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远府都督大忠和正为两个儿子平安归来感到高兴，却又突然接到大内相府的紧急文书。这道文书像披头盖顶浇来一盆冷水，把大忠和的兴致全都浇没了。他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凝视着手中的文书，现出一脸的忧郁之色。
大仁秀见父亲情绪反常，猜想那文书一定与自己在上京大闹元宵节的事情有关，就小心问道：父帅，那文书上怎么说？
大忠和心事重重地说道：不是元宵节的事，却也与你有关。你自己看吧！
大仁秀接过文书，只见那上面写道：康王基下登基以来，恭敬大唐，效忠天子，朝贺进贡，年年不误，王子入侍，人数倍增。前次征调各位亲王的子孙入侍长安，亲王们争先恐后为子孙报名，只有大忠和以儿子年幼为由未能应召。今年新年新春，康王基下拟派遣使臣赴长安朝贺进贡，同时再送一批青年王子到长安入侍。大忠和的长子大仁秀已经二十有三，宗正司已将其纳入赴唐王子之列。二月初十日，入侍王子来上京聚齐，大仁秀务必准时到京，不得延误。
这份文书是大内相乌士元的亲笔，措词相当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几乎就是勒令大仁秀赴唐入侍。大内相用这样盛气凌人的口气向一位外府都督发号施令很有些反常。这就表明乌士元迫不及待地要送大仁秀去长安，绝不仅仅是动员一位亲王的儿子赴唐入侍那么简单。
原来，康王登位之初，曾要求每位亲王都要送一名年轻子孙到长安入侍，那次送了三十余名王族子弟和高官子弟到长安。那时大仁秀十五岁，理应奉召入唐，可是大忠和不想让儿子和那些平庸的王子们混在一起，就装聋作哑，没有给儿子报名。当时大内相乌士元就对大忠和多有微词，劝康王下一道严教，强使大仁秀应召。可是康王却以为大忠和是严守家训，不肯让儿子出来谋求仕途前程，就反劝乌士元不要勉为其难。为了这件事，乌士元一直对大忠和耿耿于怀。
前不久发生的元宵节事件，更加重了乌士元对大忠和的猜疑。虽然左猛贲卫都尉王喜来带回五具盗马贼的尸体，使元宵节大案有了一个貌视圆满的结案，可是乌士元根本不相信那五具尸体就是他要追捕的逃犯。因为乌士元不是等闲之辈，他在长安中过进士，大多数进士是要做地方父母官的，必须精通审犯断案的其本常识，岂能被察布里的雕虫小计所蒙蔽。他最初是从查获的马匹身上认定案犯应该是渤海国北方人，不是室韦人。后来他又亲自查验过那五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从死者的手指和脚趾上辩认出至少有三具尸体是老年人，已经知道这是有人故意移花接木以假乱真。可是他身为大内相，知道元宵节大案必须尽快结案，才能安定王心官心民心，就睁一眼闭一眼，违心地默认了盗马贼作案的结论。从康王到文武百官都为元宵节大案的迅速破获而欢欣鼓舞，只有大内相乌士元仍在暗中测算那五个逃犯的去向。他很快就想到，既然是察布里弄虚作假捐尸赎罪，那逃犯一定与室韦国乌仑部关系密切。而能与乌仑部王子察布里结交的人肯定是怀远府某个地位显赫人家的青年。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只有怀远府都督朱正章的儿子朱培英。如果朱培英是案犯，那么与他合伙作案的人一定有他的把兄弟大仁秀和李伯庸。北方三府的少帅都成了嫌疑人，这事就非同小可，而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就更让乌士元不敢声张。他下定了决心，要不动声色地把他怀疑的三个都督之子逐个解决掉，首先要解决的是他们当中的首领大仁秀。
身为一国首相的乌士元要想刁难一个外府都督的儿子，自然是随时都会找到机会和借口。每年的年初，渤海国国王都要向大唐皇帝上表贺岁。这件事一直是大内相负责筹办。今年元宵节后，乌士元就向康王建议，派使节送贺岁表的同时，再送一批王族子弟赴唐入侍。康王一直奉行着恭敬和效忠大唐皇帝的国策，对这样的建议自然欣然采纳。乌士元便假借康王要再送一批王族子弟赴唐入侍的名义，向大忠和发出了上述那份措词强硬的文书，严厉要求大仁秀奉召入侍。
大忠和对乌士元突然发来这样的文书颇为震惊。他平时十分注意和上京的朝臣保持一团和气，对三位相国更是谦恭有加，从来没得罪过任何人，怎么会招来乌士元蛮横无理的命令呢？是不是大仁秀在元宵节闯下的祸露出了马脚？如果是为了元宵节的事，乌士元为何不公开调查，却要命令大仁秀赴唐入侍呢？上次拒绝了送子入侍的王命，这次还能拒绝吗？大忠和一时心乱如麻，沉思不语。
大仁秀看罢大内相乌士元发来的文书，料定此举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显然是在有意发难。他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微微一笑，向父亲说道：父帅不必忧郁。乌士元这份文书来得耐人寻味，一定是怀疑到我是元宵节大案的主犯，却又拿不出任何证据，才使出了这样的调虎离山之计。由此可以断言，他不敢公开向我发难，只能暗中捣鬼，这就把他的虚伪性和虚弱性暴露无遗。我要是屈从了，他就会变本加厉向父帅施压。我要是把他顶回去，他也就无计可施了。所以，我决不能奉召入唐。父帅不要理睬他，只当没有接到这份文书，看他还能使出什么花招和诡计。
