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找了许多借口，目的就是侵占中国东北的所有利益，东北的大豆，东北的高梁，东北的大米，还有东北的白酒，东北的许多土特产都在日本是没有的，他们以为只要占领中国东北他们就能得到中国所有物质，包括东北的主权。可是张作霖就是不买他们的账，因此他们才搞出了炸毁车辆炸死张作霖的阴谋诡计，他们以为炸死张作霖日本人就可以阴谋得逞了，然而他们想错了，还有许多中国人不听他们的。首先是张学良不听日本人的，他跟随了蒋介石参加了国民党，中国老百姓也不听日本人的，东北军更不听日本人的，于是日本人就想方设法寻找借口准备以武力开战。
为了顺利得到中国东北，日本人设计了数不清的阴谋诡计，他们一面拉拢一些东北军将士，一面进行间谍破坏活动。其实日本人早在多年以前，就曾经派间谍四处活动，搜集有关中国东北的情报。尤其是经济的和军事的情报，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侵略中国做准备。
此刻，在号称“九一八”战争三个直接策划人之一，关东军陆军少佐花谷正家里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就在这天晚上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痛苦中。原来晚上的紧急会议起源于东京来的紧急密电，而且是几小时内连续三封密电。
这密电是日本参谋本部和他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桥本中佐发出的，实际上也是他们的一个阴谋，参谋本部将派出第一部长建川少将来沈阳调查关东军的密谋，便抢先跑进参谋本部值班室，拿来他从建川手中抢收来的密码本，查到了与坂垣的联系电码，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与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联系。桥本的着急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封电报内容是：“消息已经走漏，必须立即坚决行动。”
没有等到回电的他，一会儿便发出了第二封：“必须在建川到达奉天（沈阳）前开始行动。”
然而仍旧没有消息的他紧接着又发出了第三封电报：“不必担心国内，应坚决执行。”
桥本在无法忍受的焦虑中没有等到回电便开始直接打电话，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的电话记录是：“因为计划暴露，所以决定派建川来满洲，请你们不要犹豫，要尽快行动，即使建川到来也来得及，要赶在尚未听到建川传达命令前开始行动。”
这是“九一八”战争前的阴谋家策动的阴谋，是日本绝密情报，可以说是高度机密。也就是这份电报决定了日本关东军发动战争的决心，是侵略者的导火线，坂垣接到密码电报的同时也接到了电话。
在5天前，他和花谷正刚刚装好面向沈阳北大营的要塞炮，他们的侵略准备已经基本结束。24厘米口径的要塞炮是专门从旅顺运来的，运来后重新安装炮怕被人知道就用打井的名义，在周围圈上了围幔。当时有不少沈阳居民看见了这围幔，然而日军此类举动太多了，居民并不知道会发生战争。再说从9月14日开始在北大营边上就开始日本军人的军事演习，15日还是枪声不断，谁会把这围幔里面的事情当大事来看呢？此时天气还不凉，高梁还很繁茂，而高梁繁茂是极难作战的，如果打仗也是要等到高梁割倒的日子。加上需要训练一批炮兵学会发射，所以当时先把9月28日当作战争发生日，然而桥本的紧急电报改变了这个计划。
紧急会议就是一群密谋许久的人发起的，他们就桥本的急电磋商何时立即行动，此次会议召开具体时间是9月15日中午，当时参加会议的包括坂垣，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他是日本公认的第一流的军事家。坂垣石原和花谷正早在旅顺就每周聚会两次，最早聚会是以中国马研究学会的名义，他们早已计划完毕也很熟悉彼此的意见，但在关于建川来到前开始行动会上还分成两派。
花谷正害怕建川是奉天皇之命而来，毕竟桥本的电报电话语焉不详，他反对在建川到来之前行动。而今田却害怕拖延时间会使士气低落，大家没有泄气之前务必坚决执行为好，因此争论不休，参加会议的两派开始争吵，最后以划拳决定究竟何时开始行动。这些日本侵略者，居然对中国是如此态度，实在寒了中国人的心。
日本军人右倾行为寒了中国人心，也寒了日本人的心，其实在9月15日，日本东京发生的争议要早于沈阳的关东军，他们争议的结果也是要不要有这样的行动，毕竟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需要负责任的。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林久治郎感觉到关东军要行动，他觉得有必要向上汇报，于9月15日发给东京的电报里他写出：“关东军集结军队，搬出弹药武器，有最近采取军事行动之态势。”
