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台湾大选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2004年4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区基本法附件的解释，使得香港社会围绕政制发展问题的激烈争拗暂时告一段落。
事情还得从2003年香港的七一游行说起。香港的游行并不新鲜，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都会在7月1日（回归纪念日假期）游行至政府总部，表达加快中国和香港民主步伐的诉求。因香港政府想赶在2003年7月9日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通过的争议，2003年的游行，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反对政府立法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其前身是于1997年组成的香港民间团体630另类回归联席）接办了7月1日的游行，号召市民上街表达反对立法的意愿。最终成了香港继六四游行后最大型的一次游行活动。
游行的举办者，呼吁参与者穿着黑色衣服，以示抗议立法。游行队伍原定在下午2时30分，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足球场出发，经怡和街、轩尼诗道、金钟道、皇后大道中，最后抵达位于炮台里的政府总部。
实际参加游行的人数，以至游行的路线，都远远超乎主办团体的意料。当时大批身穿黑色衣物的市民由铜锣湾和天后地铁站湧入指定集合地点。有鉴于对上一次游行进行期间，警方指大多数游行人士不过中途插队，然后中途离开，把游行人数大幅削减的缘故，为了让警方点算正确游行人数，不少市民坚持要进入维多利亚公园范围，令人龙挤在维多利亚公园周边道路，一直东延至炮台山地铁站附近。游行队伍在2时半出发，龙尾到了晚上接近10时才抵达政府总部。由于人数太多，大部分的游行人士改于中环雪厂街附近作终点。主办团体估计游行人数超过50万，警方公布的数字是35万人。事后警方承认低估游行人数。游行虽以反对23条立法为主题，游行人士同时提出不同的诉求，如要求董建华下台、官员梁锦松、叶刘淑仪辞职、加快民主步伐等。游行和平进行，普遍认为反映香港的公民素质良好。
7月5日，为减少民怨，香港政府就23条立法作出3项让步。董建华宣布修改原草案条文，……
7月7日，行政会议成员自由党主席田北俊突然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自由党宣布不再支持政府的草案。政府明白草案无法在立法会通过，宣布撤回草案。
7月9日，仍然有5万多人于立法会门外举行“七九烛光晚会”，以示对整项运动的支持。
民建联因贯彻支持尽快立法，违背了“七一游行”反对立法的诉求，使部分市民对民建联产生负面评价，导致民建联于2003年11月23日的区议会选举惨败，主席曾钰成引咎辞职。
随后，香港政改的主题改为“争取07、08普选”。争拗的焦点也集中到了《基本法》的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的第七条：“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和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第三条：“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这两条规定。
人大常委会的这次释法，确认“2007年以后”，含2007年。但是“如需”修改，是指可以进行修改，也可以不进行修改。是否需要进行修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基本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确定。这实际上是把启动香港政改的“按钮”交给了“特首”。
针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到底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质疑。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指出：中国是单一制而不是联邦制的国家，地方的权力都是来自中央的授权。在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授予联邦权力，没有给联邦的权力保留在各州里。而在单一制的国家里，香港没有“剩余权力”可言。根据《基本法》，香港享有全国人大和中央政府给予的其他权力。也就是说，香港本身没有权力，如果有需要，还要再由全国人大或中央政府授予。这种解释完全是符合法理的。
[思维教练]看到传统媒体对人大释法的高度称赞，如：《人大释法解香港争拗很必要》、《发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重归政制发展的正确轨道》、《拥护人大决定循序推进民主》、《港工商界人士：港政制发展必须循序渐进地进行》等等。
但是在网络论坛上，[思维教练]却看到不少的不同声音。包括他所熟悉的[读书狼]，竟然写了篇《香港——你的需要谁知道？》。看后，[思维教练]用QQ给对方发了句：“没想到我们这个培训班，竟然还有你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
