化研究会第二天就要在该县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２８个单位的５０多个专家学者到会，希望李立炳也到会上发言。
李立炳很意外也很紧张：“叫我发言那可不中！人家都是专家教授呀！”但大会筹备组研究后，一致要求他发言。那一晚上，李立炳几乎整夜没睡，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准备了好几个发言提纲。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彩。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有关李岩的史料，会议一结束，专家们迫不及待地查看家谱，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抄录起来，李立炳倒有些受宠若惊了：“不用抄了，一会儿我给你们复印。”吃饭的时候，专家们纷纷过来敬酒：“真意外，你轰动了会场！”郑州大学教授、著名明史专家王兴亚先生对他说：“如果家谱是真的，那可以帮助解决三个悬案：李岩身世、太极拳起源、洪洞移民路线。”
随后，王兴亚等专家先后对家谱进行考证，并发表学术论文，对家谱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进行了鉴定，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目前有更多学者在对唐村李氏家谱进行研究，试图破解几桩困扰学术界数百年的悬案。
这个悬案真够“悬”
李岩的故事广泛流传，其大致轮廓如下：他原叫李信，河南杞县人，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家乡遭受饥荒时，他劝说杞县知县赈济饥民。遭到拒绝后，他拿出自己家的粮食救济灾民，老百姓对此非常感激，奔走相告：“李公子活我。”这时候有个叫红娘子的杂技演员聚众造反，她非常倾慕李信，绑架了他，强行让他娶了自己。李信受不了这个“野蛮女友”，找机会逃回家中。但官府竟然把这个被绑架的“人质”当强盗抓进了监狱。红娘子闻讯攻打县城，营救自家老公，全县饥民群起响应，救出了李信。此时的李信迫不得已，率众投奔了李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用为“谋主”。其弟李牟，也成为起义军的大将。
此后李岩成为历史大转折时刻的悲情人物：他的参加使起义进入**，推翻明朝；他的被杀加速了起义的失败，导致了满清２００多年的统治。
劫余乱后，文人纷纷著述，追述和研究明末这段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历史。上述李岩的故事，出现在赵士锦《甲申纪事》、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吴伟业《绥寇纪略》等文献中。这些作者或为知名文人，或为著名史学家，他们的记述不该是毫无凭据，因此李岩的故事被广泛认可，后来官修《明史》，也写入了李岩其人。三百多年来，因其浓郁的悲剧成分、足够的传奇色彩和引发历史转折的关键意义，李岩的故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金庸的《碧血剑》、姚雪垠的《李自成》都塑造了英武洒脱的李岩。不但文学家，史学家同样看重此人。在后来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李岩的故事都被史学家挖掘出了不同的意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即是一例。
但有趣的是，在李岩故事流传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从此异议不断，使李岩长期成为争论焦点。
人们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李岩的身世上。与李岩同时代的商丘人郑濂在《豫变纪略》中说：“……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由于对杞县十分熟悉，郑濂自信地认为，很多文章中记述的李岩，其实是位乌有先生。
无独有偶，康熙三十二年《杞县志》中的《李公子辨》，同样指出杞县根本没有一个叫李岩的举人，也没有任何叫李岩的人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作者指责谷应泰、谈迁等人撰写史料不负责任，并认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既然杞县并无李岩其人，此人所有的故事都值得怀疑。
又过了几十年，李精白的后裔、颍州（今安徽阜阳）人李祖旦撰文说，李精白不是杞县人，而是颍州人，因颍州人参加开封府乡试，所以文献记载他是开封府籍。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麟孙、李鹤孙，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生卒年很清楚，绝对不是李岩。
