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员”这个名词似乎不大规范，至少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找不着，不过我却曾亲身被委以这个要职，而且身体力行了两年！
1964年我在厦门东沃小学读四年级，这是一个又小又旧的小学，因寄栖在南普陀寺的一侧旧屋上课，所以又有“和尚小学”的绰号。一天班主任王洁治老师突然在语文课上宣布一个特大喜讯，思明区小学生图书馆决定向区内各校发一本借书证，林校长决定把这本珍贵的借书证派送给我们班级使用。个中原因大概是我们“四甲班”是校内第一个五年一贯制试点班，全班同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厦大子女，经常代表学校出征思明区内或“第三学区”的各种竞赛，什么合唱、朗诵、手旗、乒乓球以及查字典等等赛事总有“四甲”同学的英姿，且常常战绩不俗。借书证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犒劳的表示。这本借书证是“公共户口”，核定人数是34，这意味着每一位同学都能拥有一本借来的书，于是乎全班同学欢呼雀跃！如此兴奋大多是因为学校设备简陋，几乎没有什么可供学生阅读的课外书，而厦大图书馆众多的藏书基本为“大人书”，与我们高小的需求相去甚远。王老师任命我和徐学同学为借书员，掌管借书证，每个周五的下午提前一节下课出发，为全班同学挑书借书。对于这本珍贵的从天而降的借书证，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地使用了最新掌握的成语——“雪里送炭”，而我在心里动用的是与众不同的“如鱼得水”！
图书馆设在市区文安小学内，距离我校尚有四站公共汽车的路程，车票由父母亲负责报销，但必须专款专用。文安小学位于小巷深处，老师要给我们画简单的方位图，我胸有成竹地说，不必了，只要知道在“绿岛”附近就不怕，随时可以问，再说那里还有一位值勤的警察叔叔哩。于是我们背着腾空的书包即刻出发，轻快得像两头出笼的小鸟！
下车后三问两问，很快就找到了目的地，图书馆设在该小学教学楼中一间窗明几净的大教室里，就只有一间，有一位戴着眼镜的男老师负责图书的借阅。室内一分为二，一边是我们借书员可以随意出入的的“样书部”：印象中书全是新书，一本本开架摆在书柜上，借书员每次可挑出五至六种，然后由负责老师进入另一边的“藏书部”，按挑出的样书为我们配齐34本，于是就大功告成。如此看来似乎很简单，其实不然。首次出击，我们就颇让那位男老师为难，因为我们一开始就避开了《雷锋日记》和《安业民的故事》这样司空见惯的书，而专找《三打祝家庄》、《猪八戒偷吃西瓜》、《红旗飘飘》、《五彩路》等等，然而偏偏后者的复本很少，总是配不足34本。后来那位男老师横蛮地撤下“猪八戒”，而推荐上一本他说是“比较有意义的”《我们都是向阳花》。徐学嘴巴撅得老高，深表不满。我看该老师那种“爱你没商量”的“推荐”，只得接受“城下之盟”。但事实证明徐学的嘴巴撅得颇有“预见性”，回来后它是最不受同学们欢迎的一本，但它一摞就是厚厚的15册，把一个书包撑得满满的，真是吃力不讨好！（有意思的是，如今为人之父，我在生活中竟情不自禁扮演起那位威严的男老师的角色，常常逼迫儿子看一些他不喜欢的书。）
第二次借书时轻车熟路的，时间比较充裕，就“先私后公”，跑到附近思明南路的古旧书店，把省下的8分车钱买一本自己的书，想来真是人小鬼大。“自己的书”和借来的书在感觉上还是有些不同的，一个可以细嚼慢吞，一个必需速战速决。买了旧书后又想到中华电影院对面的许记个体邮票店看邮票，但想到借书重任在身，不敢怠慢，就一阵小跑，直奔借书处。
那时小小年纪，就深谙男女有别，好以男生特殊的方式来体现“男子汉”的气概。大凡反特的如《水晶洞的秘密》、打战的如《一支二十四响扑壳枪》，都比较受男同学欢迎，我们就充分行使性别特权，大借此类好书，也想以此气气那些想看《小木偶与白雪公主》的“女流之辈”。不料女生们也抢看“水晶洞”，且每每做津津有味状，颇令掌管选书大权的小男人英雄气短。
借书员拥有两大特权：第一是“先睹为快权”，借书归来的当天晚上可以抢先浏览全部的五、六种新书，并优先截流一本最好的；第二是“发书权”，每人发一本，然后在一周的借期中中任由同学之间相互交换。我们往往把好书优先发给要好的男同学，比如《奇怪的“舅舅”》只有三本，就几乎全在男生中流通，而女生手中全是清一色的《我们都是向阳花》，根本就换不出去，“真是乐死人”！一时间谁拥有《奇怪的“舅舅”》谁就神气三分，求换者络绎不绝！不过男生中肯定有当“叛徒”的，明摆着嘛，最后还书时发现有一本《奇怪的“舅舅”》竟奇怪地落在了女生的手里……当然书借多了，也难免有不少男女同学共欣赏的好书，比如《狐狸打猎人的故事》、《完达山中》等等，一条“三八线”随之渐渐淡去……
当借书员的日子真好，因此多看了好多好多课外书。长大后徐学和我都迷上了文学，各自写了不少东西。徐学还以文学研究为业，参写起《厦门文化丛书》，只是不知他徜徉在故纸的《五彩路》时是否回望那小巷深处的图书馆，感觉一下当年《水晶洞的秘密》？
2000/10/29/于敬贤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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