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和红梅还没有走出棒打噩梦的阴影，风暴骤起，更大的打击向他们袭来！5月16日，广播电台广播了《五一六通知》，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5月25日，北京大学贴出了聂元梓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中央、国务院十三日发出的《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
7月1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城市的高级中学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初级中学全体教职工和三年级学生，小学的全体教职工，今年不放暑假，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7月29日，北航附中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血统论流行一时。许多学校出现“红五类”学生（出身好的）歧视、侮辱、斗争“黑七类”学生（出身不好的）事件。
8月1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批斗、抄家、破“四旧”运动开始遍及全国。
北京爆发的文革狂飙，很快波及到黎县，黎县一中全体革命师生立即紧跟**的伟大战略部署，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县里派来工作组，学校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出现了红卫兵。教导处赵主任是贫农成分，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的组长，高三（3）班的王宏斌改名为王红兵，他是贫农成份，李红梅是工人成份，他俩带头成立红卫兵组织，都当了学校文革小组成员。陈杰是富农成份，没有参加红卫兵的资格。
这些红卫兵，个个根正苗红，都是“红五类”的后代，即家庭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红卫兵最典型的装束是绿色的军装军帽解放鞋，腰束铜头武装皮带，臂套醒目的红色袖章，袖章上印着“红卫兵”三个黄色的毛体字，胸前带着**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红塑料皮的**语录本）。他们狂热地崇拜图腾，口里喊着“万岁”、“万寿无疆”，唱着“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颂歌和语录歌。
学校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们高举“红宝书”，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油印“革命小报”和“革命传单”，张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他们在工作组和学校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首先“扫”老师中的“牛鬼蛇神”。学校里贴了满墙的大字报，揭发“牛鬼蛇神”的“罪恶”，把他们一个个揪出来，关进“牛棚”，抄他们的家，给他们戴上高帽、挂上黑牌游街、批斗、强迫劳动。何谓“牛鬼蛇神”？就是那些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的，有历史问题（旧社会给国民党做过事）的，有海外关系（有亲属在港澳台或西方国家）的，当过右派或有其它问题的，统统是“牛鬼蛇神”。
县一中大院，大门里对着大门新修了一座高大的影壁，上面画着统帅和副统帅身穿绿军装的亲密合影；院内满墙的大字报、大标语，标语都是“万岁”、“万寿无疆”、“革命”、“造反”、“红太阳”、“打倒”、“炮轰”等颂扬、恐怖或杀气腾腾的字句；大字报是用旧报纸或黄色包装纸和毛笔黑色墨水写成的，标题都是“打倒某某某”、“火烧某某某”、“炮轰某某某”，“某某某”都是倒着写，用红墨水画个大叉。内容都是揭发“某某某”的“罪恶”，或者是批判“罪恶”，里面引用了若干“**语录”。结尾处大多是“罪该万死！”“踏上千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万岁！”“万寿无疆！”等套话。
高音喇叭的尖叫声震耳欲聋。一会儿播放“通告”、“勒令”，一会儿播放“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颂歌”。
满院的戴着红袖章、拿着红宝书、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有贴大字报的，有看大字报的，有高声辩论的，有批斗“牛鬼蛇神”的……，昔日宁静温馨的校园已是一片“红色恐怖”，昔日温文尔雅的学生们就像吃了什么“邪药”似的，一个个都变成了狂热的“邪教徒”，他们双眼园瞪、满脸杀气、满口语录，声嘶力竭地歌颂统帅和副统帅，大造自己曾经敬重的老师们的反。
县城里，街上是万头攒动，人声鼎沸。一群红卫兵押着“牛鬼蛇神”游街，他们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喊着口号、唱着颂歌和革命歌曲，许多的市民围观。这些牛鬼蛇神都是县第一中学的老师。他们都被画了“丑化妆”，被剪了“阴阳头”，胸前挂着表明身份的大木牌，一面走，一面自报家门（身份和“罪恶”）。监押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手持木棍、满脸杀气，不时地大声呵斥、咒骂，扇耳光、用脚踢，或木棍打。
