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二届大学生先后跨入大学校门，给“文革”后满目疮痍的高校校园带来了勃勃生机，处处吹拂着如饥似渴的读书之风。我们厦门大学更是如此，图书馆在“文革”中残存的破旧的中外名著被索借一空，阅览室在开放之前半小时就已排起了长队，人人求书若渴。然而面对如此“书荒”，新华书店却动作迟缓，除了鲁迅之外的中外名著很难上架，“文革”的劫难仍然在文化出版界留下长长的阴影，甚至于新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中都还有肯定“文革”所谓“新生事物”的说教。群贤楼后的那唯一的一家书店人来人往，失望的目光更多于如获至宝的笑脸。
1979年的早春，我就读的厦门大学外文系在囊萤楼通知栏板上贴出了系学生会的一张巴掌大的征订启事，顿时板前人头攒动。只见征订的是一本叫《名篇集》的小册子，同时附有该书的前言。前言是这样写的：“多年来，由于‘四人帮’的文化**，造成不少青少年孤陋寡闻的现象，给语文教学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因此，我们在教学之余，编选了这本阅读文选，并加了部分介绍和评注，帮助青少年概略了解古今中外名著，以利于语文教学。它象一个小小的窗口，读者透过它，可以看到文学海洋中几朵俏丽的浪花；透过它，可以看到文学百花园里几朵绚丽的鲜花。”一时间同学们奔走相告，两百余号人的外文系一下就订了三百余本，许多人不单给自己订，而且还给准备给家里的师友亲朋订寄上一份珍贵的馈赠！
书到货时的镜头更叫人难忘，许多同学手捧《名篇集》就在囊萤楼的过道上情不自禁贪读起来，有的即刻给书包上封皮，还有一位同学兴奋地说：“这下我可有一本自己的名著了！我可以尽情地在书上画线和批注了！”更有甚者，居然站在三楼公共的阳台上就旁若无人地把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杨朔的《茶花赋》读得朗朗有声。书中收入的名家名篇虽有51题之多，可惜都为短章，其中《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只有一节，而莎士比亚的剧本、杰克伦敦的小说、聂鲁达的诗歌也皆为节选，但当时已相当解渴！
走笔至此，我情不自禁又找出书架上那本22年前老书——《名篇集》，小心翼翼地揭开包书的牛皮纸，只见那单薄却是素雅的封面上，杨浩石设计了一支盛开的玫瑰，透过它，仿佛还能感受到那年那月带给我的馨香。呵，1979年的春天，饱经磨难的厦门大学刚刚拉开新时期复兴的序幕，争读名著的往事莫不是含苞欲放的芙蓉园里一朵摇曳的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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