收到电报的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马上拿着电报责问相南次郎：“这种做法绝对不能容忍，国际怎么样协调？”
侵略者为了自己的野心已经不顾什么是战争了，据说南次郎是一个东洋长者式不着边际的人物，和金谷范三大将商量后，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压制密谋。建川并不是一个完全不知情者，他对自己的使命感到为难，于是立刻把桥本叫来。桥本和建川其实在半年前就听说花谷正通报过他们的行动计划，有95%的赞成，于是桥本就夺过建川手中密电码发出电报。关东军的演习是从城外到城里步步推进的，显而易见，他们的演习是针对东北军的，而且是早有准备。
9月2日，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和关帝庙；3日是演习进攻城垣野战；4日和5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最可恶，北大门外架起机枪佯攻沈阳，在合堡大街上巷战演习也是在那几天进行的。14日至17日，演习一直在北大营边上，17日演习中，两个日本警察还冲进去割断了北大营的电线。
然而就是这样已经带有强烈的战争挑衅行为却让沈阳居民产生麻木，沈阳居民习惯于城里城外设防的路障，8日甚至被要求出来观看机关枪射击，已经到了战争边缘却没有人警惕，谁也不会想到这就是著名“九一八”战争的开始。
实际上在此前，沈阳城所有土地已经不属于中国管辖了，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上住在他们管辖区，当地的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住宅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和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实现着他们新满蒙理想。然而张学良和他们的东北军在干什么呢？
1931年9月17日，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张学良会见了三个客人，他们给张学良带来了山西省阎锡山的消息。去年的4月，蒋介石不满阎锡山与冯玉祥联手向蒋发起的中原大战，请张学良帮助，于是张学良派遣东北军两个军，于1930年9月18日入关，迫使阎锡山在石家庄发表通电宣告失败，兵退太原。不久，将兵权移交徐永昌，自己化装潜入大连。眼下张学良见的人就是徐永昌，因为一个月前的8月5日，阎锡山在奉天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又乘飞机潜回大同隐居，他们的阴谋诡计已经被外界猜测。与徐永昌一同见张学良的就是被派去劝说阎锡山离开山西的黄胪初和王平，他们告诉张学良阎锡山表示在其父病未能痊愈之前不能离晋，并愿意在山西继续做些事情。
张学良将徐永昌情况向南京中央政府做了报告，这一天，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已经三个月的张学良病情好转，慢慢开始处理公务。张学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时感染伤寒的，如果不是这病，他此番南京之行堪称完美。返回北京后病情加重，经德国医生诊治建议入院治疗，6月1日，张学良离开在北京西城区白塔寺顺承王府的家，住进协和医院。除于凤至张学铭以及二三个心腹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张学良指定5个人负责处理一般政务。
由于张学良的病情加重，蒋介石对广东讨伐不得不延期，原定在6月4日与张学良联名发表讨伐广东令，因必须得到张学良同意，蒋介石特派张群赶赴北京面呈蒋介石亲笔书，由于张学良病重不能见面。张学良病情加重，实际上是一个意外，东北军不能参与内战是中国的福趾。然而中国长江水患涌现，国民政府准备移民500万到东北，这又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严峻问题。其实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原因，日本那个破地区已经不能让国民吃饱饭了，所以他们也要移民，选来选去就选到了中国东北。眼下他们在沈阳已经有20万移民了，可是他们不满足，仍旧向东北各地派遣，结果成为中国一患。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不消停，率20万大军围剿红军。在此情况下，关玉衡的中村事件当事人被带到沈阳，就中村一事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当面对质，这一天的对质，关玉衡拿出中村等4人的间谍活动全部证据。然而关玉衡不知道他们的事让早就对东北磨拳擦掌的关东军有了借口，他们加快了侵略步伐，东北局势越来越不安静了。