有一个老教师，翻穿着羊皮袄，口里喊着：“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搞‘智育第一’……”，胸前的木牌上写着：“狗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董恩瑞”，名字倒写，画个大红叉。有人小声议论：看，这个人就是升学率最高的那位教语文的董老师，他教的学生年年都有人考上清华北大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教师，傅粉、描眉、涂着鲜红的嘴唇，穿着浅蓝碎花的连衣裙，戴着项链，穿着高跟白皮鞋，手打着浅花的小遮阳扇，峨眉紧蹙、泪水涟涟，口里喊着：“我是地主阶级臭小姐！我是地主阶级臭小姐！……”，有人小声议论：她是去年从上海分来的，还没有结婚，她有什么罪？就是成份高、长得俊、打扮得漂亮干净，唉！好可怜！……
这时，红卫兵头头王红兵（王宏斌新改的名字）喝道：“齐唱《牛鬼蛇神歌》，一、二！”只听全体被游街的牛鬼蛇神鬼哭狼嚎地唱起来：“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敌人。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人民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血统论”在校园和县城泛滥着。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贴出了这样的“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很快传到了黎县一中。校园里、各教室，到处都张贴着这幅对联，高音喇叭里广播这副对联。这副对联成为“血统论”最形象、最有煽动力的口号。于是，出身革命干部、工人、贫农等家庭的子女，成了“好汉”，趾高气扬；而出身“反动家庭”的子女，则低三下四，成了“混蛋”，成了“贱民”。
“鬼见愁”对联广泛传播的同时，还出现了《鬼见愁之歌》，歌词就是这副对联，只是在“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句之后，加上了一句：“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血统论”以血统划线：学生中的所谓“红五类”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的子女；所谓“黑五类”是指家庭出身或者亲属中有人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也包括“摘帽右派”）的子女。
后来，“黑五类”又扩大为“黑七类”，即加上“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子女。在“红五类”和“黑七类”之间，还存在“中间地带”，即所谓“红外围”。“红外围”是指家庭出身为教师、店员、市民、中农、下中农的子女。
在“大辩论”中，发言之前，首先要自报家庭成分。如果所报的家庭成分属于“黑七类”，马上被轰下台……
出身富农家庭的陈杰，日子非常不好过。他的班主任、语文教师，他所敬仰的恩师董恩瑞老师被揪进“牛棚”，成为“披着羊皮的狼”。王红兵就带头贴出了批判陈杰的大字报，说陈杰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地主分子、历史反革命份子董恩瑞的忠实信徒！”“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头头开炮，一群红卫兵紧跟，陈杰成了学生中的“小牛鬼蛇神”。
红梅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她在一次学校文革小组会议上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她说：“贴大字报批判学生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文革小组应该明令禁止！”
王红兵首先发言反对，他说：“我不同意李红梅的意见！陈杰是富农崽子，是董恩瑞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是我校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是封资修的可靠接班人，很长时间在我校学生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必须彻底清除他的负面影响，把他批倒斗臭！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李红梅应该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应该袒护自己的男朋友！”
赵主任清了清嗓子，严肃地开了腔：“我同意王红兵同志的意见。李红梅同志，你要注意你的阶级立场！我奉劝你赶紧和陈杰断绝一切关系，你是工人的女儿，他是富农的儿子，你是‘红五类’，他是‘黑五类’，你们根本不是一条道路上的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好汉’和‘混蛋’搞在一起，这不是天大的笑话么！。你不要再藕断丝连了，断得越快越好！越彻底越好！否则，将会走向反面，你要考虑严重的后果！”
工作组刘组长语重心长地说：“红梅呀，赵主任说得很对呀，你要深思呀。常言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一个工人的女儿怎么能和富农的儿子搞到一起呢！‘亲不亲，阶级分’，这是**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呀！”
会议一致认为：像陈杰这样的学生，必须批判，消除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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