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９０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Araversity）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供职。近年来，作者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a和房地美(Fredda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宋鸿兵:我和张老师神交已久，张老师应该是国内学术界最早也是最深入探讨货币发行与经济政治相关性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张老师的《美洲白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最具代表性。去年12月与张老师相见时，他提到的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半两流通域与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相关性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受到张老师的启发，我在对比古罗马时代帝国强盛周期与罗马货币流通域时得到了近似的结论。另外，张老师在宋辽金元明的纸币制度对帝国兴衰的深刻影响方面的观点，极大地调动了我对中国古代货币史的兴趣。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张宇燕
问题一：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书中，作者宋鸿兵先生讲述了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操纵世界300年工业化历史的故事。他所讲的那些听上去令人震惊的故事都是真的吗？
答：对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不知道。在世界近代金融史上，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过这个家族目前的情况如何，则不太好说。宋鸿兵先生认为，如果仅按照每年6%的收益率来计算其家族资产，到今天大约有50万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资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应该主要是金融资产。可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截止到2006年底包括各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3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算来，仅罗家族就拥有世界全部金融财富的七分之一。坦率讲，对这个数字我将信将疑。
尽管数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说西方世界是由为数极少的精英所运作，我大体上还是赞成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经指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上层都是由5％的人口构成的。这种被称作“布罗代尔5％法则”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少数上层成员中就一定包括罗斯切尔德那样的家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货币战争》所依据的逻辑框架看上去还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它谈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的那两句推介语，应该说基本表达了我对此书及此问题的总体看法：“这本书印证了我多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支配一切；不过，我也同样希望作者讲述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于股掌。”
我越来越感觉到，以前许多人对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派生物，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要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就经济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政策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些影响，而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流行于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其中也几乎看不到货币的踪影。对此，宋鸿兵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战争》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控制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对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人而言，货币作为一种权力并被国家或国家背后的金融大亨用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之工具，这一逻辑很新鲜，甚至有些振聋发聩。其实这并不是全新的或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列宁在一百年前就曾在《帝国主义论》中说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之一便是金融寡头的垄断。希法亭于列宁之前在《金融资本》中也深入地触及了这一命题。除此之外，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货币本质问题。德国经济学家南普在其1924年出版的《货币的国家理论》中就曾明确指出，货币和国家密不可分，脱离了国家的货币便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以货币表现的征税权力的国家则形同虚设。古德哈特在1998年的一篇题为《货币的两重含义》论文中，更是喊出了“货币即权力”的口号。而当今走红的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六年前出版的《金钱联系》中论证说，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它自始至终都是使支撑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得以形成、并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顺带提一句，弗格森大概是对罗斯切尔德家族史了解最多、也是最深入的人了。遗憾的是我没读过他得以成名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史论著。我对这部书很感兴趣，但又实在是无暇阅读。看来只有等将来再读了。
问题二：对于“国际银行家”这个群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答：读了《货币战争》，普通读者会很惊愕，世界怎么能是这样呢？由几个大老板在幕后控制，甚至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灾难竟然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用作者的话讲叫做“金融定点爆破”，他们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们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国际银行家”下个定义。从狭义的角度看，他们只包括那些大的商业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领袖等人。虽说能量确实巨大，但如果不和国家结合起来，这些人便永远只能做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配角。广义地讲，“国际银行家”还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家。一旦把中央银行家包括进来，也就是把国家权力引入其中，“国际银行家”就足以成为全球主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个全球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的世界里，广义“国际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人的本性上看，银行家们一定是想通过金融权力来控制世界的，因为做到这一点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逐利又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不过*一两个家族的力量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是很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而是一个寡头市场，也就是说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金融集团。这样一来，为了控制世界，就需要银行家们形成团队，采取集体行动。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之外，结盟或共谋还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数要少，否则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二是要有所谓“选择性激励”，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再有一个条件是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时间或次数要足够长和足够多。满足了这些条件后，“国际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便会应运而生。全球银行家在过去几百年间结成了一个同盟并将世界于股掌之中，这样的局面在《货币战争》作者看来是真实的存在。我的看法是，从逻辑上看，只要条件满足，“国际银行家”就一定会出现。
接下来的问题有这么两个。其一，他们的能量是否真有那么巨大？对此我并不怀疑。当把中央银行家也算作“国际银行家”的一分子时，尤其是把中央银行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视为“国际银行家”达到目标的工具时，其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今天要比百年前或三十年前更为明显。根据金融资产与实际产出之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迅速提高这一事实，《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称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其二，“国际银行家”们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尽管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却没有同比例地减弱，利益也愈加分散。换言之，他们之间既相互共谋又激烈竞争恐怕是一种常态。由此看来，欧洲、美国、日本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家组成一个坚固、持久和默契的联盟，是很难想象的。眼下欧美国家对日趋壮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恐惧，以及为约束这些主权基金所做的努力，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那种既有共谋又激励竞争的现实。
问题三：在《货币战争》一书中，美联储被描绘成一家私人银行，这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事情真是如此吗？