１９７８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向“李岩”发出了“致命一击”。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引述大量史料得出结论，李自成起义军中，根本不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认为这是一个“合成”的人物，是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福士，一位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河南历史方面颇有建树。他对李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认为这个人和他的故事“不再是实在的历史”，但经过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已成为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可以作为明清变迁之际思想的一个重要迹象进行研究。
如此一来，历史如坠五里云雾。即便是认可、推重李岩的人，也对很多细节感到困惑。郭沫若就曾经承认，他写李岩所依据的一些史料来源是“不可靠的”。而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并且也可能“不是杞县人”，而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
此李精白非彼李精白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记者才理解了一个问题：那些重量级的专家，为什么在见到李立炳所带的家谱后那么震惊。这份家谱对研究明末的历史太重要了，很可能是解决三百年悬案的钥匙。
按照李氏家谱的记述，李岩虽是清化镇（今博爱县）唐村人，但他跟杞县、跟“李精白”的确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身世备受人们质疑，大约是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造成的。
家谱记载：“信，字岩，名（号）威，配陈氏、孔氏。贡生。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卒于崇祯十七年。”他父亲叫李春茂，在家排行第四，大哥李伦，二哥李仲，三哥李俊。李家当时已是大家族，在济源开有煤矿，还在不少地方开有粮行。
李信与二哥李仲（号大亮）关系最密切，两人与表哥、温县陈沟陈奏廷（字王廷，被认为是太极拳创始人）曾在唐村外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拜师结义”，“创艺太极养生功十三式拳”。
后来，兄弟俩陪同陈奏廷到开封考武举，陈奏廷箭法出神入化，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凤夺巢”（即９箭从一个箭洞中穿过）。由于拒绝向考官行贿，报靶官认定只射中一箭，陈奏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像最近“我顶门”事件中的齐达内一样失去理智，张弓搭箭，一箭射死报靶官，考场当即大乱，李仲、李信哥俩只得护着表哥，杀出考场。随后，陈奏廷到登封一支起义军中避祸（据说此事在温县陈家沟代代相传），而李信哥俩也不敢回家，跑到杞县姨母家躲避。他们的叔父李春玉在杞县开粮行，李信就在粮行当会计。李春玉字精白，号晶白，没有儿子，李信早就过继到他门下。也许因此，李岩被传为“李精白之子”，而当时还有一个名气十分大的“李精白”，此人曾任兵部尚书，是魏忠贤阉党中人。大约是有人想当然，造成误会，此“李精白”成了彼“李精白”。
关于李岩赈济灾民的事儿，家谱中也能找到影子。他在粮行工作期间，编写过赈济饥民的歌谣，后来传播甚广，又曾用粮行粮食赈济灾民。后来粮行破产，李岩回到家乡，再入千载寺习拳。
史料中提到的李岩之弟李牟，按照家谱的记载其实是他堂弟，此人也是拳术高手，在陕西传授拳术时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李自成进入河南，李牟回家“牵诱”李仲、李信等人加入起义军。家谱记载说：“（崇祯）十七年（李信）遭贼冤杀。”
唐村李氏家谱不但对李岩的家世和身世作了清晰记述，可以澄清史籍的混乱，而且还记述了李自成起义军其他几位将军。
《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以及《明史》里都记述了李岩之弟李牟。由于李岩存在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李牟必定也是“乌有先生”。家谱的发现，同样证明了李牟的存在。
李自成部队还有李友、李大亮等李姓将军，他们是何处人、出身及经历如何，都没有留下记录。按照李氏家谱，他们都是唐村人，李大亮就是李岩的二哥李仲。李岩被冤杀后，李仲“解甲离闯贼营”，逃到浙江投奔他三弟李俊，长期在浙江“传拳为生”。清朝建立，社会稳定后，李仲回到家乡，康熙二十八年去世。