[读书狼]回了个鬼脸说：“我这个‘自由主义’根本不算严重，只是说毕竟香港人民的需要，只有香港全体人民才最清楚。行政长官不能简单地代表。如果香港行政长官不向中央反映、提出香港人的‘需要’呢？按照没有修改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香港人能换掉行政长官？这样一来岂不是陷入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悖论？香港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也存在类似的情况。香港现在还没有全民普选的类似众议院的机构，那么香港的需要到底谁最知道呢？”
这还真的把最崇尚逻辑的[思维教练]难住了，虽然这比那些在网上整天高喊“民主”、“普选”的自由主义者温和的多。
[读书狼]继续说：“我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设计：如果香港人能征集到足够的签名，或有足够的社团联名，就应该视同香港的‘需要’。有了这种‘需要’，行政长官就必须向中央政府提出‘需要’。当然，香港人提出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由行政长官提出，只是一种权利，而不是最终的权力。最终决定的权力还是在全国人大，是没有错的。因为除了考虑到香港的‘需要’之外，还需要权衡全国的政改进程。这才是单一制的国家的体现，才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体现嘛。”
“你这叫‘矛盾上交’。”[思维教练]说。
没有容两个人继续聊下去，[陈新]反驳[读书狼]的帖子就放出来了。[陈新]说的很尖锐：“香港现在的民主，是殖民统治时期所无法想象的。现在那些争取民主的人，在港英时期有说过什么吗？你的爷爷、奶奶、父母有过民主吗？在英国统治下，香港没有民主。英国说什么了吗？美国说什么了吗？”
这下可让[读书狼]抓住了把柄：“你别忘了——首先，在1997年之前香港处于类似于殖民地的地位，港人向英国政府争取民主没有法理依据。其次，港人如果在1997年之前争取民主，将被大陆视为不能与中方很好合作，破坏平稳过渡、破坏政权顺利交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于1992年7月上任后不久，便推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在那时，港人如果争取民主，那就与彭定康为伍。就是‘三违反’……”
[陈新]不甘示弱地继续反驳说：“你别忘了——你也不知道香港人的‘需要’。香港一些人声称‘大部分’市民支持急改的普选，但证诸商界，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近日本地各家大财团的主席就纷纷表态：
要求政改需先寻得共识，才可以讨论怎么改，以免造成政治不稳。”
“商界？切！……”[读书狼]只能是不屑地撇撇嘴。
这时候[思维教练]在QQ里劝他不要再争下去了。因为香港人政改诉求的背景很复杂。很大原因是1997年香港回归时，赶上亚洲金融风暴。此后六年，香港出现了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失业人口剧增；中产阶级的资产在大大缩水；店铺、公司纷纷关张；私营机构、政府与大学都已经实行了连续减薪……。空气污染戏剧性地大大增加；近海红潮多次出现；禽流感，特别是SARS的冲击；社会福利也大大缩减，过去民众免费享受一般公立医院的服务反而取消；都让香港市民感到生活质素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政府赤字却在急剧上升，已经成为香港经济社会的一大包袱。而这是在1997年6月30日政府预算大量盈余的背景下发生的，在那之前据说香港政府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财政赤字的政府。
还有就是香港的中资成份正暗暗地，但却急速地增长，特别是在媒体方面。据称与北京关系密切的所谓“亲中”资本，已经大部控制了香港媒体，而另一些所谓“自由媒体”，则不断遇到来自“港区政协委员”们的责难和批评。所以一些人更担心“23条”立法。
[思维教练]劝[读书狼]说：“现在网上有一些台湾人，就是拿香港的政改问题说事儿，反对‘一国两制’。还有一些人是想用香港的政改，来推动北京的政改。你最好不要瞎掺合。”
[读书狼]说：“我看一些台湾人说‘一国两制’不是大陆出于对香港的照顾，而是出于自我保护，是怕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冲击了大陆。我看照这样下去，‘一国两制’还真的对台湾人还真的没什么吸引力了。”
“知道中国为什么不敢轻易地撤除香港与深圳之间、深圳与内地之间的‘一道关’、‘二道关’吗？”[读书狼]继续说：“深圳除了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之外，另外一个更重要作用就是作为香港回归以后的‘缓冲区’，减少对内地的冲击。1979年决定建深圳特区，5年以后刚刚初具规模，中英香港谈判就开始了。等到1997年香港回归后，深圳的发展已经很成熟了。通过深圳这个窗口，更多的内地人和香港人彼此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经过了十多年的了解，经历了十多年的变化，加上大陆无论是在人口总量，还是在经济总量上，都远远超过香港，中国才能把香港回归的政治冲击化解到了最低的限度。现在香港这一要求政改、普选，冲击又来了。”
