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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在最困难的时候，老黄和小红心里也很难过，可是他们都知道，更艰难的困境还在后面等着他们呢！
整个1924年，毛先生基本上都是在上海渡过的，魏志革经常和老黄小红见面，也共同做过很多工作
1924年2月，毛先生带着老黄和小红来到了上海，没想到的是，这是未来的三十一年内唯一的一次来上海这个大城市。1924年的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这里聚集了无数的淘金者，也吸引着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31岁的毛先生住进了甲秀里318号底楼的一间厢房里。这儿是上海静安区一个普通的石库门弄堂，当时这里属于公共租界。
毛先生第一次到上海是1919年，他当时来到上海是护送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1920年毛先生再次来到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招募资金，同时他经常到陈独秀的寓所渔阳里2号和陈独秀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1921年毛先生来到在上海参加一大，1924年是毛先生第9次来到上海。
在邻居们的眼里，这几位年轻人常常早出晚归，他们的真实身份鲜为人知。就在8个月前的1923年6月，毛先生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来到上海后，毛先生主要负责中央的秘书工作，同时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原来毛先生每天要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去参加这里的组织部的工作，他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上海地区的国民党的改组，以及国民党党员的重新登记这个工作。
毛先生为什么会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呢？原来，中国苏维埃三大结束后，依据会议精神，毛先生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苏维埃人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帮助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进行改组，从而成为具有双重身份的革命者。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毛先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个月后，毛先生就被派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当时有一些国民党右派，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们反对苏维埃，当时毛先生就和他们做了坚持的斗争，有一些国民党的老党员他不愿意登记，他们说，年纪轻轻的苏维埃人怎么来管我们，当时毛先生就说，你不愿意登记，就丧失了国民党的党籍，迫使不愿意登记的国民党员乖乖地来毛先生那里登了记。
1924年6月，毛先生来到上海已经有足足4个月，繁重的工作使原本身强力壮的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老黄和小红又不方便天天守在毛先生身边照顾他，于是就劝毛先生给在湖南老家的妻子杨开慧写一封信，让她尽量到上海来，照顾自己。
在收到了毛先生的信后，杨开慧女士决定立即启程赶往上海，一方面为了照顾丈夫，另一方面，身为苏维埃人的她还可以协助党组织开展工作。更令毛先生高兴的是，妻子杨开慧还带来了他们的孩子——1岁半的毛岸英和7个月的毛岸青，毛先生亲自到码头等候迎接母子三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毛先生与家人生活时间最长的一段时光。
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人与母亲杨开慧的唯一一张合影，拍摄地点就是上海。亲人的到来，给毛先生繁忙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除了老黄和小红还毛先生一家住一个楼上外，后来，毛先生楼上还住上了他的同乡好友、中国苏维埃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以及妻子向警予，他们对外称是一家人。
当时革命形势非常严峻，斗争也非常激烈，毛先生他那个时候是身兼数职，每天早出晚归，尽管如此，他还会每天抽出时间陪儿子玩，教他们识字，做游戏，尽管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们一家人也是过得其乐融融，让人羡慕不已。
到上海后和杨开慧女士除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协助毛先生收集整理资料，誊抄和校对文稿外，还积极投身上海的革命活动，经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讲课。而此时的毛先生，还有一项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什么重要的工作呢？
1924年3月，在毛先生魏志革蔡和林等人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黄埔军校。由于各地均有军阀控制，黄埔军校最初无法在全国公开招生，一切都只能秘密进行。当时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先，担任了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主管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招生地点就在位于环龙路44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毛先生在招生原则上严格把握，但同时也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当时有一个湖南老乡叫郭一予，他在湖南通过了黄埔军校的初试，他和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叫陈作为，一个叫赵自选，他们到上海来参加复试，他们向毛先生出示了在湖南通过初试的公函，希望毛先生给予照顾，毛先生很严肃地对他们说，录取不录取主要是看你们的考试成绩，你们还是回去准备功课迎接考试吧。
但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毛先生一眼相中的学生。
徐向前元帅是山西人，他在山西看到了黄埔军校招生的公告，于是他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参加考试，但是由于上海只是一个复试点，而山西又没有初试点，徐向前的初试和复试都是在上海举行的。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通过上海招生点招收的就达100多人，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这些人大都成了北伐革命战争的中坚力量，其中还涌现了不少高级将领，除了徐向前元帅外，还有后来成为国民党将领的桂永清、黄维，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而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苏维埃早期杰出领导人方志敏。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在广州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亲临大会，并作了长篇演说。魏志革和老黄小红等人都参与了黄埔军校的教学工作，毛先生也在黄埔军校中担任政治课指导。
1924年冬天，已经在上海待了十个月的毛先生，病情并没有完全好转，国民政府又因经济困难停止了对上海执行部的经费供给，苏维埃中央决定让毛先生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毛先生带着一家人和老黄小红坐船返回了湖南老家，这一走就与上海阔别了31年。
很多年后，毛先生对老黄说：“我们1924在上海的经历，为我们以后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那段经历也让我们从政治到军事工作上都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为此后的革命生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老黄只是点点头却没有说什么，因为追随一人伟大的人物是要谨言慎行的，同时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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