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副指挥的阴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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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铁匠住在牌坊洞。解放前,徐铁匠给别人打铁。解放后,徐铁匠带领徒弟们到新政府的铁业社上了班。徐铁匠年龄大了,抡不了大锤,但精细活儿还得他上。徐铁匠月月拿国家的工资,心里舒服着呢!
牌坊洞是一条街。从西大街往西走,在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右拐,便是牌坊洞。徐贵丽回到娘家,徐铁匠正躺在院中的睡椅上,两只手在不停地转着四个铁球。旁边坐有两个徒弟,师徒们正唠着闲话。徐贵丽走进院子,两个徒弟见师父家来了客,便站起身,告了别。徐铁匠送走了两个徒弟,问徐贵丽道,胖妞,你回来有啥事儿?
徐贵丽小时候胖,叫胖妞。解放后,参加了工作,名字要上档案,叫胖妞,难听。毕家兴便给她起了一个大名,叫“徐贵丽”!于是,胖妞就成了徐贵丽。可是,徐铁匠还是叫她胖妞,这名字叫起来顺口。徐贵丽把毕国宝的情况和自己的难处讲给徐铁匠听。
徐铁匠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们整的那一套,早晚要抓瞎。吹吹吹,把人都吹死了,你们还在吹!你到城外看看,哪个队的食堂还能做点正经饭?再往后,不饿死人才怪呢!错了就改。把李算盘请回来,把他的右派帽子摘了,再找个与他关系好的人,劝劝他,保个媒,把他闺女娶过来,不就行了吗?真是死心眼!
徐贵丽受了一顿气,总算讨了个主意。她回到家,一直思考着,谁跟李算盘关系近,自己又说得上话。就这样,徐贵丽想起了副指挥全大兴。全大兴虽说与李算盘不沾亲不带故,可是,他能把死驴子说成是活的,真正的一张好嘴儿。全大兴与毕家兴是生死之交。旧社会,全大兴赶骡马闯江湖,天南地北地跑。县城解放后,全大兴从外地往淅川回,带着两匹骡子,骡子上驮着货。走到雷峰垭,被淅川残匪任小秃的人抓住,骡子和货物被抢去不算,还要把全大兴活埋。幸亏毕家兴带着剿匪小分队赶到,救了全大兴一条命。全大兴对毕家兴非常感激,革命热情也高。回到大队,便当了民兵连长。毕家兴到丹江口大坝工地,全大兴又跟了去。徐贵丽想,国宝的事,非得全大兴出马不可。
徐贵丽想到这里,便急忙给全大兴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徐贵丽说,国宝找你有急事儿。全大兴接了电话,知道毕国宝找他,肯定是为李丹花的事儿。他知道毕家兴是一个正派得连自己老婆都不愿意摸的人,不好跟他明说,便撒了一个谎,回到了淅川县城。
果然,事情与全大兴预料的一点也不差。全大兴眉开眼笑地说,徐主任,要说说媒,咱淅川县真还没有人能比得上俺全大兴。谁不知道,俺全大兴是“淅川第一媒”?从旧社会到现在,俺说了99个媒,没有一个不成的。哪怕侄儿看上的是天上玉皇大帝的闺女,俺全大兴也能给他娶过来。再说,俺这条命是大哥给的,俺要是不把这个媒保成,俺还有啥脸见大哥?
徐贵丽说,不是玉皇大帝的女儿,是魁星楼下李算盘的二丫头。这事儿有一个难度,就是李算盘不肯放卫星,被我打成右派,心里正恨着俺呢!
全大兴说,这事儿我知道。在工地上,他们两个人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不过,那个李丹花人长得漂亮不说,关键是有一副好心肠。国宝受伤后,要不是那个李丹花鲜血,国宝恐怕……。不过,这事儿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只是……
徐贵丽明白全大兴的意思。她对全大兴说,这个俺明白,只要李老头答应这门儿亲事,我让他回单位,来个内部改造,过度一段时间,再给他摘帽子。

全大兴有了徐贵丽这句话,心里便有了底。他献计道,要想把这事儿搞成,得先斩后奏。听说,在国宝与丹花之间,还有一个白顺阳的年轻人在里面掺合着。不如先把他们的婚事定了,再让李丹花回来。这样,生米做成熟饭,李丹花就是还有什么想法,已经来不及了。
徐贵丽对全大兴的主意很欣赏。她准备了聘礼,就让全大兴来到我家提媒了。我父亲最终没有能顶住全大兴的三寸不烂之舌,他答应了这门儿婚事。
母亲正一边吃饭,一边跟我讲事情的经过。这时候,我听到了小胡同里有人在大声地哼唱:小大姐儿十七、八/哟嚎——衣哟——嚎嗨呀——/一头那青丝发/哟嚎——嗨呀——/……我一听,便知道是父亲的声音。
这天,县委来了人,给父亲摘去了右派帽子。晚上,供销社食堂改善伙食,徐贵丽拿了一瓶酒,让父亲与县委的领导一起共进晚餐。父亲心里一高兴,便多喝了几杯。多喝了几杯酒的父亲带着酒意,走进了小胡同。父亲心里高兴。父亲一高兴,便想唱。父亲不会唱,只会哼。
那歌声由远及近,到了门口,便没了声音。父亲在我们兄妹面前,总要保持一副严肃的面孔。他推开门,进了屋。屋里亮着灯。我们正吃着饭。大队的食堂关了门,各家各户只好自己想办法度这个荒春。母亲在菜地里种了金打菜、莴蕨菜。今年春上,能下锅救急。订婚时,徐贵丽给我家拿了一个礼吊(淅川方言,猪肉条子),母亲舍不得吃,每天熬菜汤时,把礼吊放在锅里,煮一下,再捞出来。菜汤里里带了些油星,吃了,精神好,不得水肿病。父亲进了屋,见我回来了,瞅了瞅,没有吭声。
我的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我憋得难受,眼泪忍不住流出来,滴在了碗中的菜汤里,我咬紧牙,把滴有自己泪水的菜汤喝进了自己的肚子里。屋子里很静,一个个只管吃饭。只有“呼噜呼噜”地喝汤声。
父亲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但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在椅子上坐下,从口袋里取了一张纸条,捏出一小撮儿烟丝,放在上面,卷成一支烟,就着灯火,点着。他吸了两口,终于憋不住,先发了话。他问道,二丫头,你回来了?
我没有答话,母亲先发了火。她把碗往桌子上一放,生气地问,你是不是给丹花写了信?
父亲说,是啊!
母亲又问,你是不是说我得了水肿病,快不行了?
父亲说,是啊!
母亲说,你为啥要骗孩子?
父亲吐了一口烟,慢慢地说,为啥?不这样写,她能回来吗?清明节就要结婚,还不回来,能行吗?亲家母找阴阳先儿看的日子,错不了。这事儿,宜早不宜迟。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就像是夏天的云,说变就变。早些结了婚,免得夜长梦多。
我听了这话,再也忍不住了。我的头轰地一下,怒气直冲脑门儿。我站起来,大声道,原来,你写信骗我,是让我回来跟毕国宝结婚?爹,现在是新社会,婚姻自由,这门儿亲事,我坚决不同意。
我放下碗,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关上了门。母亲怕我出意外,来敲我的门。我不开。我扑在床上,抱着被子,痛快淋漓地哭。我要把这些天的泪水与担心,愤怒与抗争,都变成泪水,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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