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六十年代初期，生活中的一切急流险滩对品忠、品英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来讲，都是模糊暗淡的，但就是在那段表面风平浪静的日子里，却处处潜藏涌动着一股股强劲的旋涡和逆流。
那时正是政治斗争风疾雨骤之时，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把所有的人整得心有余悸。
杜敬兰为人任意率直，说透点，此人既呆又有点迂，不改书生本色加上资格又老，讲课时常常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党小组会上齐新顺批评他是想突出自己，他不但不收敛，反而在各种场合陈明自己的观点，抨击齐新顺还有那些反对他的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能够从五六年肃反、五七年反右的强大攻势之下成为漏网之鱼，想来也是一件匪夷所思之事。
尽管如此，政治运动的历练还是使他提高了不少，他开始谨慎消沉，不再在公众场合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按他自己的话就是“与人无相干涉，了却几卷残书”，但是这次他没有逃过。
老杜是教哲学的，讲哲学的教材主要是苏联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都是固定的模式，你照本宣章就行。如果是政治系的课，可以带着批判的观点从英国的经济学、法国的空想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出发讲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或者再讲讲意大利的柏拉图、黑格尔的小逻辑。如果是给其他系的学员上大课，泛泛地讲讲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就行了。然而这节课杜敬兰却在课堂上自由发挥，从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到执政党的宗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和肩负的重担，再到吴晗的《论说谎政治》。一讲就收将不住，慷慨陈词，痛快淋漓。却没有注意到课堂上已经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第三节课是学生分小组讨论，一个学生把一张叠得死死的纸条递上来，上面写道：“老师：您在课堂上一再强调吴晗替民请命，要求废止一党专政，废止党治，实施民主政治，您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对我们党的领导有什么不满之处。”底下的署名是四个大大的字：“含沙射影”。
下面坐着的学员大都是师、军级干部。
杜敬兰接到这个纸条坐不住了，他抬头看看下面三十多个学员，觉得他们个个都像是写纸条的那个人。
“我刚才讲的决没有这位学员在纸条上写的这样的意思。”下面的人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吭声，因为他们是军人，有严明的纪律的约束。“我讲的是吴晗在国民党时期他的民主思路就十分鲜明和突出。他那时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代表人民的利益，来反对国民党的所谓的‘人代会’，在那个时期，中国的民权，是操在非法政府的手中的……”说到这里，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当时国民党搞的那个共和，也不过是一党下的共和，国民党搞的那个‘人代会’，其实与人民无关，是站在反对人民的角度，反对人民的。”
还是不对劲。
老杜的解释只能是越描越黑，课后，很快就有人把这个情况上报到教研室。于是杜敬兰开始一次又一次地在会上做检讨，把自己的问题一再上纲上线。
就在那天上午的小组会上，齐新顺的发言最踊跃，他敲着桌子说：“杜敬兰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这样的小组会开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开会的目的当然是帮助你，可你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你说说到现在为止，你哪次的检查真正触及问题实质，触及灵魂的。总是避重就轻，我跟你说，这样的认识是绝对过不了关的。这两年学员对你的反映最大，有人说你上课第一句话就是：‘我今天又来大放厥词了。’听听，你这是什么意思嘛，明摆着把课堂当作你散布言论的阵地了。”老齐还算客气，本来准备在言论前加上“反动”两个字，最后忍住没说出来。“上次还有人说课堂上有人散布‘五八年的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说‘什么军事院校，直说了，就是部队高级扫盲班’。还说《政治工作条例》过分强调走政治路线，忽视军事训练和军事现代化人才的培养。这些话根本不用问我一猜就知道没别人，只有你杜敬兰能说出这样反对三面红旗大跃进，攻击新中事院校的话来，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政治工作条例》是亲自审阅并批准实施的，那你讲这些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讲德国唯心主义古典哲学的时候，毫无疑问应该带着批判的观点，可你抓住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不放，还说这是最好的教材。你说说你的立场！你讲课时大讲原始哲学的‘天道观’，有这个必要吗？几千年前中国哲学史的发展雏形与我们授课的内容和目的相去甚远，和马列主义哲学观到底有多大的关联？那么你扯上那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杜敬兰，‘德国一百多年前的那位叫威廉的皇帝是位少有的开明的好皇帝。’这话是你说的没错吧？”齐新顺转向杜敬兰，见对方低着头，他继续说：“‘德国纳粹的制度是相当严格的，根本搞不了贪污，因为他们有一个权利制衡的制度在长期制约着他们。’这话也是你说的吧？你是军队院校的政治教员，还是个老党员，受党的教育多年，你站的那个讲台是党和人民给你的，你说这些话，你的政治立场站到哪里去了？你考虑过后果没有？”很明显齐新顺是有备而来，一条条事实出处清楚，证据确凿，根本容不得分辨。
教研室主任李平凡提了一条意见，“我说杜敬兰同志，好多学员反映你上课时爱说外语。我知道你在教会学校上过学，外语好，有的时候是习惯了顺嘴就来，可是你授课的对象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学院里那么多懂外语的教员，我从来没听说谁上课时候说外语的。我也懂外语，但是我从来不说，因为我知道上课时必须讲汉语，这在我们这里是一条纪律。我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碰到和苏联专家交谈，我就讲汉语，不是我不懂俄语，不少的人都会讲俄语，可是都通过翻译交谈，为什么？避嫌！这一点我想你不是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你懂外语，懂就懂吧，看书、查资料都可以，何必要说出来呢，还在课堂上说，这样影响很不好，显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是不是？显示你高人一等，与众不同是不是？和工农出身的教员不同是不是？这么老的一个同志，为什么有些问题就是不好好想一想，而是屡教不改，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一个问题上犯错误。”
