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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先生身边工作，和毛先生一起讨论如何救国救民，然后付诸实践，老黄和小红时时能感受到毛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崇高思想
毛先生的话，就像阳光一样，让人听在心里，亮堂堂，明通通，暖洋洋的，老黄和小红都喜欢和毛先生在一起工作，讨论。
回到长沙后不久，毛先生的妻子杨开慧便于秋季入了党。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大的缪伯英（何孟雄之妻）。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自修大学的主办者，杨开慧则担任学联干事，在党内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
毛先生和杨开慧女士的感情非常好，老黄和小红都看过毛先生给杨开慧女士写的《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诗词缠绵婉约，表达了毛先生对爱人的真挚的革命爱情。小红看到这首诗时还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想起老土，想起魏志革，都没人能写出如此感人的诗作，她忽然很羡慕杨开慧女士。虽然杨开慧女士也跟着毛先生吃了很多苦，也不像小红一样能穿越着玩，可是小红觉得杨开慧女士很幸福。
老黄看小红触景生情，一时心中不忍，想让小红高兴高兴，就求毛先生代自己做一首好词，送给小红。
毛先生对写诗之事却不推辞，拿起浓毫在白宣纸上一气呵成后，就交给了老黄。
当小红打开那首词时，幸福得流下了眼泪，老黄抱着她想亲她的嘴唇一下，但最终只是亲了亲小红的脸就停滞不前了。那首词如下：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重感慨，泪如雨。今宵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恁割断愁思恨缕。
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
毛先生虽然很爱自己的妻子，还是为了早日让中国的人民脱离苦海，他不得不离妻别子，积极努力发展革命。
毛先生带老黄小红到安源调查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启发工人的觉悟，播下了革命种子。安源路矿（株萍铁路和安源煤矿）是德、日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官僚买办企业，有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近两万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毛先生经过考察认为，在安源路矿工人中，蕴藏着无限的革命潜力，应立即开展工作。
在安源时，毛先生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很多青年志士，一时间，湖南的劳工运动进入了关键时期。一方面它处于全盛阶段，在中国最强大。另一方面他也需要继续发展。后来毛先生让李立三、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在湖南的很多地方播撒革命种子。
老黄和小红跟着毛先生到处组织工会，发动了多达十几次的罢工，还不时地在各地暗中发展苏维埃组织。工作正大踏步地朝前迈进。两年的时间，湖南就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和50000多名会员。尽管发展党员条件甚严甚慎，但湖南的党员人数从1921年年中的10人，一年后猛增到123人。在每一个工会成立之际，毛先生总是设法把一名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劳工运动缺乏民众基础，铁路上发生的危机说明了这一点。
像大多数产业一样，铁路大部分由外国资本把持，反帝情绪加剧了工人的反抗心理。铁路工人最为先进。在华北，铁路成了襁褓中的中国苏维埃的摇篮。根据上海的指示，把注意力转向粤汉铁路。中国苏维埃认为它―――与安源煤矿一样―――可以成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
毛先生依照安源模式行动。在长沙的新河车站，他工作做到了家，进展很顺利。他在茶馆举行会议，有时邀请铁路工人到清水塘他的家里彻夜讨论罢工计划。
在北边的岳州，毛先生等人的工作因为某些原因收效不大。“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这句响亮的口号也没有能带来多大的成功。一场罢工在1922年9月被发动起来，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毛先生还特地安排了从其他工会和城市发来的支持罢工者的声援电报。但是，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北洋军阀马上把军队调向岳州镇压工人。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虽然进行了反击，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军阀最终控制了局面。到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了，湖南的统治者取缔了工会。无产者的革命看起来遥不可及。
1921年至1923年的斗争阶段似乎很快结束了。1923年4月，毛先生带着老黄小红等人逃离长沙，以免作为“过激派”而遭逮捕暗杀。
毛先生没有带妻子杨开慧一起出走，因为杨开慧女士怀孕了，由杨开慧女士的母亲来照顾。过去的两年，是毛先生和他的妻子在一起生活最长的一段时间。
当和老黄小红等人潜入乡下时，他们有很多问题要思考。城市工人的革命是否真的已经在即？如果不是，还能说中国苏维埃总是英明的吗？
