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事过去没几天，团里宣布了一批干部的任职命令。连新带老一共提拔了将近一百人，其中从战士提拔为干部的就有五十多个。
我们这一批兵一下子就提了三十多，成了二十三级的干部，就是那时候最低级别的军官。我们宣传股的四个，就是大喇、老李、我，还有管富，都被提起来了。
当时团里那个热闹，那会还不时兴喝升官酒送答谢礼什么的，也许老同志偷偷地搞了，我们不知道。
当时新干部们都在忙活一件事，就是换上干部服。整个军营一片一片鲜绿的颜色，那都是新干部。然后赶紧到镇里的破照相馆去照相，就是照干部相，现在叫军官照。
那相照的，就是有时代特色。很多含辛茹苦终于达成夙愿的新干部，明确要求照相馆的师傅：关键是照好军装上的四个兜。人脸可以不顾，四个兜一定要照清楚，一个也不能少。大都照成了半身不是半身，全身不是全身的。那时候，都是黑白的相。有的兜看不清楚，有人就再照一遍，有人还上了色，着重突出四个兜。不明白内情的，根本不明白这四个兜的重要性。
管富是悄悄的出去照相的。照了几次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有一天偷偷地邮走了一大摞子的信。上面一律用红笔在右上角写着：内有照片勿折！
管富的变化，只有我最清楚。因为他的最大的变化，表现在和我的关系上。他对领导以至于老一点的同事，还是那样谦恭、温顺，而对我，却有很大的改变。
管富不是写东西的材料，这个我们大伙都知道。连他自己也明白。但是他毕竟是已经争取到了这个程度，已经有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良好开端，他也是义无反顾。
他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当然也是怎么能快见报，多见报，见大报。
我们提干前后，我已经在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到我们军区报、附近的省报，每个礼拜都有，甚至有一阵，每天都有。尤其是解放军报，全军那么多团以上单位，都在进攻这一张报纸。潜规则是：谁上了一次解放军报，给立一个三等功。难度之大，可见一斑。
我曾经在一年之内，连续上了五次解放军报，却没人给我立一个三等功。
我曾经假装开玩笑，问我们政委：“政委，我都够二等功了吧？”
政委说：“对别人，都够一等功了。对你，嘉奖都不能给你。”
我委屈得很：“为啥呀？政委。”
政委说：“为啥？你那功立的也太轻松了吧！”
我还能说啥。我是没费多大的劲。不过还是感觉不公平。
管富也一直在向那个三等功使劲。不过，他的成果总是不见效。一年多了，也就是见了附近几个地方小报，连军区报纸都没见过。这也是他的一大心病。对我，他也不像在新兵连，呼来喝去的。提干以前，他自知矮我一截。照此以往，长期下去，怎么能在机关站住脚？他不会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过，他没怎么在脸上表示出来。每天在那趴着，埋头苦写。一开报道工作会，还总是弄出来一大堆线索。
穿上四个兜以后，他就不像以前那样了。好像那四个兜，把他的腰杆支起来了。
管富和常青，绝对是不一样的两种人。遇到危机危难，走的各是一条路。
常青在危急时刻，有病乱投医，忙里生蠢计，害得他差一点身败名裂。但他不害别人，也算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
而管富呢。现在他也是危难关头了。
那天早上，我们政治处学习刚到的军委文件。当时由于全国都在学习解放军，地方上也搞了很多优待军人的规定，比如军人候车室、军人购物优先、有的公园什么的军人免费，很多的优惠。在这种形式下，军委提出了要发扬我军军民一致的传统的问题。
我当时一个机灵：这是一个大事，是一个大的题材，是一个大的机会。我悄悄向主任请假，回去立即动手。
我跑回办公室，马上抄起电话。我给下边的几个营，和几个重点连队、哨所，还有几个报道员布置下去，要有关这方面的事情。两个小时以后，我又打了一圈电话，把下边的情况收集起来。
我胡乱的对付了午饭，也没去午睡，在办公室就忙起来。到晚饭的时候，我已经写出来一篇新闻稿和一组故事。新闻的大意是，谢绝地方照顾，保持军民一致。那一组故事，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写的边远哨所在执勤和生活里，怎么谢绝和回报人民群众照顾的一些动人小事。
股长和主任都很重视，派出了两个兵，一个上沈阳，一个上北京。连夜坐火车去送稿。本来，上沈阳军区的报社，该我自己去。但是股长考虑到，管富正在沈阳办事，就让那个兵交给他，让他送到报社去，省得我再跑一趟。
一个礼拜以后，几乎同一天，解放军报刊登了我写的新闻和两个故事。军区报在头版刊登了一个新闻。只是有一个变化，让我大吃一惊。解放军报刊登出来的，就是我写的那个，没错。而军区报登出来的，是写的我们团八连的。不是我原来那篇了。
政委、主任都很高兴，一下子见了这么多稿件，给我们团露了大脸了。但是我们股长高兴不起来。他正在犯愁：怎么处理这件事？怎么调节我和管富的关系？
前因后果，大家都明白。管富没有把我的稿子送到报社去。而是打电话到八连搜集了有关情况，然后照着我的稿子，连抄带改地又写了一个。
我就在那等着，也不吱声。看你股长咋处理。
管富回来以后，不知道股长咋和他谈的。既没人赔礼道歉，也没人挨批评。就是在股里开会的时候，股长表扬了我几句，而没有提管富。这就算是他的平衡结果吧。
后来，我曾经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进步的权利，都有进步的渴望，但是不能踩在别人的肩膀上。”
不管大家听到以后是什么反映，我也算是出了一口闷气。
