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死我啦！尊师重道的品德都上哪里去了？”廖立气呼呼跑回来，将典籍狠狠地砸在案几上，一张愤怒的脸满面通红。
“公渊，又是哪位学生惹你生气？”诸葛迷好奇地问道。在潜龙学舍半个多月从没见廖立这么早回来，也从未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陈祗，陈祗这小子气死我啦！今天我在课堂讲授儒家的治国之道，他却大不以为然，公然谈论名法治国。”
陈祗是许靖兄的外孙，从小生长在许靖家，弱冠知名。求学于潜龙学舍，喜欢韩非术。
诸葛迷暗道：陈祗所谓法学治国，理论上并无太大的过错，只是不懂儒学之精妙，视野显得狭窄。然而儒学毕竟滑落到低谷，我要还原儒学本来面目难度更大。
儒学的衰落从后汉时期开始，到三国时代陷入信任危机。统治者争权夺利，割据杀伐，已经难以给经学家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保障，反而为了自身的某些狭隘懂得利益严重打击经学知识分子。
为统治者进言献策是儒家精神治国的重要途径，一旦皓首穷经以博取功名的治学之路被堵塞，儒学的研究失去存在的基础。
经历东汉末期的皇位更替、皇权旁落、社会动乱，使得对儒者内部产生信仰危机。这种危机感染到无数求学的弟子，他们越来越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有些人开始钻研其他学术，陈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好谈韩非、商鞅，谋求变法之道，给蜀汉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新的思潮。
诸葛迷安慰几句，独自走入课堂。在这间宽敞的学室里，挤满了数十位好学的青年。他们对于知识的的渴求让诸葛迷感动；他们对其他诸子学术的问难也让诸葛迷头疼。
“老师，请问你师从何人？”首先问难的是张绍。他对诸葛迷推崇备至，他好奇老师的博学。
诸葛迷微笑道：“我师从诸子百家。”又问陈祗道：“你口口声声推崇法家学说，那请问法家学术来源于哪里？”
陈祗哪里知道如此高深的历史渊源，当下被问得哑口无言，再也不敢嚣张。
“既然推崇学术，一定要知道其根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法家之学是按东周时代的情形立说。东周时期群雄并起，这个时期最要紧的两个条件，一是裁抑贵族，铲除封建势力。二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秦国施行，所以卒并天下。致秦国富强的前有商鞅，后有李斯，都是法家大才。《韩非子定法篇》解释法术二字，治民者谓之法，裁抑贵族者谓之术。富国强兵之策就是教民农战。《商君书》发挥此原理最为透彻。法家特色主张审察现实，制定应付之策，主张变法反对守旧。”
诸葛迷洋洋洒洒几大段，听得喜好法学的人如痴如罪。他于法学之术了解还不精辟，但谈论历史如数家珍。这些话又都是书本上找不出来的道理，经他这么一说，更是神乎其神。像陈祗这样自以为是的学生也不得不对诸葛迷抬眼高看。
诸葛迷的演说也是根据当前蜀汉的具体局势。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与东周列国并起的局面相仿，目前蜀汉也面临打击豪强，抑制门阀垄断仕途的困境；同时要提高国力，与魏吴两家争夺天下。那么法家的学说就必须重视。但重视法术又很难制服享有一定特权的蜀汉门阀，国家又必须依赖门阀，这就不得不推崇儒学的礼乐治国。只有儒法并用，才能给蜀汉政权带来超出另外两国的优势，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历史上的诸葛亮在尝试着努力施行，回到三国的诸葛迷也不例外。
就在学生情绪调动，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诸葛迷话锋一转，回到儒学治国的轨道上。
“有些学者感到迷茫，认为乱世之中儒学治国就毫无用处。非也！儒家学说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入世参政意识。儒家思想中内涵丰富的政治理论和治世主张，你们诸位有谁知道？”讲到兴起处，诸葛迷突然发问，目的是彰显博学的才华，启发学生对儒学思想进行新的思考。
这一问又问得全场鸦雀无声。
猛听得外面一人击掌叫好。
待那人进得大堂，诸葛迷愕然惊道：“子勒兄怎么来啦？”
来人是“西蜀三俊”才学冠首的秦宓。
秦宓在益州派子弟求学的“巴蜀学舍”授课，听闻诸葛迷在潜龙学舍讲学。学舍学术风气大盛，一时好奇就来此听课。秦宓喜欢追求学问，博采众闻先前在舌战群儒时就对诸葛迷颇感兴趣，后来诸葛迷声名鹊起，于学术界掀起一股风潮，更令秦宓生出爱才之心。趁有空暇前往拜访。
适才堂外听诸葛迷分析法家思想来源鞭辟入里，他的学说十分新颖独特更深深引起秦宓探索学问的兴趣。突然听诸葛迷又说起儒学治国，这大大合乎胃口。
方今战乱，儒道衰微，道德沦丧。秦宓作为儒者，对社会现状和儒家思想进行过反思，对前途和学术越发迷茫。他爱好学术，重视德风，常常辗转反复于现实和道德中，整夜失眠。秦宓之所以成为西蜀才学冠首不仅在于博闻强识，更在于他善于思考。然而以往读过的古文典籍没有任何一书对他产生启发，他对儒学衰微，对儒学的将来找不到一条出路。他渴求儒家道德恢复，希望找出一条适合当世的儒学之道。
诸葛迷心下踌躇：莫非秦宓跑到潜龙学舍踏馆不成？想起当初在太子宫殿舌战群儒，终败在秦宓之下，心里总觉得疙瘩难解。
警惕的目光投向秦宓，依然微笑着招呼道：“哪阵风把西蜀三俊的子勒兄都吹来了？快取席备座！”
