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具是生活的缩影，餐具的变迁反映着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变迁。
在一九五七年一个金风送爽的日子，我从小学踏入了县第一中学，开始了集体生活。那时学生是吃大桶饭，饭装在大木缸里，菜按八个人一席舀在桌上，饭，你想吃多少就盛多少，不定量。一个星期打二次牙祭（吃肉），菜主要以吃和渣（豆渣加青菜煮成），油很重，没有饥饿感。
那段时间，社会与学校的生活都显得很平静。
从五七年底开始，一切发生了巨变。首先是在老师中开始了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教我们课的许多老师，一夜之间就成了右派，离开了讲台，因为缺老师，第二学期开学就后延了一个月。
紧接着，一九五八年开始，波澜壮阔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席卷中华大地。
而后，学生开始定管。开饭时，学生把饭盛好后先不准开吃，值日老师吹口哨后，才准许开吃。有些大胆的学生躲在旮旯先吃，待哨子一响，那吃饭声像山风呼啸，像海水澎湃。舀饭时，学生拥挤不堪，往往盛饭的木桶要被挤得移动几尺，吃饭就像打仗那样紧张。为此，大饭桶大约吃了一年，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九五九年，开始改用小饭桶，每席八人，饭菜都定量到席上，这时就开始更吃不饱饭了。后来小饭桶也退出了，又改吃缽缽饭，缽子饭就更麻烦，把学生定量的大米分到每一个人的缽子里，再放到木装蒸饭厢里。一两千学生，要一个多大的木厢能容纳一两千个缽子呢？木厢都是按年级、按班设计的，蒸饭木厢太大，经常因蒸气不足，饭没蒸熟，学生不能按时开饭，教学秩序混乱不堪，校长急得欲哭无泪。他骂烧火的，烧火的说，我的火烧得特大。骂蒸饭的，蒸饭的说，我们是按时，不，还是提前上厢的。瞎子吃汤圆，其实校长也心中有数，不能怪工友，学生多，蒸饭的木厢太大，光把木厢蒸热就要两小时。无奈，后又改用小木桶饭。再后来又改用“双蒸饭”，顾名思义，双蒸，就是蒸两次，第一次蒸干米，第二次再加水蒸。这种饭看起来很多，吃起来索然无味，吃后半小时，一泡尿一拉什么都没了，饿得快。
准确地说，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进入了饥饿、半饥饿的年代。
政治运动是生活的水银柱，政治运动越紧张，物质生活就越贫乏。随着社会政治运动的起伏，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之起伏。在我的记忆中，从二十岁开始，一直断断续续到四十多岁，都在贫困、饥馑中度过。直到小平同志的“联产承包”政策的确立，我才真正从饥饿中解脱出来了。
要我寻求这漫长的二十多年里的印象，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饥饿，第二印象还是饥饿。值得庆幸的是，我大难不死，度过了这场绵亘多年的饥饿劫难，终于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与喜悦，只可惜，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时光不再，现在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珍惜今天，热爱今天，把握今天。
一九九九年四月一日于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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