有人知道内情，问我怎么能容忍这种无耻。我说，我有一个原则：再有理，也不能撕破脸。天天一个宿舍住着，撕破了脸，难受的还是我自己。再说，对本来就不要脸的人来说，一旦撕破了脸，他也许就会更不要脸了。
看见了吧？同样遇到危难，却是绝对不一样的应对。这就是常青和管富的巨大差别。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干部了，所以我还是挺高兴的。但我高兴的重点，不在几个兜上。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一件和天一样大的事。就是民以食为天嘛，我想的就是吃饭的事。
按理说到了机关，伙食应该比连队尤其比新兵连强吧，其实恰恰相反。连队有一大帮身强力壮的战士，种菜、养猪、改善伙食也有人力资源，就连帮厨的人都多得排不上队。可机关的战士灶，伙食就不行了。没有多少兵，有也是散兵游勇，没有劳动力，再说机关院里又不能养猪放羊的，就是拿那么一点伙食费干靠。
机关院里一共有三个食堂，一个是干部灶，一个是司政灶，一个是后勤灶。司令部和政治处的战士都在司政灶，后勤处的战士都在后勤灶。我刚到政治处时满怀热情，当时也藏了一个小心眼，就是觉得这回可从连队熬出来了，再也不用吃高粱米嚼罗卜条了，到了机关，起码在伙食上可以解决一个大问题了。没成想司政灶的伙食彻底的粉碎了我的梦想，那伙食差的甚至都没法和新兵连相比。可苦了我的腮帮子，继续不断地冒着酸水。
后来我才发现，机关里的兵，似乎都不太在乎这么恶劣的伙食了。因为机关不同于连队，毕竟松散许多。总有人在饿得或馋得受不了的时候，想出各种办法给自己改善一下。八小时之外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嘛。
但是不管怎么说，吃饭还是我的第一件大事情。对于提干的事情，我关注它的最最重要的因素，就在这里。早提干一天，早一天吃干部灶，少遭一天罪呀。
然而，提干的命令下达后，我并没有马上实现我的伙食梦。因为机关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人开头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新干部提起来，不会马上就到干部灶去吃饭，一般都会在原来的战士食堂再吃几个月甚至更长一点。可能是为了显示谦虚吧，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能保持战士本色，也可能是别的，反正都不会马上就搬到干部灶去。
你想我那时会是什么心情，度日如年哪，一口一口的高粱米，象咽药一样啊。终于我忍受不住了，我劝大喇过干部灶去，他不去。老李也说再等两天。我也不用劝管富，他巴不得要借着这个机会表现呢。
挺了两个月多一点的时候，我终于在一天早饭的时候走进了干部灶。
那时的多少事情我都忘记了，可那天早上的事却深深的记忆着。当我走进干部灶的时候，老干部们……我说的是比我提的早的干部们都用惊诧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我不具备到这里就餐的资格似的。炊事班的战士也在窗口里探头探脑交头接耳的。
我突然感到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是该和大喇、管富他们一起，在战士灶再挺几天，争取和他们一起过来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就是再在战士灶坚持，也挺不过管富的，他会死活把我先靠走的。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别的办法了，既来之，则吃之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啦。
这一吃干部灶，我可真象常青说的，简直象到了天堂一样。和战士灶比，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呀。没几天，大喇和老李也过来了。他们也是坚持不了更长的时间了。就剩管富还在那坚持着。
绝对客观地说，我们那个普通的干部灶的伙食，水平之高和今天的军官灶比也不相上下。我说的水平，不是讲炊事员的手艺和饭菜的味道。我说的是饭菜的构成和伙食的标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食堂伙食或者是我们家里每天的伙食，论品种和质量和那时候根本就一个样，或许质量还赶不上那时候呢。再说价钱便宜呀，一个月也就是十几块钱。我们那时的津贴费一下子就从八块钱涨成了五十二块。那时候的钱真抗花，至少比现在抗花一百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一个月的五十二块钱津贴费，至少顶现在的五千二百块。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天吃干部灶的那天午饭，有三个菜，红焖肉、烧茄子、熘豆腐，大米饭是纯粹的大米饭，菜汤不要钱。我从小不吃肥肉，但看见好多年都没见过的红焖肉，焖的烂乎乎的、油汪汪的、红里透亮的，飘出一股一股的香气，我抑制不住自己，买了一碗。旁边桌不少农村入伍的干部舍不得吃整碗，两个人合着吃，再买一个熘豆腐。，我也没注意到。我上来就是一顿狼吞虎咽，一会功夫，一碗大米饭和一碗红焖肉就溜光。我还感觉没满足，又到窗口问可不可以买半碗红焖肉，回答是可以。我就又买了二两饭和半碗肉。那顿饭吃得我满嘴冒油，几乎都饱到嗓子眼了。
老葛和几个干部端着空碗走过来，笑着看着我：“那时候我也这样，肚子缺油水呀。”
是呀，我都馋的忘了自己的毛病了。那顿饭的后果是，一下子就把我腻住了。那是我今生第一顿、也是最后一顿吃红焖肉。
书书网手机版 m.1pw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