苏维埃在城市道路上艰难地行进。苏维埃的总书记还是陈独秀教授，他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致看不到农村道路的希望。那些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如李立三、等也没有认识到亚洲的革命应该与欧洲的革命有所不同。
然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太少，不足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一，中国苏维埃也还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很多活跃的工会会员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意思。
再说，军阀手中有枪，公然蔑视他们差不多是自取灭亡，劝导他们看来也是无济于事―――毛先生在1922年12月曾与湖南省长据理力争过。
毛先生和老黄小红等人没有参加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他们的活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他们的热情受到压抑。劳动工会曾是他们的生命，为此他们牺牲了很多，而且不得不逃离长沙。
然而，城市的组织工作并不能发挥毛先生等人的全部能力。他们从没在矿井或工厂干过活，他们熟悉土地却不了解机器或工业生产。他们也没有去过欧洲，而那里的无产阶级通过起义掀起的世界革命异常活跃。
由于某种原因，毛先生等人不是太适应劳工运动，他们不像张国焘（一个地主的儿子，会讲英语），李立三（曾留学法国）或曾留学苏联）那样得心应手。
他们不像那样相信产业组织的发展好像受引力作用那样自然导入社会主义之门。
工资与劳动时间问题没有给毛先生等人以很大的刺激，至少不像长沙那位新娘自杀或他父亲对佃户的贪婪那样使他们深感震动。
排外倾向使毛先生等人受阻。俄国顾问总是很时髦的，但新中国能这样建立起来吗？在共产国际的日程表上简单地勾出几条，可爱的中国的一土一石和社会生活就会发生改变吗？
应着手找到同盟军，毛先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毛先生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已经表明了他希望广泛联合的意愿。到1923年他已成为纪律严明的队伍中的一员。这一组织的领袖比他更有能力，它的总部在800英里之外的上海。
中国苏维埃内部对于1921―1922年的政策也正在重新考虑。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的路线是偏执的，57名党员的力量也过于弱小，苏联苏维埃认为“一大”路线过于自大。
生于荷兰的布尔什维克传销员马林试图遵照共产国际指示改变这个局面。然而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认真对待马林的意见，实际上路线并没有改变。不久，广州发生的事件给马林以发难的理由。
1923年1月，一桩政治联姻促成了。孙中山在上海与苏联特使越飞达成了协议。中国苏维埃将与国民党携手合作，苏维埃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苏维埃继续保持其独立的存在。但是，“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属于国民党。
这是决定命运的一步。苏联苏维埃对此很满意，这是共产国际把自己的标签贴在中国革命身上所获得的第一次成功。可是，中国苏维埃内部并不是人人都满意。
对毛先生来说这是新阶段的开始，他在韶山认真地思考一段时间后来到了上海。他住在苏维埃组织提供的一间屋子里，周围是外国租界喧嚣的商业区，毛先生让老黄给魏志革递交了一份湖南工作的报告。
1923年夏，毛先生带着老黄小红等人生平第一次来到广州。中国苏维埃要在这里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问题。毛先生在会议期间说：“一定要有革命的大联合，不能孤军奋战。”
这座南方城市使他们眼界大开，这里有外国人，有地处内地的湖南所没有的通商口岸。它的喧闹对他们这些人是一种震荡。但是他们也在广州方言的包围中无所适从。
毛先生一直认为建立新中国的斗争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923年的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对于正在出现的孙中山―莫斯科―中国苏维埃这种三角联盟，反帝是较为合理的或者说是唯一能把三者维系在一起的纽带。为了反抗外侮，毛先生也倾向于中国各阶层组成最广泛的联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毛先生对中国革命提出了预见性的策略。但张国焘不大赞成，他认为：“在这种特别场合，毛先生关注的是农动。”因为毛先生提出：“在湖南工人没几个，甚至比国民党员和苏维埃员还要少，农民漫山遍野都是。”
大会表决是否要把劳工运动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时，毛先生起初投票反对，难道要把这些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工会组织拱手交给只知纸上谈兵的外来权威？
但当大多数人转向另一条道时，毛先生等人也改变了自己的调子。他们要与大家一致，他不得不如此。从长沙这块根据地出来以后，他们要在全国性的苏维埃网络中开辟自己的道路。
大会选举毛先生为14名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这使毛先生取代极左主义分子张国焘而成为组织部长。因这一工作，毛先生的基地迁到了上海。1923年，毛先生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党的全国性刊物《向导》上而不是在湖南的刊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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