李岩只有一个儿子，并且很早就夭折了。李仲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元善过继给他。李元善因此“一门双挑，仲、信双立祖，世裔奉祀。”
唐村发现的家谱，就是李元善续修的。虽然李岩死时，李元善只有几岁，但他应该从父亲口中了解到确实的信息。
明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研究认为，父子亲情使李元善在修谱时不能回避家族的这段隐秘历史，并且他有条件“摒弃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实传闻与记述，依据父亲提供的材料，将事实真相告诉世人”。正是这些记述，使我们对于真实的李岩、李牟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该谱取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在唐村，人们还找到了可以佐证家谱的东西。李立炳是李元善后裔，他家仍幸存有祀奉先祖的轴帐一幅，是清末遗物，上有“世祖考信字岩，妣陈、孔孺人之神主”字样。因年代久远，尘染烟熏，轴帐的白纸发暗发黑，已残破，但其字迹仍清晰可认。
据博爱县地名办主任魏美智介绍，唐村还发现了三份明末清初的契约，分别是李牟父亲李自奇卖地契约、李仲买地契约和李春玉做“同中人”的卖地契约。在李立炳家，记者看到了这三份契约的复印件。
在唐村，记者惊奇地发现，这里保存了不少明清民居。据魏美智介绍，唐村中街４０号、４２号等四座院落都是明末建筑，这四座院落坐北朝南紧紧相连，其临街房是同时立架上梁，同时落成，其檩条榫榫相扣连为整体，它是李岩的父亲李春茂为四个儿子建造的。
徘徊在古朴的四合院内，记者不禁心思恍然：这难道就是当年李岩生活、成长、习文、练拳的所在？
长期以来，李岩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为研究李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专家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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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明末风云＊太极拳源流之谜”系列之三作者:日期:2007－5－1112:58:30
作者：姚伟文文章来源：大河报
李自成入河南化为蛟龙
回望往事，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必然的、有规律的；但当你陷身其中的时候，则满眼皆是偶然和混乱。个人经历如此，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也当如此。
能号准时局脉搏、找到病灶、对症施药、妙手回春者，有大智慧。如诸葛孔明，未出茅庐定天下三分，既是如此。
李岩的存在曾经遭到质疑，被认为根本不曾真实存在，他的故事自然也应该没有真实发生过；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和对其真实性的认定，把这个悲剧人物还原为历史的真实，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史籍中关于他的故事，特别是那些负责任的史学家所记述下来的。在这样的故事立，从河南博爱唐村走出去的李岩，是明末那场大动荡、大变局中的大智慧者，他的悲剧在于，他没有遇到刘备，更没有遇到刘邦或李世民。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那么推崇李岩，原因就在于此。
1640年，李自成起义军经历了一个奇迹般的变化。港片《富贵逼人》中，“肥姐”连中**彩大奖，从一贫如洗到一夜暴富，可谓幸运之至。但她的幸运与1640年李闯王的幸运相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１６４０年是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已起兵十来年，他与其他义军流动作战，没有多大作为。两年前，李自成在梓潼遭官军合围，狼狈败退，又在潼关塬被明朝大臣洪承畴、孙传庭夹击，“自成尽亡其卒，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窜伏商、洛山中”。
此时明政府以为李自成已不足为患，下令洪承畴改任蓟辽总督，孙传庭改任保定总督。有消息说李自成已经死亡，继任者遂不再追查，他因此逃过一劫。
一年后，北方再次遭受大旱灾，饥民遍地，李自成趁势再起，但很快为官军所迫，前去投靠张献忠。可那哥儿们不地道，想把他做了，幸亏他比较机警，骑匹骡子仓皇逃走了。他的背运没有到此结束，明大臣杨嗣昌又督师追击，派人叫他投降。性格刚直的李自成傲慢地拒绝了。杨嗣昌遂率官军把他围困在巴西、鱼腹诸山中，他走投无路，心灰意冷，找了根绳子想一死了之，正找地方挂绳子时，被养子双喜劝止了。
