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好几个校园，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
校车是免费的。我盼望它的路线能延至我住处附近，如同当年盼望北京地铁能从西直门延长至清华园一般。对于北京地铁的企盼将于公元二零零二年得以实现，但对于密西根校车的盼望却始终未曾如愿。
半个小时的路程让我着实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街边的积雪却几乎过膝。这积雪原本是没有这样深的。不过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是很少看见行人的，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热力学期中考试。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些许汗味，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了。
我有些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其他学生一样在工程学院的咖啡厅里用餐。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街对面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咖啡厅里有不要钱的餐巾纸和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中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便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在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其实，我们以往想必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宽大大的黑白格厚毛衣，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港澳台胞。
而且，还是个很年轻的台胞。
至少，看上去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是不准的。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其实伟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旧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遇到阿文。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
他又对我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他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却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于是强颜欢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再次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于是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这样的话不如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说不定可以在他导师的实验室里替我找到活计。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想必他自己都不是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了。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昂贵而且味道有些怪异。
于是这一锅鸡腿炖土豆就丝毫不诱人了。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在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热力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有把所有题目全部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一百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太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读得懂教科书。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决非我财力所及。但是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给我这样的穷人带来好处。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拿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就是不爱惜书籍却图方便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恰到好处。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个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有去那个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再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注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一身油腻的可笑样子，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更何况，他在那之前也是注意到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每天骑车上班。
不过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他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而且，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是合法的。我于是又回到那个咖啡厅吃午餐。我故意拖长午餐的时间。终于，我又见到了阿文。
隔着落地玻璃窗，我看见他向咖啡厅走来。他换了一件毛衣，依旧是花花绿绿肥肥大大的，头上依然带着那顶NIKE的帽子。我想他还是穿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些。
我连忙低下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仿佛可以感觉到水面被我的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些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他于是和我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然后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接着，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把记着我的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又把我的电话重复了两遍。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了，他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彭，自称是湖北人。他因为我听说过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我了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个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个白人。叫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彭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个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究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的！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测量看似毫无意义的数据。如此反复，不厌其烦。
我不在乎课题的进展，我只在乎彭教授付给我的薪水每小时八美元，我便可丰衣足食。我感谢彭教授。或许我应该感谢福特公司，因为我的工资归根结蒂是来源于这所公司的资助的。
Steve的实验室远离彭教授的办公室和组里其他学生的实验室。所以我并不经常见到阿文，除了每周一次的实验室例会，或是其他什么特殊的实验室聚会和聚餐。不过每次有这样的活动，都是阿文来传信的。我不知道以往是不是也由他来传信。不过Steve一般不参加除了例会以外的任何聚会，因为在那里，他反而成为少数民族。
我虽然听得懂他们的谈话，相貌也非常类似，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而且我比他们贫困，负担不起上餐馆或是咖啡馆的开销，所以也是不参加这类聚会的。
因此，阿文总是兴致勃勃而来，垂头丧气而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乎Steve和我去不去参加聚会，不过，他低落的情绪却总是暗自激荡起我内心的一丝快意。我不太明白自己了。
其实，即使是那些我们的确参加了的实验室例会，也并没有任何与我相关的新闻或是论文。我并不关心课题的发展，我甚至不希望Steve如期在明年春天答辩，我希望到后年五月毕业前能够一直拥有这份工作。
后年五月。还有二十五个月。仿佛实在是太久远太漫长了。漫长得如同喷气客机在高远湛蓝的天空里留下的白线，只会慢慢变浅，变淡，却总是看不到终点。
这里的天空很繁忙，如此的白线网罗交织。我寻找伸向西方的一支。我幻想它跨过茫茫的大洋，到达那座我曾经生长的城市。
我却不见白线的尽头，只见它安静地扩散开来，随后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姿态万千的云里。庞大的喷气式客机留下的痕迹竟然如此的悄无声息。不若火车开过时，由于离得近，声势就显得特别浩大。虽然浩大，却很短暂。
很多夜，我梦到古观象台和那下面缓缓开过的列车。醒后才忆起，从我家的凉台或是楼顶，已经看不到那景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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