记得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人类三项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考虑到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人们关注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便再自然不过了。《货币战争》一书最有争议性的一个判断，在于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美联储与其说是一家公共机构，不如说是一家私人银行。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美联储的股东是私人银行家，十二个大区的美联储地区主席由这些股东推举，并且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委员又来自于这些大区主席；尽管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但美国货币政策的真正决策者还不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而是根据《美联储法》而成立的美联储政策顾问委员会，且后者的成员则是清一色的私人银行家。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说法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认知。
颠覆常识的东西通常也是争议较大的东西。实际上，在讨论美联储时，书的作者在细节描述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余地，至少有些故事没有讲得很完整。事实上，美联储只是在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是纯粹私人银行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总体而言还是在执行公共职能。另外，美元钞票由美联储的十二个地区委员会印制不假，其私人股东按年分红也是事实，但是印量多少、股息高低等等，又都是被严格规定的。再有，印钞所得的铸币税收入，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财政部而并未流入私人股东之手。在所有这些细节中，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点在于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私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英语“private”这个词在用来说明公司或机构性质时，指的是不对外和非公开，私募基金中的“私募”，用的便是这个词。它对应的词是“publ”，即“公共”。上市公司有时也叫公共公司，其含义是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参与，所以公司上市英文也叫gopubl，但公共公司和在中国语境中通常理解的“公有”或“全民所有”，则差异很大。
据说在华尔街常年流行着一句话：美联储主席只是一个木偶。今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繁荣的年代》。9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题为“经济学家的生活，由爵士乐主题伴奏”。对于格林斯潘的一生，书评作者的基本评价是一曲主题音乐的伴奏者而非主角，并写道：“作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也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留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格林斯潘，而听任他被放大很多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也就是说美国货币金融这台大戏的真正主角躲在了幕后，那么后台老板是谁呢？按照《货币战争》的逻辑，他们只能是那些“国际银行家”们。不无遗憾的是，宋鸿兵先生虽然把那层罩在美联储上的面纱给揭开了，却没有把相关细节讲全说透，故事选取也多少有些支离破碎。我记得著名金融题材作家马丁·迈耶写过一本名为《美联储》的书，很不错的，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阅读此书多少可以弥补《货币战争》的某些细节欠缺。
问题四：这部讨论金融的著作一经面市便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轰动，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货币战争》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讨论的问题触动了当今中国读者的神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快30年了，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该讲，我们对外开放的重心是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正确的。然而时至今日，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中国已经开始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天文数字且还在飞速增长，国际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市场调整，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问题。恰恰是针对上述问题，《货币战争》给出了警示，因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要想成为畅销书，仅仅*讨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而是要用畅销书的手法去写作。这就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超出想象的情节，有让读者着迷的人物。我之所以能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于宋鸿兵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他以“国际银行家”为主角，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依托，穿起来一个逻辑框架，并辅之以很多历史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银行家们挑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并利用其对货币金融的无知瞒天过海，通过于己有利、最终又让威尔逊本人追悔莫及的《联邦储备体系法》，读来妙趣横生；犹太银行家和希特勒密谋并资助后者上台，以期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此等故事于我可谓闻所未闻。由于它们都很好地印证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命题，因而我在阅读时很是兴奋。
引起争议是一本书吸引读者眼球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本著作，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充足性，其次是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最后是核心观点或政策导向在不同读者群心中激起的某种“对立”情绪。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货币战争》都很好地满足了成为一本畅销书的“引发争议之条件”。
有关资料和数据问题，我实际上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对《货币战争》一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史实，争议是比较大的，我现有的知识积累还不允许我对其真伪做出判断。对此，可能许多读者和我有同感。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至少对相当一部分历史哲学家而言，什么是历史“事实”或“证据”这一问题，始终苦恼着他们。《历史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卡尔是如此，《历史有意义吗》的作者波普尔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念》的作者柯林武德还是如此。尽管在怀疑“证据”这一点上后两者看法相近，但柯林武德不同意波普尔据此声称“历史无意义”的论点，而是代之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主张，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在于挖掘出影响历史进程之重大事件决策者在做出选择时的真实想法。
一旦讨论行为者的想法，我们便开始讨论动机，而动机及其引发的一切行为后果，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逻辑。《货币战争》的基本逻辑结构是说：时至今日两百多年的人类近现代历史是“国际银行家”攫取财富并支配世界的历史，我们经历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演进，都可以依据严密的逻辑还原为“国际银行家”的“动机”。这样一种逻辑框架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在追求简洁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变量或环节。这里我仅举政府与国际银行家之间的关系为例。自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国家就总体而言，其根本特征是经济主导政治，是资本家或金融家操纵政治家。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国家的权力迅速扩大，政治家掌控国家权力的能力迅速提高，结果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中，形成了具有独立意识和特定利益的政治家集团。由于这种变化，政治家集团与商人集团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大致平等的博弈关系，换句话说，政府不再是“国际银行家”的玩偶了，而“国际银行家”的个人利益只有同国家利益交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实现。我总的感觉是，《货币战争》一书最大的逻辑弱点就在于它对政府的作用考虑的太少。
见仁见智可以说是《货币战争》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妨把读者做一个粗略的分类。第一类是对货币金融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二类为政府官员，第三类由货币金融研究与教学者构成，最后一类乃货币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面对宋鸿兵先生讲述的触目惊心的故事，给出的振聋发聩的警告，提出的明确大胆的应对政策，以及这本书长时间高踞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的情形，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货币战争》的内心感受与言辞回应千差万别，甚至赞颂与诋毁并存，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倒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毁誉参半往往意味着价值的存在。说这句话的人是几年前去世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德尔伯格。他留下的那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西欧金融史》，是很值得那些想进一步了解货币战争背景的读者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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