大忠和一直在掩护长子大仁秀的政治雄心，不愿意大仁秀过早地暴露出雄心壮志，只盼他韬光隐晦，避嫌避灾，静待天时。八年前他不肯送大仁秀去长安入侍，现在就更不肯送。他当即向儿子说道：你不去长安，我完全支持。可是对大内相的文书也要有个妥当的回复。你也不必多想了，这事就由我来处理吧！
大忠和的次子大仁杰一直在一旁听着父亲和大哥的谈话。他平时言语不多，只喜欢读书，不像哥哥那样热衷于交游。他受祖传家训的影响，对渤海国官场不感兴趣，可是对渤海国胄子监发行的书藉却十分热衷。他从那些改编过的儒学书藉中看到了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渴望着有朝一日走进大唐长安国子监的书斋，饱览天下奇文，沐浴中原文明。现在他听着父亲和哥哥的议论，心眼里紧张地活动起来。他想，到长安去入侍，是藩属国王族子弟的荣耀，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哥哥不愿去，自有他的理由，可是这机会白白错过了实在可惜，不如我来替哥哥应召，既可以让大内相有所满足，又可以替父亲解除心中烦恼，还可以使自己得到去长安的机会，这样一举三得的好事为什么不做呢？
大仁杰拿定主意，向父亲说道：父帅，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大忠和道：你有什么主意，说来听听。
大仁杰道：哥哥不想去长安，可是我却非常想去长安。不如就让我来替哥哥应召。康王要的是王族子弟，并非一定要哥哥，由我顶替哥哥，谅那乌士元也无话可说。
大忠和问道：你真的想去长安吗？说说你的理由。
大仁杰道：大唐是天子之国，长安是天下都城。能去长安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是人生一大乐事。渤海国年轻人千千万万，能有机会去长安的幸运儿屈指可数。这机会现在就摆在我面前了，我怎么能让它失之交臂呢？
大忠和高兴地说道：看来你也长大了。你能有这样的想法，倒是让我大开眼界。可是你要想仔细，到了长安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都要你独立承受，想要回来更是难上加难，不管你学业优劣，都必须得到国王诏命时才能归国，有许多人终生都不能再和亲人团聚了。
大仁杰笑道：大哥现在常年不着家，大家不是照样过得很好吗？先前去长安的人都很有成就，我也会像他们一样学成归来，父亲不必为我担忧。
大忠和笑道：你们两兄弟，各有其志，我不能偏心，都要支持。仁秀，你以为如何？
大仁秀道：如果二弟是委曲求全，我会坚决反对。如果是真心想去长安增学识长才干，我当然乐见其成。
大忠和道：好，就这样决定了。我立即回复大内相，就说我的儿子大仁杰准时进京应召。
大仁杰如愿以偿，高高兴兴地告别亲人，进京应召。他来到上京，按规定向大内相府报到，却被大内相府软禁起来。大内相乌士元见大忠和偷梁换柱用次子来顶替长子，自然不肯罢休。他先扣留了大仁杰，再到宫中向康王奏了一本，说大忠和阳奉阴违心怀叵测，不让长子为国效力就是对王室的不忠，对这样离心离德的亲王务必严加惩处。康王却不以为然，说大忠和不肯让长子应召，正是他不求进取的表现，怎么能说他有异心呢？他原本是执意远离官场的，这次能让次子来应召，正是表明他与王室同心同德。孤王对大忠和的变化感到很高兴，大内相何必自寻烦恼呢？乌士元见康王根本不想为难大忠和，也就不好再固执己见。尽管他不甘心让大仁秀随心所欲，却也想不出否定大仁杰来应召的理由，只好承认现实，把大仁杰纳入赴唐入侍的人员之中。
大仁杰到了长安，和其他入侍的王子们一同进入国子监读书。一个向往中原文明的藩国王子，能来到大唐的最高学府读书，就是最愉快的事了。他百倍珍惜这个天赐良机，很快就沉迷于四书五经之中，废寝忘食埋头读经，成为国子监中最勤奋的学生。十年后他已经是一名满腹经纶的藩国才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中大唐进士。通常藩属国的学子在长安考中了进士之后，大唐鸿胪寺都要向其所在国的王廷发出喜报。藩属国王廷接到喜报后，多半是要召这样的优秀人才回国效力。现在大仁杰学业有成，却遭到渤海国大内相乌士元的排斥，根本没有回国的可能，就只好向鸿胪寺表示愿意留在长安效力，请求吏部量才录用。不久，大唐宪宗皇帝就任命他为太仆寺员外郎。
大仁杰虽然在长安读书和做官，却一直和远在渤海国的父亲保持着书信联系，每年都要托人带回三五封家书，报告自己的状况，介绍长安的新闻。大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即渤海国简王太始元年，大仁杰从大唐长安捎回来一封家书，讲了大唐长安新近发生的一件大事，在大仁秀的心中掀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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