李平凡35年在北平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去了延安，在抗大任教，曾经是抗大哲学教授会的成员。他的资格老，理论水平高，所以一言九鼎，讲话很有分量。
另一个教员不失时机地加上一句：“我觉得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作怪，虚荣心，而且多少有卖弄的意思在里面。”
“我看还是李主任说得对，杜敬兰的老毛病就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总想显示自己高人一等，在思想上无法和无产阶级保持一致。你在那个教会学校学的东西，全是资产阶级的，那些个余毒到现在还没有肃清，还是根本是没打算肃清。”老齐插话说。
每个人都要表态，轮到沈静如发言。
沈静如和杜敬兰的关系一向不错，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就在一个教研室，刚到北京时又一同到北大哲学系、中央党校进修。沈静如一向钦佩杜敬兰的才学。在提高部队正规化水平的必要性，创办军事院校，培养各种军事人才，加强教育训练，提高官兵素质等方面两人的意见和看法一向比较一致，有很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可这会儿不行了，全小组的人都盯着老沈，他必须要表态，“我说老杜最大的缺点就是说话口无遮拦，每次小组会都要给你提这方面的意见，可你总是不改……”他看见齐新顺几个人拿眼睛瞟他，知道是自己的话不痛不痒分量不够，于是停顿了一下，终于下决心说：“我听说上个星期你在课堂上公开说：‘对什么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不例外。’你这样公开为卖国贼招魂喊冤，到底是什么意思？”沈静如说完谁也不看，眼睛死盯住墙角的一把扫帚。
每个人都留了一手，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把杀手锏拿出来，可以抵挡一阵。
所有的话包括杜敬兰发表的文章，一条条、一段段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放大镜细细地看，用镊子夹着一页页地翻，透过现象看本质，会发现句句话都有隐藏很深的含义，这些就足以给他盖棺定论了。
会场上出现了一时的冷场，时间还差一点，每个人都在搜肠刮肚地找词。
“我还有个问题想谈谈我个人的看法。”齐新顺清清嗓子，看到大家都在注意他，就挺直了腰板，一字一顿地说：“今天是党小组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我想谈出来，也许不对，就请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老杜你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乔新顺看到自己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是坐直了身子，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我要说的是，就是关于你的生活作风问题，这方面的反映不少，当然对一些话要一分为二地去看，不能一概地看其有，也不能一概地看其无。我不是在这里要你澄清什么，主要是说你这种表现正是资产阶级腐朽享乐的思想在作祟，你应该在自己的思想根子上找找问题。”
齐新顺一提到男女作风问题，大家顿时都来了精神，同时意识到这是老齐在动真格的了。工作上的问题再怎么讲那都是面上的事，可一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就要触及灵魂了。果然杜敬兰在齐新顺一开始发言就坐直了身子，两手紧抓住膝盖，但他还是低着头。
“现在学院里关于你的议论很多，人家不说你杜敬兰，一张口就是马列教研室的某某某，这给我们教研室在外面造成很坏的影响，说什么的都有，而且说的很难听。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为什么有的人就可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有的人就不行，总是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这不光是个认识问题，那不是根本的，最根本的还是思想意识问题。杜敬兰，你不要以为组织没找你谈就什么事都没有，也不要以为在这些方面犯错误不算什么，这是大事，很能反映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好坏……”
“老齐，这事不要再说了，关于这方面有什么意见你可以会后跟老杜私下交流看法，好不好，但是不要放在这个会上说，”“李主任，我觉得有些事情放在桌面上说总比下去犯自由主义要好……”“好了，今天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杜敬兰在教学方面出现的问题，其他事情不要说了。”李平凡果断地摆了一下手，“没有根据地乱说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扯得太多还会给人家的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会出大事，这个你没有想过吗？不要说，不要说了。”李平凡严肃地制止了齐新顺，但是会场上却因为老齐的发言引起一点骚动，两个新来的教员在交头接耳地议论。
该杜敬兰表态了，他的头低垂着，没人看得见他的面部表情。一缕黑发耷拉在眼前，就那么一直耷拉着。他不抬头，众人也就不避讳，全都盯住他眼前的那缕头发。
过去开党小组会批评他，他总是辩解，甚至是慷慨陈词，可这次不知为什么他就是一言不发，弄得会场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我觉得杜敬兰今天应该对大家的意见表个态，”齐新顺说，“像你这样态度暧昧，就是带有抵触情绪，就是和群众和组织对抗，我认为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你灵魂深处的革命是不是彻底，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他一边说，一边看着教研室主任李平凡。
杜敬兰还是不说话。
“这样吧，”李主任沉吟了一下说：“对于杜敬兰同志的意见，大家说了不少了，可能有些话是有些过激，但我相信大家都是本着治病救人的目的。希望你能够正确地对待这些意见，认真查找一下你思想深处的问题，我再说一遍，你不要有过多的想法，也不要背思想包袱，认认真真把这一阶段的问题汇总整理一下，写个思想汇报，汇报不一定长，但是一定要触及灵魂。你的那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真要是划线的话，恐怕早就够右派了，关键还是要看你的认识。这次你要清清楚楚给大家一个交代，否则是过不了关的。小组会如果过不了，咱们就上支部大会，让全支部的同志来帮助你。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本着挽救和帮助一个同志的目的，那么，你一天没有认识你的错误，这样的帮助就不会结束。今天上午的会就到这，晚上七点半我们接着开。”
会议结束了，人们开始往外走，一直不说话的杜敬兰突然抬起头来，脸色苍白地对李平凡说：“我不舒服，今晚的会能不能改个时间？”李平凡见他这副样子，就说：“那好，你先回去休息，再好好准备准备，这个小组会咱们明天下午接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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