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卑职就放肆了接着沈云龙就站了起来，来到陈诚办公室里挂着的地图前，分析道：“首先我先说说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战爆发以来，中日军队之间的首次主力会战，交战双方总共投入近百万兵力。纵观淞沪会战中，参战日军无论在兵员、武器，以及战斗力都是远远超越我军的，惟独那不怕牺牲、奋勇杀敌的精神为我军所独有。此役我国国力和军力虽不如日本，但军民拚死杀敌，终以25万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军9万余人，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粉碎了日本3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并为上海和长江下游工厂与物资内迁赢得了时间。日本军队自日俄战争后被世人认为是可怕的军队，这次经我国一打，降到了第三等国的地位。我队此次抗战英勇坚毅，使世人刮目相看，恢复了自己的荣誉。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淞沪会战最终失败了，我国不仅兵员损失巨大，还丢失了上海和苏杭等城市及江浙一带的富饶土地，民众百姓流离失所，至于物资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回顾这场战争，痛定思痛，很多经验教训值得仔细总结和铭记。”
“哦，你说说，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铭记的。”听了沈云龙的开头，陈诚显得相当感兴趣了。
“我认为导致这场会战失利的原因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是战略指导思想上。国民政府在开战之初就把战略战役的最大希望寄托于西方列强的干预上，企图借助别人的力量通过战争来谋得和平这个出发点云龙不敢苟同。上海不仅为我国最大之城市，而且也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所以国民政府以为上海开战必会引发西方列强的干预，而西方列强为了维护其在上海的利益，必会调停中日双方的争端。但任何帝国主义都是利己主义者，他们绝不会为我国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只会把我国的利益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相互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随时准备出卖。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哪次不是如此呢？指望西方列强全心全意地站在我国人民一边，无异与虎谋皮。即使是对于真正的朋友，也不能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须知，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战略利益，都是从自己的民族、国家、利益决策问题的，谁也不会为了别人而引火烧身。公理正义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有不同的内容，每个国家民族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理解和解释公理和正义的。对朋友，即使是真正的朋友，也不能指望过多，更不能把本队人民的命运之"宝"押在别人的身上。以别人的好恶来确定或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够救自己，别人总不能代替自己，别人总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也是注定要吃亏的。”
沈云龙说完这番话后，偷偷地看了陈诚一眼。看见陈诚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自己的分析，还顺手在本子上写着什么，沈云龙放心了，要知道他的这番话已经涉及到了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也就是蒋介石，如果陈诚面现不愉，那他的前途可就不保了。
看到陈诚并没有什么反应，沈云龙继续说道：“第二，从战略战术上来说，淞沪抗战除了初期我军实行的攻势作战外，我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守地位，在战役中的各主要作战阶段，亦多取守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消极防御，单纯与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只能是死路一条。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沪、宁、杭三角地带犹如一只巨大的乌龟，头是上海，龟脚是杭州和江阴，上海地区实际上是夹在杭州湾与长江口之间的一个半岛，而龟尾即是南京，龟背，则是一片河网的太湖流域。在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条件下，把70余万大军投人这样一个地域狭窄、水网密布、沼泽遍地的半岛地区只能是被动挨打，没有迥旋余地，正好适应了日本军国主义速战速决、聚而歼之的战略计划。淞沪战场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地面工事构筑不易，给防御作战增加了难度。在这种条件下，我国数十万大军，既未作纵深梯次配置，又未实施战役机动，加之一线部队过分靠近海岸及江岸，长时期遭受日军舰炮袭击，徒然增加了兵员伤亡。8月23日以后，中国各部队即被日军紧紧咬住无法脱身，往往为一城一地之得失，浴血相拼，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极大限制，无力改变战场局势。仅有的一次主动进击，还因组织指挥不力而失利，此后再未能有任何转机。
而在整个会战中，我军采取逐次添油的战术，只有战役战斗的反击而没有战略上的进攻，战斗多采取短促突击的方式进行，如此呆板的战略战术指导，我军怎么能不处处被动，处处受制于人呢？而失去了主动权的消极防御的军队，又怎么能不失败呢？”
沈云龙说到这里听了一下，又看了看陈诚。陈诚写得正起劲呢，突然发现沈云龙不说了，连忙催促道：“继续说，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后面还有吗？”
“是的，还有几个方面。”
“那就一口气把它说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结，云龙你有心了。”
接着沈云龙又开始了他的分析。
“第三，在战役指挥上。淞沪会战我军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对侧背的战略要地杭州湾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军会战初期，曾经设想过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包抄我军战线背后的可能，因此在沿岸建有简单的防御工事，以及留有部队监视。但是后来由于会战越打越激烈，因此将防守杭州湾的部队陆续抽调，支援淞沪，指挥部认为，日军也已经全力投入上海正面作战，不会有兵力再投入登陆杭州湾。等到日军真的登陆金山卫，指挥部又惊惶失措，迟迟不愿作出撤兵决定，直到4天后面临全线崩溃、全军覆没的时候，才下令在上海作战的部队，进行全面的撤退。撤退失机，仓皇下令最终造成兵溃如山倒的局面。
指挥部所犯的另一大指挥错误是，在淞沪会战长达3个月之久的期间，竟然没有派少量部队，或是参谋督导人员，认真实际地检视长江三角洲的国防工事，进行作战之前必要的整理与准备，以及整体防御的规划。结果等到我军从上海地区溃退到防线之后，才发现无法顺利地进入阵地应战，也没有任何的支援与接应，部队根本无法使用这些国防线作战，结果几百万元投资的防线，变成了纸糊的防线，被日军不费吹灰之力突破了。上海失守，南京遭殃，国门就这样门户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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