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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团里不久，我打听到常青在秋季整修中查出了多达几十处线伤，过硬的事迹震动了全连。我马上写了一篇通讯“银线连北京，红心向太阳”，介绍了常青和他的战友为落实战备工作如何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事迹，还特意坐火车到军区报社去送稿。
报社那个戴着乌龟眼镜的鬼编辑，却对稿子不屑一顾。他的评语是不够真实。虽然气得我够呛，可也不敢得罪他呀，他是报道员的爷爷呀。我急忙又拿出一摞子旧稿件，都是以前曾经给他们寄过的。我说这还有一些小稿子，结合最近的形势挺紧的，请您审阅一下。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过了十几天，军区的报纸终于发表了我的第一篇稿件，那个乌龟眼镜真是龟眼识珠，他竟然能从我的十几篇稿件里，一下子挑出唯一的那篇我瞎编的满篇假话的稿子。这不是逼着人说弄虚作假嘛。那年头就这样，没办法。
虽然是一篇假报道，但是，那也是我在军内报纸发的第一篇稿子。这在我们宣传股都是一件不小的事，因为部队内部，比的就是这个。我这也算是正式“开张”了。他们很多人都挺高兴的，认为他们没有选错人，真是选了一个好苗子。
我的兴奋点却不在这儿。在和管富的竞争中，我又一次占了先机。要比最开始的地方报纸，他比我晚见报至少有半年。要是说军内的报纸，他就更晚了。我当时十分高兴。
令人高兴的事还有一件，是一件大事。不是我的入党问题，我的入党问题早就在刚从常青的小组回来就解决了。这回是更大的事。那就是我们这批兵的提干问题，已经摆到团里的工作议程上了。
开始的消息是，我们宣传股的四个兵一下子都提起来，大喇是电影组长，我和管富是新闻干事，老李改行做文化干事，因为他学过画画，是科班出身，比常青画的有功底，美术字写的又好，团里那时候总是有各种政治活动，经常要刷大标语，缺这样的人才。过一阵又传，说可能第一批没有我。原因是有的领导觉得我虽然稿子写的多一些好一些，但是年纪小不够成熟。我听了除了自尊心有些受伤之外也没啥，我才十几岁呀。
我想办法打听关于常青的消息。看来机关和连队是太不一样了，拿我们宣传股来说，一共四个兵，要一下子全提起来，至少也要提起来三个。可每个连队一百来个兵，就那么几个连长、指导员、排长、技师的位置，你想提也没有地方放啊。再说有关营连的干部消息很保密，可能因为竞争激烈，怕瞎传影响连队的工作和情绪吧，没几个人知道准确消息。
后来有几天，传说就要在这几天开团常委会了，研究的就是我们这批兵提干的事。把管富紧张的，总借着各种机会，往走廊另一头瞅两眼。党委办公室就在那一边呀。
就在一天傍晚，政治处值班室接到下面报告：三营三连的一个班长，不顾生命危险，奋勇排除了坏人放置在铁路上的巨石，保护了铁路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个班长就是常青。
这是当时所有部队都可望而不可得的大好事呀，这是搞得好可以震动军区甚至全军甚至全国的英雄壮举呀，哪个部队领导不想自己的部队出个英雄，宣传出去，领导的啥问题都解决啦呀。所以那是一个英雄频出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英雄的时代。我也渴望啊。出了英雄，我也有可以写的东西了，我就有机会写出大块大块的英雄事迹，就有可能登在报纸的头版了呀。再说这是常青啊！常青这回提干可是板上钉钉了。
我急忙找政治处主任请战，坚决要求参加英雄事迹调查组。管富开始挺积极的，后来一听是常青，就悄悄的没影了。
我和政治处的杨副主任，组织股的葛干事，三个人连夜赶往白山连。团里甚至派出一台苏制的嘎斯六九吉普送我们。清晨时分赶到白山连，知道常青已经送往白山公社医院住院了。我们又马上赶到医院。
常青躺在病床上，病蔫蔫的，看来伤得不轻。连队的指导员还有卫生员陪在床边，地方上县里和公社的政治部门都来了人。病房里不太安静，正在戗戗是不是要转到一百多里外部队医院去呢。那个破公社医院也确实条件太差，光是那个脏劲就能把你吓出病来。
我们先简单的问了一下当时的情况，常青看见我，有些激动，但是也没时间和他谈别的。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他的伤，是被大石头压在肚子上，可能内脏有损伤。现在即不能尿尿，又不能排便。我们又和医生谈了谈，感到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就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黄泥河子去看事迹现场。
看了现场才更确认了，当时的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可以说是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啊。
黄泥河子往北就是通往夹皮沟金矿的小火车，这火车是傍着北面的山坡走的，起起伏伏的开不太快，可是越往屯子这边走越是下坡，坡度越来越大，速度也就越开越快。离屯子不太远的地方，我们的线路有那么一小段和铁路是平行的。常青昨天傍晚巡修归来，发现铁轨上被坏人放了一块大石头，火车又在上坡飞快地开下来。要是一旦撞在巨石上，车翻人死，再冲到屯子里，后果要多严重有多严重。
“这就是活着的刘英俊、欧阳海呀！这就是现代的黄继光、董存瑞呀！”杨副主任赞叹着。我马上想到，这句话一定要写到文章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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