多年征战、桀骜不驯的李自成想到自杀，那可不是心血来潮。这时候他的很多部将悄悄逃走，前去投降官军，所有的一切都让他感到自己已是穷途末路。刚解下上吊绳，更让人绝望的消息来了：他的铁哥儿们、最为骁勇的刘宗敏也打算投降。李自成找到刘宗敏，俩人相对无话，看到旁边有一荒废的祠堂，他发出一声长叹：“人言我当为天子，现在算一卦，要不吉利，你砍了我的头去投降吧，也不枉咱哥儿们一场。”宗敏点头同意。李自成拿了几个铜钱扔起，呈现的卦相竟然是大吉！背到极点的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扔卦，结果“三卜三吉”。
按照《明史?李自成传》的记载，这次卜卦对刘宗敏的影响极其深刻，他回到住处，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自成乃尽焚辎重，轻骑杀出重围，向东进入河南淅川。
奇迹从这一天开始。李自成一入河南，恍如脱胎换骨，仿佛蛟龙入海，往昔的挫折、失败、霉运、晦气，似乎都留在了鱼腹山中。他的队伍迅速壮大，攻城略地，很快打下河南、湖北、陕西诸省，三年多后，他进入北京，坐在了紫禁城的龙椅上。
１６４０年，李自成为什么如此走运？其间发生了什么？
满地干柴待烈火
明朝到了崇祯年间，已经彻底烂透，不灭亡是没有天理的。连老天都跟崇祯皇帝过不去了。
如果连续１３个月滴雨不下，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崇祯十二年六月到十三年七月，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现在的焦作一带。整个河南省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崇祯十三年八月，河内（今沁阳、博爱一带）知县王汉请来画家，将本县灾情和饥民状况画成十六幅《灾伤图》报奏朝廷，他希望用最为直观、最有冲击力的方式，让朝廷了解灾情，目的是请求减免繁重的赋税。
王汉是崇祯十二年六月调任河内知县的，当时这一带大旱，沁河断流，河床干涸。没几天却暴雨倾盆，数日不停歇，沁河因之暴涨，数百顷田地化为泽国；又过几天，漫天飞蝗过境，将剩余的庄稼吃光。当年河内县就发生了饥荒，王汉派人去外地买了大批粮食赈济饥民。但厄运刚刚开始，从六月这场暴雨之后，一直到第二年八月王汉请人画《灾伤图》，老天再也没下过一滴雨。由于旱得太厉害，老百姓没法种麦子，而蝗虫却有了繁殖的良好条件，遍地蝗蝻，“无虑万顷”。
王汉在附送的《河内县灾伤图序》中说，由于秋、夏两季绝收，“贫民食树皮尽，至食草根，甚至父子夫妻相食，人皆黄腮肿颊，眼如猪胆，饿死累累”。而就在这样严重的灾荒面前，朝廷不但不赈济灾民，反而仍要该县承担繁重的赋税。除正常赋税外，河内一县额外要负担的辽饷（与满清作战费用）、练饷（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费用）２．４２万多两，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捐税，“河内之赋之重未有如今之甚者也！”在《序》的结尾，王汉说：“念皇上居深宫之中，远轸民灾，谨令绘工画十六图，而臣手记其略，冒死进呈。嗟乎嗟乎，图之所能及者，得而见之；图之不能及者，不得而见之也……可奈何哉！”遭受如此严重的灾荒，一个有良知的知县仍要苦苦哀求减免赋税，可见当时的明朝行政机构之冷血和僵死。而在民间，崇祯皇帝早就有了一个雅号——“重征皇帝”。
承受如此深重灾难的，决不仅河内一县，而是整个河南。很多地方在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已经连续三年发生蝗旱之灾，到十三年，别说穷人，就是小康之家也在死亡的边缘挣扎。不是没粮食，而是买不起，“斛谷万钱”。而官府仍逼收苛捐杂税。于是整个河南“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是岁（崇祯十三年），中原盗起，时大饥，斗米钱三千，人相食，群盗大起如牛毛”。
那年李自成进入的，就是这样一个河南。他从淅川进入南阳，“饥民从自成者数万”。简直就是烈火遇到大面积的干柴。
李自成死灰复燃，队伍迅速壮大，从南阳杀奔洛阳，攻下宜阳、偃师等县。“饥民从者日众，土贼一斗谷等皆附之，远近响应，其势渐强”。
这是李自成平生一大转机，但这不足以帮助他取得那么巨大的成功。他以前也曾强大过，可灾荒一过，官兵进剿，还是被弄得“独与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溃围”。很多史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从这一年开始，李自成部队发生了一种划时期的改变。如郭沫若所说：“（崇祯）十三年后的李自成与十三年前的不甚相同，与其他‘流寇’首领也大有悬异。”这种转变“在各种史籍上认为是由于一位‘杞县举人李信’的参加”。“有了他的入伙，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史上最成功的公关广告
“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从１６４０年年底开始，河南、湖北各地时常会见到摇着拨浪鼓的小商贩，不怎么卖东西，只喜欢教小孩子唱这样的“流行歌曲”，学会的小孩，能得到糖豆若干，唱得好的，能得到馒头一个。
于是这些的歌谣迅速流传开来。那时“比年饥旱，官府复严刑厚敛，一闻童谣，咸望李公子至矣”。
