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１月３１日，**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２月５日，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此后，全国开展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
“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是指以反对**、反对思想、反对**革命路线为标准的。这里面当然就包括反对**、反对**的人。在这些现行反革命中，虽然不乏真心实意的反对者，但是，一些偶然说错话、办错事的，一些稍不留意说漏了嘴的，一些被别人造假案、做伪证、被诬陷的人，一些人缘不好得罪过人而被揭发问题的人，一些因为在背后说有妨害**形象的悄悄话被朋友出卖的人，当然也在打击之列。
反对投机倒把，就是反对计划经济以外的一切经营行为。当时，我们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容许任何个体经济、私人经营者存在的，对一切敢于搞个人经商交易的行为一律视为投机倒把。所以，在“文革”期间的一些农村，许多延续千年的集市贸易被强行取消了。有一段时间，一个县份的若干大集市，统一规定在同一天开集，防止一些人今天从这个集上买来，明天到那个集上去贩卖。对保留下来的极其少数集市，只许社员就地出售自留地里的少量农产品，不许贩卖，否则视为投机倒把。
可是，搞经营、搞贩卖仿佛是人类天生的一种自然需求，总会有些人冒着被打击的风险悄悄地做点小贩卖。有些社员一天挣不到十个、八个工分，一天的工分不值一毛钱，仅有几分钱，他们不满意，便偷偷去搞贩卖。有些工人不满足每月20——30元的低工资。就借星期日的时间或是请病假，自发的、暗暗的搞起了贩卖来。有些人对“文革”心灰意冷，厌倦情绪滋生出来，不愿再与政治掺和，便悄悄做点生意、卖点货物，以图增加收入。这些“投机倒把分子”，不敢到大集上去摆摊，往往聚集在荒郊野外的避静处进行暗暗交易，被称为非法的“黑市交易”，所有这一些都视为“投机倒把”。
更加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是贩卖票证。那时候几乎一切供应都实行配给制，都是要凭票证和现金购买食品、日用品的。有票有钱可以生存，有钱无票寸步难行。票证对于维持基本生活水准是极其重要的。可是，城市市民往往有多余的粮票，农村社员往往有多余的布票。所以，有些人的生意就瞄准了贩卖票证的行当。从城里廉价买粮票卖到乡下去，从乡下廉价买布票卖到城里去，可以赚不少的钱。
在全国城乡，凡是掌握一定实物权利的人士，都是上等人。当时流行的民谣中，就有对什么是好职业的描述，其中一首叫做《时上的人》：“听诊器，方向盘，黑大褂子，营业员”。分别是指的医生、司机、卖煤球的和商店营业员。这几种人是计划经济中配给物资的掌管者，属于官办的，当然与投机倒把者走的是两条不同道路，只要不贪污，当然不在打击之列。所以，《时上的人》，比较好的反映了“文革”中那种畸形的、贫乏的、单调的经济生活。
红梅插队所在的大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成立了专案组。有人写大字报揭发57岁的女社员孙秀珍偷盗生产队的黄豆和棉花。专案组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孙秀珍揪出，对她进行了多次大小会批斗。大队纠察队长郑志，给专案组头头阎某某写大字报，说阎某某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伪保长，要揪阎某某落实问题。阎某某知道后，决定先下手为强，连夜和大队与自己走得近的其他干部商议，安排部署，第二天早晨，即将郑志以“现行反革命”罪和他母亲周云芳以“母老虎”罪揪了出来。这“母老虎”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罪名，可算是这个大队的一项特殊发明。
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人发现社员阎俊家里的**著作“老三篇”上的**像被人挖了眼睛，这在当时可是一件政治大事，专案组反复追查，追来追去，追到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李雪雪的头上，经反复施加压力，这个女孩承认是孙秀诊唆使她干的。专案组立即把孙秀珍抓到大队，严刑逼问。孙秀珍一个老太婆，能有多少扛劲？三下五除二就承认是她叫李雪雪干的。专案组并不满足已取得的重大战果，乘胜追击，迫使她承认了专案组发现的一户社员家里的**语录本上的**像眼睛被挖也是她干的。
战果越来越大，专案组成员个个干劲倍增，兴奋异常。他们继续深挖猛攻，追问孙秀珍她的后台是谁？孙秀珍无奈，只得供出她的后台是周云芳。当时，最能使对方置于死地的办法，无过是发现他（或她）在**身上的“现反”活动，于是，专案组便立即对周云芳进行严刑逼问。后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把这俩名妇女关在村子一个庙里，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
此后，这两名妇女便被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反复多次批斗，大队专案组和纠察队在批斗时使用了多种手段：罚站、罚跪，用树条条、树棍棍、三角带、扫帚条条和皮鞭等毒打，直打的这两个倒霉女人喊爹叫娘，哭天喊地。但专案组的成员阶级觉悟很高，并不为这俩“阶级敌人”的哭叫和眼泪所迷惑，继续加大力度，穷打落水狗。有的人给她们脖子上套上绳子在胸前挂牌子，还给牌子上写侮辱人格的话。这些残忍的做法发生在从来纯朴善良的农民身上，实在令人不可思议，但更残酷的做法还在后面。
一天晚上，月色朦胧，批斗会上的灯光照的刺人眼目，大喇叭高唱着革命歌曲。会场上人头攒动，争着看专案组把原党支部书记和两个“现行反革命”女罪犯押进会场，一场极为野蛮、残酷的批斗会开始了。
批斗会上，一个女青年正在批判发言时，突然拿出一个锨把，狠力向周云芳裤裆戳去，当即将许戳倒。原来这个女青年过去在田间劳动时，和周云芳发生过争吵，周曾用锨把戳她裤裆，所以借此机会进行报复。这下会议进入了近乎疯狂、愚昧的批斗**。在专案组阎某某的煽动下，几名男女用白布做了口罩，从污水池和厕所掏来污泥和粪便，抹在口罩上，几个人捺住周云芳，把屎口罩给她戴上。又有几个妇女在厕所掏了粪便，抹在口罩上，也给孙秀珍戴上。两个被批斗的妇女戴上屎口罩还不够，一个女的高喊：“孙秀珍爱骂人，给她楔个木橛叫坐上！”接着便叫儿子取来木橛插在会场地上，立即有好几个妇女拉孙秀珍向上坐，因木橛没有插稳，倒了。几个人又重新插好，强拉孙秀珍坐上。周云芳也难逃厄运，同样被众人拉住强捺着坐上木橛。
在这两名妇女遭受如此酷刑时，大队有一名党员干部不但不制止，还在周云芳**上踢了一脚，并用手摇周的肩膀叫坐好。本村一个在化工厂当工人的，也来凑热闹，扑上前来在周云芳的肚子上踢了一脚，疼的周在地上打滚。这时会场一下乱了起来，有哭的、喊的、骂的、闹的，会议已开不下去了，会议主持人便紧急宣布散会。
那被整的两名妇女已几乎昏倒在地，不能起来。其家人用架子车拉了回去。不久，这两个“现行反革命份子”被捉进监狱。
红梅看到这一幕残忍的批斗“现行反革命”，十分震惊。这里的的人怎么了！他们之间到底有多么深的仇恨？为什么使用这样残酷的手法整人。原来这些整人的人并不是什么坏人，只是平时和孙秀珍、周云芳有些过节，但他们都在“革命”的口号下昏了头，借机泄私愤，搞报复，于是便发生了这样残酷整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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