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循善诱地启发的结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维特拉克整天无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东
1928年的一天，瑶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鹳酒吧喝酒。在邻桌上坐着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这位年轻妇女微笑，这一举动令她十分恼火。那位男子额头上耷拉着一缕头发，手里拿着一把稻草正在编着玩。看见瑶基对他玩的把戏有兴趣，他起身来到她的桌边，让她看他最新发明的超现实主义游戏：他把已经编好的草片连接起来，就形成一只蜘蛛。接着他在上面洒了一滴水，这只蜘蛛的脚就动起来了。
这位男子放声大笑，并作了自我介绍：罗伯特•；德斯诺斯。
瑶基对他的一套表演完全无动于衷。
第二天，瑶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厅跳过舞有点儿认识的布勒东一起喝开胃酒。她向对方讲述了第一天发生的事，并且向他坦言德斯诺斯的行为令她不快。布勒东立即喊来一个服务生，要求给他拿来纸和笔。他马上给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伙写了一封口气十分严厉的信，批评他不懂得在酒馆如何对待女士。瑶基试图阻止气得要发疯的布勒东，但没有用，信还是发出去了。
又过了几天，瑶基在另外一家酒馆发现了德斯诺斯。她请他到自己的桌边来，对她把那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布勒东向他道歉。但德斯诺斯对此毫不在乎。他刚从古巴回来，是自由人。
瑶基邀请他当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苏里公园附近的家里共进晚餐。于是，他们之间建立了友谊。几年之后，瑶基•；藤田成了瑶基•；德斯诺斯。
瑶基和德斯诺斯在白鹳酒吧相遇之后，布勒东向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写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东对属下的管制十分严格。萨尔瓦多•；达利后来在为勒内•；克勒维尔的《艰难的死亡》写的序言中，评价布勒东是一位“正直廉洁和严格刻板”的人。总之，布勒东要求他的属下必须时刻严格地跟着他的指挥棒转。
布勒东干预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认为绘画作品买卖（他本人和艾吕雅都在做)是一种崇高的行为，而新闻工作却相反，德斯诺斯、克勒维尔、苏波以及其他许多人都由于从事新闻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德斯诺斯在《巴黎晚报》工作；克勒维尔担任《新文学》的编辑部秘书；1944年，苏波在纽约巧遇迫于生计从事新闻工作的布勒东：皮埃尔•；拉扎雷夫雇用他任电台播音员。他给自己划定了一个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这位超现实主义教皇之外任何内容的文章）。
在喷泉街，很难听到或者很少听到马松、德斯诺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厅的常客们喜欢听并且常听的音乐。即使偶尔听一下，也必须偷偷地背着布勒东。
布勒东永不放弃的一个信条就是：纯洁的爱情是一种高尚品德，而同性恋却是道德败坏的行为。《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11期发表了超现实主义者们在一次关于一个特别问题（“如何看待鸡奸行为？”）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普雷韦认为没有什么不好；凯诺持同样立场，他认为在超现实主义派中流行的反对同性恋是一种偏见，他为此深感遗憾。佩雷、于尼克和布勒东站出来反对，特别是布勒东。他说除萨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恋者，都在“企图用精神与道德上的空虚向人性的容忍性发起挑战”。［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这种严格作风或许能够部分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们对科克托的蔑视，以及布勒东对居住在巴黎但效忠于莫斯科的伊利亚•；爱伦堡的敌对情绪。
法国人布勒东对这位俄国人不满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击过超现实主义派，而并非因为他不断地变换手法讨好党的领导。伊利亚认为超现实主义者是一些整天游手好闲、过着寄生虫生活的人，几乎仅仅关心罪中之最的鸡奸活动的人。在为革命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全国大会做准备工作期间，布勒东在蒙巴那斯遇见爱伦堡从家里下楼到酒吧去购买香烟。他尾随着他，并赶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而对方未作任何反应。
《超现实主义宣言》的作者——布勒东对不忠者一律严惩，无论是动手或者动口，或者二者同时并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经常是在对方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形下，打他个措手不及。例如，当他1929年与西蒙娜•；布勒东离婚的时候，他还把别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视为亵渎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测布勒东与皮埃尔•；纳维尔翻脸，可能是因为纳维尔的女伴（未来的妻子）丹尼丝•；莱维是西蒙娜的表妹。
谁违背了布勒东的意志，布勒东与他断绝关系是必然的。无论同谁断绝关系，布勒东必定会同他进行一场激烈的厮打或咒骂。达达派及后来的超现实主义派的野蛮粗暴的言行不仅仅对外，他们自己也自食其果。当惩罚或开除组织内的成员时，也每每使用同样野蛮粗暴的手段。（布勒东在1946年发表《再版超现实主义宣言（二）的通告》中，对他本人的“不适当的暴躁”和“过于仓促地作出判断”表示懊悔。）