秦宓缓缓坐好，目光与诸葛迷相触，笑道：诸葛迷还是疑心我来寻衅。他个性狂傲不羁，那是性情使然；但他不喜欢挑衅惹事。施礼道：“在下也是来求学的。请诸葛兄赐教儒学治国之道。”言辞恳切，不像故意闹事。
诸葛迷一颗心落回原处，滔滔不绝地讲道：“自董公以后，朝廷独尊儒术，儒学治国安邦之道切入政治实践。儒学将道德与政治合为一体，使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相互贯通。”目光转向秦宓，意思是问：子勒兄，不知在下所说对否？
秦宓微微一笑，算是赞许，同时也暗示诸葛迷继续讲下去。
两个人的心忽然生出第一次见流。诸葛迷信心大增，继续说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儒家所提倡的一个重要政治主张就是大一统。很多人认为仅仅是大一统，其实儒家之道在大一统基础上还有‘大同’的社会理想。”
自西汉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就被历代统治者利用，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由此还开创了汉武帝时期帝国的昌盛局面。董仲舒从礼法制度正本清源，目的在于端正中央与地方、天子与臣民的上下尊卑关系，为维护“大一统”服务。然而狡诈的封建统治者从自己利益出发，单单追求大一统思想，忽视更高境界的“大同”思想。大同思想与统治原本格格不入。
孔子依照“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把和平美好的社会模式寄托于一个王道礼治的社会。其大同世界实际是原始**社会的写照。然而很可惜，这一思想不可能得到封建君王的认同，董仲舒等儒者继承人在痛定思痛后抛弃了这一原则，出于无奈。儒学只有迎合当局者，儒者才有政治利益。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儒学传至汉末，在天下难以大一统的时候，儒学的尊卑已经无法束缚强者的野心。弱肉强食是自然法则，维护利益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儒家学者不但未能实现“大同”，就连“大一统”的礼法制度的道德底线都旦夕难保。
诸葛迷不敢多提所谓“大同“，毕竟距离这个时代过于遥远，就连他所处的时代都没有实现哩。接着讲道：“仁爱用于政治就是‘仁政’，仁政的措施就是礼治。仁政在于富民，教民；强调道德教化。”很多时候诸葛迷都是以个人对儒学的理解在讲述，难免语言欠缺流畅。
孟子的仁政思想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兼并战争。然而大一统必须通过战争赢得。这就是前后矛盾之处。诸葛迷没有赞同孟子的观点，他将仁政思想停留在简单的富民教化上，对反对战争之说讳言。
教化民众这是治国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尤其在诸葛迷的政治主张里，他再三强调教化，强调地方官吏的作用。他比较崇尚两汉吏治。史学家称赞“两汉吏治，永为后世之美”。教化功不可没，与宋代理学束缚民众思想相比，汉代的教化单纯许多。以百万民众养十万甲士，十万官吏而没有怨言。诸葛亮时期的吏治，晋代以后再也看不见。这或许就是历代君王推崇诸葛亮的一大重要原因。他们管辖的吏治，较诸葛亮治理的蜀汉，相去甚远。国家人口繁衍，官吏数量增加，但效果相差许多，人民多有怨言。
诸葛迷身在讲求自由的时代，对于封建礼法不很感冒，但他依然提倡必要的道德礼仪。在三国时期，礼治为主，刑罚为辅无可争议。诸葛迷不主张将礼节变成条条框框。他首先主张乱世用重典，然后谆谆教导，让教化成为一种长久制度，让礼治深入人心。历史往往也很滑稽，唐代以后礼节法规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然而守礼与执法越加松懈，违礼和犯法的案例越来越突出。
诸葛迷又就“重民任贤和君道臣道”阐述许多。这些思想后代学说众多，诸葛迷可供选择面很广。讲到后来，意气风发，口若悬河，竟然忘乎所以。一针见血直指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这个世界本无鬼神，何来天人感应之说。天地是自然万物，有规律可循，顺乎规律则可。感应一说纯属荒谬怪谈。各位不妨看看王充的《论衡》，大有启发。”
堂下开始哗哗骚乱，有人议论纷纷。
秦宓起身说道：“今日洗耳恭听孔惑兄的高论。若论辩驳，卿不如我，若论博学我不如卿！”他是坦白相告。诸葛迷纵论儒学精要，这些都是秦宓前所未闻的总括性道理。因为它凝聚后世千年的民族文化，古人智慧再高也猜不透将来的事情。秦宓感觉先前的困惑似乎得到一丝启发，心情不像起初焦虑。
包括诸葛迷在内在场众人都感震惊。秦宓以博学冠首西蜀才士，今天当众说出这话，那是坦诚自己学识不如诸葛迷，把冠首之位拱手相让。诸葛迷忽然感到秦宓心胸宽广，自愧不如。
“若论宽宏雅量，子勒兄胜我十倍！”诸葛迷由衷称赞，先前与秦宓的过节消散得无影无踪。
“然天人感应学说流传两汉，朝廷深信其中，孔惑兄断不可妄谈，惹来杀身之祸！”秦宓临别忠言让诸葛迷隐约感觉自己过于激进，忘记当前的历史背景。
刚才那席话都是即兴发挥，说到哪里算哪里，没有顾及太多。等到事后学生再来请教，诸葛迷缄口不答，和平常一样讲课授学。
然而诸葛迷反对天人感应，宣扬无神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成都大街小巷。诸葛迷的名声再度升温，在学术界激起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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