[思维教练]也不得不承认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与此同时，4月1日中新社报道了中国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的一篇专访。透露行政区划改革规划今年激活，改革方案料于2005年完成。总体思路是“缩省并县，省县直辖，创新市制，乡镇自治”。此项改革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无异于对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体制动一场大手术。新规划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年的行政区域布局，是关乎中国政治、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
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建制一般有四个层级，即省→市地州→县→乡镇，有些地方达到了五级管理层。管理层次之多，居世界之首。分省、缩省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问题。戴均良认为，省的规模过大，既不利管理，对国家长治久安也没好处。从中国国土面积和人口考虑，中国设50个左右省级政区比较合理。
50个省的新行政区划图已通过部分媒体和网络流传甚广。一幅地图上，辽宁省一分为二，分成了“辽东省”和“辽宁省”；山东省分成了“胶东省”、“淮海省”和“山东省”，新疆分成了北疆和南疆两个自治区；还把现在的香港、澳门及广东珠海合并成了“香港都”……制图水平非常专业，显然是很有背景，言之凿凿，并非空**来风。因此一被贴出来就引起了网民们的极大关注。很多网友的态度开始由怀疑转变为信以为真。
[思维教练]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中国历代行政区划有一个重要规律性问题：不断变化是中国历代第一级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但县始终是基本单位。第一级行政区划建置的一个原则就是：自然地理与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制约。政区多打破自然地貌单元的界限，避免割据一方。同时重视经济上以肥带瘦，好劣搭配。多民族聚居和杂处也在考虑的因素之内。晚清更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不使任何一个地区把握整个地区，据险以抗中央。
清代的巡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受总督节制，掌管一省的财政、民政、司法等。清代的总督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统辖一省或两省的军务。清代共设有9个总督。 清朝初期二者一般是严格实行军政分开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开了军政和一的先例。顶峰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清朝末年南北洋大臣的演变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辛亥革命时各省纷纷独立埋下了伏笔。
现在传出缩省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思维教练]陷入了深深的迷惑。此事如此重大，他不得不写一篇帖子《1973年邓小平复出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
1973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后向**提出的一项建议被采纳了。12月12日，**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先让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12月12日到21日，**出席会议、发表重要谈话五次，每次都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不能不使在场的人联想到1971年**月间，他老人家南巡时也是如此。 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12月22日，**中央通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一切除了消除**在军队中的影响之外，显然是为邓小平铺平道路。巩固了邓小平作为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领导地位。同时也为**去世后中国的稳定打下了基础，为后来抓“四人帮”扫清了障碍。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同时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调动，这在我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当时**下的决心有多大。
不久之后，5月10日，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司长戴均良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辟谣，表示一些报道，“纯属断章取义，严重失实”。
就在香港政改和行政区划改革的冲击刚刚平息，[思维教练]又突然收到安妮发来的一篇《中国政改大方案》。