为此张学良在8月先后派汤尔和赵伯欣和顾问荒木五郎去东京探听虚实，不愿把事扩大的张学良曾经对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指示：“关于中日交涉案件，尤应以诚意相待，对小事件尽量做出让步。”
荣臻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队在前一天将来到沈阳的关玉衡拿办，对外声称关已经被送进监狱，实际上关玉衡悄悄住进副司令李香甫家。
也许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就在几天前的一个下午，这里发生了一件让日本人不愉快的事，那天，一辆载有日本军人的卡车忽然来到老三营的防区，他们扬言要在这里修筑一座炮楼，把老三营从这里赶走，日本军队趾高气扬的行为让中国士兵恼怒。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中国的土地为什么让日本人趾高气扬？为什么让日本军人在此横行霸道胡作非为？如果是老百姓怕日本人有情可原，可是他们是东北军啊，他们是中国的军队啊，中**队为什么不能打日本人？老三营的士兵们急了，在一连长带动下他们以快刀斩乱麻的速度下了鬼子的枪，并赶走了他们。这下坏了，有人马上报告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于是他们派人来这里干涉了。这件事让中国士兵兴奋了，当他们感到扬眉吐气的时候，王德林心里明白他们已经闯祸了，日本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们肯定会寻找借口来制裁他们的。
王德林的担心是对的，事实上这种事早就发生过，早在五月，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太郎就多次伪装成农业专家擅赴洮南地区刺探军事情报，被当时任兴安屯垦公署军得处长兼第3团团长关玉衡等中国驻军捕获，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日本关东军方面便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增添兵士，到南满准备武装侵略中国。
这个关玉衡是宁安人，曾经考入东北讲武堂与张学良是同学，任过张作霖帅府警卫处长等职。1931年5月25日夜，团部副官报称四方台附近捕获4名日本间谍，当时正巧在骑兵6连校阅的关玉衡连夜赶回团部听取汇报。次晨，董副团长将捕获的日本间谍文件报来，计有军事地图，洮索铁路文线图，谍情报告书，笔记和表册等诸多罪证。如果仅此也不能定他们的罪恶，可是他们在笔记本中记载着关于中**队的活动情况，比如：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情报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活动等，在笔记本里还有大量垦区内的兵力枪枝炮兵位置，以及口径官佐姓名官兵编制数量驻屯地点营房数情况，此外还有枪枝和谍报用的各种仪器。
当晚关玉衡对日本间谍进行审讯，日本退役曹长井杉延太郎首先供认，这家伙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物，他一看事不妙就把他们来此目的统统说了一遍，关玉衡心里高兴。他知道现在日本人对付中国东北军目的就是挑起战争，只要抓住日本人间谍证据，看他们狂什么。然而中村拒绝回答，甚至公开与中国士兵对抗，关玉衡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服，而且出言不逊。另外一个蒙古人是扎赉特旗巴公爷，(也是后来的伪兴安省长)派遣的向导，还有一个俄国人会说日本语，是给中村当翻译的。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佐会议研究如何处理这事，军官们异口同声表示：“有害国家安危应当除患灭迹。”
按照国际公约，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完全有权处死外国间谍，然而日本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情况绝对不能泄露，于是关玉衡决定再审中村太郎，只要他们说明情况中国人也不会难为他们。可是情况偏偏例外，这个中村实在太嚣张了，他继承了日本人所有德行。当关团长轻声轻语与他问话时，他在审判桌上态度蛮横，口出狂言：“我是间谍怎么样？我是情报搜集人你们敢把我怎么样？”
