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一本纪念父亲的文集
我的父亲郑道传（1919—2002），厦门大学教授、全国自强模范、民盟厦门市委顾问等等，还有曾经的“右派分子”。但归根结底父亲是个读书人，有信念有信仰的读书人，一辈子爱书如命，当了右派且双目失明之后，痴心丝毫不改，总是要全家老小轮流给他念书，我小学二年级时，就给他念“费尔巴哈”什么的，我读得磕磕碰碰，他猜得津津有味，这样艰难的读书，世上几人？最令我难忘的是“文革”中期，一家被上山下乡运动折腾得一塌糊涂，四口人被分割成四个地方，为此家里四个书架的藏书不得不处理掉一些，父亲在我的帮助下，反复挑选，好多书是摸了又摸，本本都难以割舍，最后只处理了五分之一左右。当那些“最不重要”书被收旧货的老头用板车拉走的时候，父亲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热泪！
爱是绵绵不绝的思念，爱是不时涌流的泪水，爱是反复在梦里搀扶着父亲出门去。
让父亲活在书里，活在他一生痴爱的书里，该有多么的美好，这是我和家人关于编一部《郑道传纪念文集》念头最初的由来！全家立即行动起来，母亲出任主编，哥哥与我全力协助。母亲的约稿函得到了父亲生前的亲朋好友们的大力支持，包括20余位知名教授在内的好友与同事写来了怀念的文稿，父亲的老朋友、著名美术家朱鸣冈先生题写了书名，书初具规模，由于编书一事是在父亲身后进行的，老人家是劫后余生之人，他的许多资料，包括他早年创作的全部剪报，几乎丧失殆尽，文集在总体上还显单薄。我为此求教了在厦门编书很有成就的谢春池先生，他提出了关于撰写家庭回忆录，编写年谱等等建议，以便进一步夯实书的分量和内质。母亲同意了谢春池非常中肯的建议，书的出版也就耽搁了一段时间。
此间母亲着手编选她自己的论文集《世界中世纪散论》，并顺利地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也因此积累了宝贵的编书经验。哥哥郑启平以父亲坎坷的人生为主线，一气写了25000字的纪实报告《我家故事半世纪》。我也在母亲的指导下，整理出了父亲的年谱，并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寻觅了几篇父亲的遗作。厦大台湾研究院的朱二教授在研究父亲在台湾的师友王梦鸥、姚一苇的过程中，主动复印了多章父亲的遗作相赠，真是意外之喜。遗憾的是我编写的年谱有太多的不尽人意：他建国初期废寝忘食的教学与工作的细节，他遭到多次政治迫害的种种苦痛的经历，以及复出后各种学术和政治的频繁活动，往往都只能是草草两三条带过，而他为人处世许许多多善良、正直、忍辱负重的生命点滴，要么挂一漏万，要么一无所现。还有些标出的年月日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推断……好在有他自己写的一个小传，好在有这些年新闻媒体的许多热心人留下了对他的一些文字记录，好在与他相濡以沫的亲人脑海里那挥之不去的音容笑貌，也好在不少照片自动留存的不仅是老人的身影……一切可以搜集到的素材都尽可能抠挖，甚至包括几封偶然留存的书信以及他最后的病历……
尽管这份年谱是极为残缺的，但轨迹斑痕，大致勾勒出父亲热血、顽强、勤奋、才华横溢，却又是饱受政治和病痛的双重磨难、拼命挣扎、坚忍搏击的一生！他的生命是如此顽强，向上再向上，永不言弃！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生活无论是多么艰难，它毕竟是生活，真实的生活，而且是我们所热爱过的生活”。通过这份欠缺很多的年谱，也不难看出一介教书匠的坎坎坷坷完全是与祖国起伏跌宕的大命运息息相关的，就这点而言，该年谱本身就足以超越个人纪念的范畴，而成为一份记录时代变迁的历史档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念文集的内容不断有新的进展，就在全书进入照片整理的关键时刻，母亲突然病倒了，伴随着病情她还出现了严重的认知障碍，这是难以愈合的老年性疾病，书的整合顿时陷入了困境。但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可以挡住纪念文集的出版，父亲的老朋友老同事纷纷询问和关心书的进展，我毅然接手母亲未尽的工作继续前行，尽管许多遗憾再所难免，特别是新老照片的说明都将出现多处令人扼腕长叹的空白。
令我不敢怠慢和时时浮想连翩的是，我现在的住处——厦门大学敬贤一号楼的房间，竟对着父亲郑道传50多年前“大南10号”那扇孜孜不倦的灯窗，两处相隔50多米，50多年的往事注满了这50多米的间距，进而泉一样地四下漫溢开来，令我辗转反侧夜夜难寐，这是岁月的守望还是老天冥冥中的安排……
内容繁复的书稿要最终做成图书，还有一段艰辛而琐细的过程。为此我再度想起了春池兄，他主编的十几部大型文集气势雄浑，业绩斐然，知青回忆录《告诉后代》、《震撼与反响》、《我们的亲情》等在对付庞杂丰厚之章尤显才华，对此我深信不疑。《热血与坚忍——郑道传纪念文集》非他不成，我恳请他的帮忙，他应允了，谢天谢地，有了春池，我就有如神助，这部文集更有把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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