这些小商贩都是李岩派出去的，歌谣也是他写的。今天，有人称此举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公关广告之一。它的成功，不仅是由于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找到了一种有创意的表达方式，更在于有一个极好的诉求主题，在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闯王的新形象。
有人分析说，这首歌谣如果只有前三句，那就是流寇，加上第四句，不仅流寇变性为“农民起义”，前三句也从泄愤变为鼓动闹事。而李闯王也有了切中时弊的“施政主张”，用郭沫若的话说就是“明末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走上了正轨”。
在此之前，人们对李自成起义军是有恐惧心理的，所过“（百姓）皆保坞堡不下”；此后，“无知穷民皆望得钱；拖欠钱粮者皆望蠲免……因此贼（指李自成）计得售”。
有人说，李自成是凭着直觉闹革命，一开始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信念。他对机会的把握向来问天。崇祯元年元旦，大雪，他与几个穷哥儿们在山中饮酒。兄弟们推自成为首造反，道：“或取皇帝，也未可知。”自成说：“当问天。”取一支箭插雪中，深深一拜，说：“若可做皇帝，雪与矢齐；不然，则否！”结果，漫天大雪飘然而下，雪没过箭羽。自成大喜，遂起。
而李岩则是一个有高度政治智慧的人，他对时局的理解高人一筹，最知道成就大业需要做些什么。
“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在最为动荡的年代，李岩为李自成指引了通向皇帝宝座的康庄大道，这也是将中国**灾难的正途。“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一个天下归心的王者形象呼之欲出。
此后的李闯王严明了军纪，名言有“杀一人如杀我父母，淫一人如淫我姐妹！”具体的纪律也逐渐制定，“马腾入田苗者，斩之。”“各营，有擅杀良民者，全队皆斩”。
大军所向，首先“传牌各处，不淫妇女，不杀无辜，不掠资财，所过秋毫无犯”。这样一个李闯王，几乎令天下望风披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已势成燎原，崇祯皇帝召对群臣，马世奇说：“今闯、献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
但对于明朝来说，已没有能力挽回人心，人心已为李自成所拥有。
开门迎闯王闭门拒官军
明朝的军队早已失去了民心，他们比土匪好不到哪儿去。
明朝末年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经常拖欠饷银，很多部队一两年不发饷，只能给政策，让他们自己去“创收”。官军要卖命打仗，却没有军饷，抢劫起来理直气壮。比如名将左良玉的部队比强盗还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这样的官军，怎么能得民心？
崇祯十四年十二月，左良玉冒雪进裕州（今方城），城中百姓关了城门坚守，“士民皆潜伏女墙，浇水冻城”。左良玉想要些粮草，但百姓“粒粮寸草”不给，左良玉无奈开价要买，也被断然拒绝。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李自成破紫禁城，打开皇宫藏钱的地方，不禁惊呆了。库中“有镇库银，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有说五十两）为一锭”。崇祯皇帝有如此巨大的积蓄，为何不用来发军饷？为何还要当“重征皇帝”？天下都是他的，为何还舍不得这点金银？只能说朱家皇帝太想不开、太抠门。
朱皇帝家抠门的不止崇祯一人，至少还有住在洛阳的福王。此人“性鄙啬而酷嗜财物”，他拥有良田两万多顷，储藏粮食难以计数。河南数年大灾，民不聊生，盗贼遍野，淅川教谕樊梦斗劝他散财收人心，以救国家之急。“王善之，不能从也”。
后来这事李自成替他做了。起义军攻下洛阳城，打开福王的粮仓，发现很多粮食都“朽”掉了。李自成贴出告示，要赈济饥民，结果“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从此后，李自成的部队“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
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冬，李自成进攻襄阳，走到城门，发现“襄民焚香牛酒已迎”。再进军荆州，“士民开门迎”，“供其粮秣”。
崇祯十六年春，起义军进军云梦、德安、黄州等地，“民皆感之……以故所至风靡。”
李岩的存在曾经遭到质疑，甚至被认为根本不曾真实存在过，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把这个悲剧人物还原为历史的真实。
图为有关专家在唐村调研
[本帖最后由尚轩于2006－8－315:0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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