“方案”的核心就是将**内暗的派别，变成明的新党。以**的旧人为核心，组建多个新的政党，实现向多党制宪政的过渡。有控制地3年开放党禁、报禁；5年军队国家化，实现多党制宪政。所谓，“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与其暗斗不如明争。新党骨干除了以现任有能力的党员干部为主之外，还要考虑吸收部分新鲜血液，吸纳民主党派的优秀人士，吸纳民间无党派的优秀人士。同时淘汰掉党内缺乏能力、严重贪污腐化的干部。由于原本同一政党的纽带关系，新党之间不太可能出现残酷的恶性竞争。特别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更容易达成共识、保持克制。
对于**干部，方案采取“留钱不留官，留官不留钱。”的原则。在酝酿新党的过程中，想加入新党的干部，都必须发表“廉洁声明”。说明过去没有贪污受贿的行为，或者情节轻微，已经退赔或已经向组织说明清楚。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可以制定不同的“免责金额（M0）”，在这个金额之内的，只要向组织说明清楚，便可以发表“廉洁声明”，加入新党，在未来的新宪政中从政、任职。那些有贪污受贿行为，但没有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只要不发表“廉洁声明”，不再从政，就可以免除法律的追究。同时，针对现有不同的干部级别，制定不同的“免罪金额（M1）”。
所谓“留钱不留官，留官不留钱。”的政策，一是免除政改的阻力，使现有各级官员不论廉洁与否，都可以找到未来的出路。二是避免资金外流，人人自危。这样一来，干部中的阻力就只剩下那些有严重贪污受贿行为，给国家人民造成严重损失的极少数。大多数洁身自好的干部，包括那些随波逐流的，过去没得到钱，未来却可以得到更广阔的政治前途；而那些贪污受贿比较轻微的，只要不再从政，也可以安享晚年，不必再担惊受怕。更不必把钱往国外转移，而可以在国内安心下海经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实际上就是和平赎买出一个多党制。
军队问题是化“派”为“党”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核心问题。在这一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党中央要始终保证队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改中间不论哪一“派”或哪一个新党违规，都必须被判出局，在新宪政中不再有从政的机会。而军队是必要的最终解决手段。在整个大方案实行的过程中，如果党派之间出现大的冲突，国内出现大的动乱，国际形势出现不可预料的大变故，党中央可以凭借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中止政改的实行。
为了方案的顺利执行，在第3年（Y1）新党成立、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可以由一位前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代表原**担负对军队的指挥。同时必须制定一份“约法”，制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A0）。他（A0）不能与任何新党派发生政治联系，也不在未来新的国家政府中担任职务。受全国、全世界共同监督。第5年（Y3）新的多党制宪政实行之后，他（A0）将军权交予新政府，荣誉退休。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中各级政委全部转为中央或地方的终身参议员、职业政治家。团以下政委，可以对转业进行优厚的补偿。
[思维教练]看后，只是问了对方一句：“你是谁？”
安妮一愣，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呀。”
[思维教练]知道对方被问傻了，于是说：“我的意识是——你以为你是谁？”
“什么意思？”安妮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是那个德高望重的‘A0’，除非是最高掌权者想这么干，而且他周围至少有两三个人有同样的想法。”
“我这是纯属个人构想，问问你的看法嘛。”安妮辩解说：“预则立，不预则废，仅供参考。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了国内不同群体的利益，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是以最小的社会代价，实现多党制宪政的最大胆的构想。”
“这个方案根本没有可行性。”[思维教练]依旧不以为然。
“关键是个时机问题。”安妮说：“这只适于在国内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的紧急状态。不到接近万不得已的最后时刻，不可能说服党内高层采纳；但也不能拖到局面完全无法控制的时候，到那时候再实行，一切都为时已晚。”
“问题就在这里。”[思维教练]反问说：“谁会认为‘维持不下去’呢？你这不是找骂么？”
……
安妮没有听[思维教练]的劝阻，依然把《中国政改大方案》传到了网上，果然是骂的人远比夸成的人多。而这一切的背后，实际上只是安妮的爷爷让她放一个试探气球罢了。
但是，还是有一个人当真了，而且是非常地生气——这个人就是军中元老俞飞。当俞飞看完网上这篇帖子的打印稿后，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分裂国家、分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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