超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磁场》一书两作者之一的苏波同样被无情地抛弃，这是三十年之后许多人被无情地从斯大林主义的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先兆。与苏波同时被开除出党的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们都感觉成了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孤儿。被开除出与之命运相关的超现实主义派之后，苏波一度处于神经质的意志消沉当中。
以下是菲利普•；苏波对他被开除经过的叙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苏波被传唤出庭。与审判巴莱斯大会一样，审判由布勒东主持）：
我进到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的灯光昏暗。我早已意识到，根据惯例，出席类似审判仪式的人很多，布勒东主持，路易•；阿拉贡和马克斯•；莫里斯协助。他们指控我的诉状充满敌意，甚至谩骂。我丝毫没有料到过去我一直视为朋友、在他们遇到无论何种困难，我都尽全力帮助的人们竟然会如此对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们预先早已精心策划好。这一次他们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为止。组织者们完全没有要听取我辩护的意图，因为他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我感觉他们的这种做法荒唐可笑、荒谬绝伦。
［摘自菲利普•；苏波的《遗忘的回忆》］
他们指控菲利普•；苏波什么呢？没有经常出席超现实主义者的组织会议，为一些“资产阶级”杂志工作，写了一些引起争议的书，以作家的身份从事“乌七八糟的文学活动”，拒绝加入**，抽比工人们抽的无产阶级黑色烟卷更加贵族化的英国烟。
阿尔托也同样被开除了，他们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呢？行为卑劣，不讲道理；形而上学；“为人卑鄙下流”；他负责的《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带有“半极端自由主义”、“半神秘主义”［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与安德烈•；帕里诺的谈话》］的色彩，这就有可能将运动引导到与其创始人的意图背道而驰的方向上去。而运动的创始人本来正想依靠该杂志同上述倾向作斗争。
两年之后，阿尔托在阿尔弗雷德-雅里剧院上演了《梦幻》，他又成为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和“为个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和让-雅克•；波韦尔的《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戏剧家听到对他如此指责，满不在乎，只耸耸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罗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们同意为佳吉列夫导演的一部最循规蹈矩的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制作布景。在戏剧上演的当天，布勒东、阿拉贡和他们的弟子们一起来到剧场，从剧场的楼上撒下数百份谩骂性的传单，众口一词地说两位艺术家在金钱利益的诱惑下毁坏自己的名声。莱里斯在距离舞台不远处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写着：“洛特雷阿蒙万岁！”穿着时髦雅致的阿拉贡在佩雷和德斯诺斯的大吼大叫声中，破口大骂在场的群众……很快，宪兵队的口哨声掩盖了他们的喊叫声。结果是他们都被关进了看守所。
接着就轮到了德•；契里柯。人们十分欣赏他前期的创作，而讨厌其后期的创作。1928年3月，为了与展出新绘画作品的莱昂斯•；罗森伯格抗衡，布勒东违背德•；契里柯的意愿，派遣雷蒙•；凯诺从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画室取了画家前期的绘画作品，组织了超现实主义画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进行了另一桩清算案。不是在原来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里（他们已经将它让给了更加正统的乔治•；萨杜尔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对面的酒吧。布勒东召集超现实主义的全部人马到那里讨论几个重大问题：革命，在斯大林统治下托洛茨基的命运以及应该采取的共同行动……
一些重要人士选择了不参加会议，他们是：纳维尔、阿尔托、维特拉克、兰布尔、马松、蒂阿尔、巴塔耶。鉴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们的“性格怪异”，超现实主义中央委员会没有通知原来住在城堡街的两位房客杜阿梅尔和普雷韦参加会议。曼•；雷和唐居伊虽然被人“忘记”，还是去参加了会议。
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运动的小字辈：以《大游戏》杂志命名的大游戏派的罗歇•；吉尔贝-勒孔特、勒内•；多马尔和罗歇•；瓦扬被指责为：搞神秘主义；支持朗德吕HenriLandru（1869—1922），谋杀十名妇女和一名男孩的法国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不支持萨科和王择蒂NicolaSaccoetBartolomeoVanzetti，两位移民美国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于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处死刑，1927年执行。其罪名是持枪抢劫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工厂，但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因而导致了风起云涌的**，该运动在欧洲的规模更大。，于是他们得到了“《大游戏》杂志教唆犯”的罪名；罗歇•；瓦扬在《巴黎午时》上发表了一篇赞扬警察局长夏普的文章。但赞扬中含有嘲弄和讽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开头就把警察局长比喻为“送给子孙大量礼物的祖父”（这里的“子孙”显然指的是来到巴黎的外国客人），而以直戳“我们首都的净化器——警察”心脏的梭镖为文章的结尾。瓦扬是记者，他写了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无比愤怒。