中村边说边向旁边的士兵动手，这一大胆挑衅行为让现场的有些士兵气愤至极，他们见关玉衡已有按剑之怒便与中村大打出手。中村这家伙会点中国武术，然而中国士兵习武的人多，中村斗不过他们当场气绝，关玉衡见此马上下令赶紧抢救。可是他们费尽心机也没抢救过来，关团长只好下令将日本间谍处决，其尸体还有行李马匹一并焚烧，然后连夜带着间谍罪证去见兴安屯垦区督办，又给北平的张学良发去特急电报，少帅复电说：“同意，妥善灭迹作好保密。”
就这样，关玉衡处理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以为此事过去便放心了。
谁知事件发生后，有汉奸泄了密，日本终于找到了借口。何况中村的活动是日本军部早就安排并掌握的，日本便利用《盛京时报》等报披露说：“中村震太郎大尉入蒙游历失踪。”又报导说中村在兴安岭区被第3团秘密杀害，日本方面还以外交手段向中国政府交涉，一面调兵一面施加压力，当他们认为时机已到，遂借口中村事件和柳条湖事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战争。
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关玉衡是中村事件的当事人，他安宁老家的父亲闻讯惊病，三天后不言而逝，日本关东军侵占宁安后将关玉衡家产抄没，四弟关瑞浮被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其母因此双目失明，二妹夫受株连死在狱中。关玉衡一家为国家利益惨遭家破人亡，只有关玉衡本人由沈阳逃到北京，并于战争第二年春化名郭尔佳潜回东北开鲁从事抗日活动。
其实没有中村事件日本人也是要侵占东北的，因为当时中国的蒙古正在闹事，个别国家都在支持**立，连支持中国的苏联也支持蒙古并派遣军队驻防，中国到了内外交困时期。其实蒙古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他们借口中村事件发动了侵略战争，实际上日本是想方设法独占中国的东北，并企图将中国东北纳入他们的版图，这就是关东军发动战争的真相。
然而任何侵略战争都有同样借口，日本人也是一样，他们寻找各式各样借口侵略中国。可是借口就是借口，日本可以欺骗外国人却不能欺骗中国人，尤其是不能欺骗中**人。关东军所作所为众所周知，东北军将士已经了如指掌，关玉衡的事让王德林有所耳闻和警惕，日本人野心实在太大，大得让中国人难以接受。可是他又没办法，眼下的事果然如王德林所料引来了日本人，他们纷至沓来要求东北军给予一个说法，虽然日本人来势凶恶，然而事出有因王德林也不是怕事的人。
他与日本人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从有日本人来这里他们与日本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执，现在他依然如此不怕日本人。王德林明白他们与日本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简单的外交途径了，而是中国人是不是听日本人的，是不是把土地交给日本人任他们宰割任他们胡作非为？
在此之前，王德林就听周保中劝告他不要与日本人纠缠在一起，如果可能把部队拉出来与日本人较量，可是王德林不听周保中的，两人吵架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周保中被迫离开王德林。
周保中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早在“九一八”战争前周保中就从**地下组织得知情报说日本人要进攻，当时他恰巧就在沈阳办事目睹了关东军所做的一切，所以他快马加鞭回来把这事向王德林汇报，可是王德林不相信，因为没有张学良的电报他们谁的话也不信。
周保中是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湾桥村一个白族家庭，后来投身云南陆军第1师教导营当兵，曾经参加讨伐袁世凯靖国护法战争，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学校，第二年在黄浦军校担任区队长，并在北伐时先后任北伐军副团长，团长和师参谋长，1927年7月加入中国**，第二年由中国**中央派遣去苏联学习军事，1931年9月回国恰巧赶上了日本发动的“九一八”战争。这次战争空前绝后，一打就是十几年，回顾起来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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