审判大游戏派的第二天，里伯蒙-德萨涅发出一封信，宣布塞纳河右岸的超现实主义喷泉派同塞纳河左岸的超现实主义断绝关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们在审判中表现出如此冷酷的**。
1930年，布勒东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顿他所领导的运动，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则，同时抨击背叛运动、**堕落了的“懦夫、伪君子和机会主义者”。
当时，人们就知道马松十分嫉妒马克斯•；恩斯特和毕加索，同阿尔托一样，他也缺乏“社会弃权主义”；人们对德斯诺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怀疑已经加入**的纳维尔（其父亲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传；人们猜测乔治•；巴塔耶和米歇尔•；莱里斯马上会受到惩罚，因为前者创办了一家竞争性杂志《文献资料》，后者担任该杂志的编辑秘书，他们二人都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叛徒德斯诺斯、普雷韦、马松、兰布尔等人的文章开了绿灯。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说：维特拉克为剧团写的东西中“充斥着一些十分肮脏的思想”，兰布尔的笔锋中带有“文学中惯用的献媚取宠、卖弄风骚”，苏波只不过是个“整天围着大老鼠打转转的小耗子”的“无耻之徒”。［摘自安德烈•；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二）》］
总之，布勒东对属下的谴责面面俱到，甚至信口开河，讽刺挖苦侮辱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反击布勒东，里伯蒙-德萨涅、维特拉克、兰布尔、莫里斯、巴龙、莱里斯、凯诺、布瓦法尔、巴塔耶、德斯诺斯和普雷韦发表了一份题目为《一具死尸》的小册子，对安德烈•；布勒东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实际上，布勒东只是他们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许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专业知识分子于死地，能随时将他们送进监牢的恶魔。
这些偶像破坏者在他们的文章中引用了1924年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时，阿拉贡一伙散发的宣传册采用的题目《一具死尸》。他们也使用了布勒东在他为纪念阿纳托尔•；法朗士逝世而写的《悼念》文章的结尾部分：“此人应该得到死无葬身之地的报应。”这句话使得布勒东气急败坏，两眼血红，头如针扎。
面对自己昔日信徒们的分崩离析，布勒东并不甘心，他仍然努力要将手下的新旧信徒团结在自己周围。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终于找到了这个目标——向蒙巴那斯作最后的冲锋。丁香园已经随着第一批超现实主义派的衰败而衰败，第二批蒙巴那斯超现实主义派选择了埃德加-吉内街新开的一家集酒吧—舞厅—晚餐—高汤功能为一体的酒馆，作为他们聚会活动的场所。这里距离德帕尔街和蒙巴那斯火车站都不远。不幸的是，洛特雷阿蒙伯爵的骑士们不能容忍在这个作为他们夜间娱乐场所的酒馆的门上，挂着取自洛特雷阿蒙的著作《马尔多罗之歌》的名字《马尔多罗》。
1930年2月14日晚上，超现实主义者为此组织了对该酒馆的讨伐。他们并非全部到场，而且新加入运动的成员布努埃尔、贾珂梅蒂、马格利特、达利、萨杜尔、蒂里翁也并未全部上第一线。他们中只有几个人出面帮了阿拉贡、佩雷和唐居伊一把。布勒东口中喊着他是洛特雷阿蒙邀请的贵客，跨进马尔多罗酒馆的门，并且带头抓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碟向门窗玻璃砸去。
“超现实主义的人袭击我们了！”一位穿皮衣的女士惊慌失措地尖叫起来。
蒂里翁当胸挨了一拳，一个盛着新鲜黄油包香槟酒蜗牛的盘子砸在唐居伊的身上，一块干火腿甩在艾吕雅脸上。他毫不相让，立即手脚并用，乱打起来。于是，整个酒馆内混战的规模愈来愈大，范围愈来愈广。穿晚礼服的女士和穿燕尾服的男士们都缩在洗手间一侧。勒内•；夏尔朝一块桌布开了一枪，一大块蛋奶酥中的厚厚的蛋奶在用花边装饰的桌布上流淌；一只香槟酒桶中的酒气泡四溅；服务生班长扔出一个水果正中阿拉贡的后脑勺，导致了一场用波尔多酒桶、桌子加椅子的进攻战。被扔出的这些桌子椅子砸在厨房门窗上，伴随着劈里啪啦的响声，都碎了。三个厨师冲出来，其中一个声嘶力竭地喊道：“快去叫警察！”
酒瓶、咸辣芳香的火腿继续在空中飞舞。警笛鸣响的警车向事发地点驶来，诗人们重新集结在一起。他们发现勒内•；夏尔大腿挨了一菜刀，正在淌血，布勒东的衬衣也被撕碎。
肇事者们都缩进门里，留出空让警察进来。在周围人们的一片喧哗嘈杂声中，布勒东注意到马尔多罗酒馆内一片狼藉：满地杯盘碗碟碎片，桌椅断裂，墙上地上到处流淌着菜汤、肉汁、调味品。为洛特雷阿蒙的荣誉得到报复，他深感痛快淋漓。
超现实主义者们撤了。夏尔被出租车带走送到医院，剩余的人沿着蒙巴那斯墓地的方向去了。布勒东的眼睛中闪烁着打完群架之后常有的喜悦火焰。佩雷又在摩拳擦掌，因为他发现一位教士从百米之外的人行道上正朝这里走来。阿拉贡的上嘴唇开了个大口子，于是他丢下所有人，向德朗布街走去。到达瓦万街十字路口，又向左拐经过多姆和罗童德酒馆，一直到了一家挂着绛红色帷幔的餐馆。从两年前这家餐馆开张的那个晚上起，艾尔莎•；特里奥莱一直在那里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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