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书
遗书指人死前给后人的书信
主要写的是财产问题，死前需要交代的事
也可以是在磁带，光盘等现代信息工具保存
跟遗嘱不同的是，遗书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然也没有遗嘱中所规定的条文
可以是任何人，任何想写的，任何时候写
二程遗书
二程遗书
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宋二程门人所撰。二程，即宋程颢、程颐。程颢(1032—１０８５），字伯谆；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字正叔，后人称为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出身于中等官僚家庭。他们的父亲程珦历任大理寺丞、太中大夫等职。程颢进士出身，历任地方官、监察御史里行等职，屡次批评王安石新政，成为保守派的理论支柱。在哲学上受周敦颐的影响，成为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程颐也是进士出身，初时有官不就，居“处士”以师事讲学为业，元佑时进宫廷做崇政殿说书。在反对王安石新政的过程中，几经排斥到地方任西京国子监，后被削职为民，“尽毁其书”。他比程颢著述较多，在哲学上是一个客观唯心主观者。二程对宋明时期唯心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他们是河南人，传统习惯称他们兄弟的学派为“洛学”。二程的言论和著作，后人编为《二程全书》。包括《二程遗书》、《二程外书》、《明道文集》、《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程氏经说》、《二程粹言》等。《宋史·艺文志》著录的程颢著作只有《中庸义》一卷，著录程颐的著作有十六种。二程唯心主义哲学的最高范畴——理。程颢自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上蔡语录》卷上)。早在韩非的《扬权》中，已提出“理”作为哲学范畴，与“道”并题。周敦颐在《通书·理性命》章，张载《正蒙》中也讲气的动静变化之理。这还不是他们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周敦颐的哲学最高范畴是太极，张载的哲学最高范畴是太虚。二程的哲学最高范畴是“理”又称“天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二程遗书》卷二)?又云：“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遗书》卷十八)。这可以看出二程所谓的“理”有下列的特点：第一，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永恒的；第二，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最高原则。它包括物的理，又包括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君道、子道，都是理所规定的；第三，理早已“客观”地先于事物存在着，人和物“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主动体现它(物不能推)，人能主动体现它(人能推)。不论是否通过具体的人和物的体现，万物之理早已先于万物而存在了；第四，一物有一物之理，一物之理又是万物之理。所以才说“万物皆备于我”。是书，为宋二程子门人所记，而朱子又一次重新整理。自程子死后，所传语录颇多，有吕大临、谢良佐、游酢、刘绚等诸家。颇多散乱失次，且各随学者之意，其记录往往不同，程子在时，所传已颇失其真。故朱子《语录》谓：“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李端伯语宏肆，冰嘉诸公语絮也。是编成于乾道四年戊子；乃因家藏旧本，复以类访求所益，略据所闻岁月先后，编第成为二十五卷。又以行状之属八篇为附录一卷。”是书一至十卷是“二程语录”，语下有“明”字的为程颢的话；有“正”字的是程颐的话；没有标明的分不清是谁的话。十一至十四卷是“明道先生语”；十五至二十五卷是“伊川先生语”。是书宗旨说明天理是永恒的。“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之。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里俱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子道多?元来依旧”(《遗书》卷十八)力图混淆自然界与社会现象的质的区别。他们把君臣之道，父子之道也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他们的“天理”其实是社会的理，更具体地说，是封建社会的社会原则。二程著作是经过不断地挖掘、整理逐步完善起来的。因此，在流传中书名、卷数亦有不同，其中个别地方也存在真伪问题。《二程遗书》在流传中也不同，今传本著录的二十五卷，但是黄震在《黄氏日抄》中只著录十七卷，传本《遗书》中《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和《附东见录后》皆在第二卷，而《黄氏日抄》则在第三卷，可见宋时亦有不同卷本流传着。有《四部备要》本。《二程全书》诸本中，明成化本、万历本为善本。六安涂氏本校订了通行诸本中的一些错误，是佳本。有明成化刊本，明嘉靖三十年李中全佑刊本。有《四库全书》本。
船山遗书
《船山遗书》
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著作总集。王夫之一生著述近100种、400余卷。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四书大全说》、《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王世全刻王夫之遗著18种，名《船山遗书》。同治初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重新汇刊《船山遗书》，合经、史、子、集四部，共58种，另附《校勘记》，为金陵刻本；光绪十三年（1887）又在湖南船山书院补刻6种，统称曾刻本。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依曾刻本体例，重新用铅字排印《船山遗书》，补入新发现手稿6种，共辑王夫之著述70种，为搜集最全之印本。1982年湖南岳麓书社在旧出《船山遗书》基础上，重新精校编印《船山全书》。古墓遗书
主演：赵薇,吴奇隆,刘孜等
类型：国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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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神宗皇帝命诚王爷跟新科状元陆鼎文潜入太祖皇陵，寻找能治国安邦的太公天书。为夺取皇陵钥匙与尾随其后的日本忍者交手，双方几乎死伤殆尽，王爷突然翻脸举剑刺向陆鼎文，幸亏盗墓人林吉利出手相救，双方使指腹为婚。
十八年后，陆鼎文之女陆剑萍，借师傅武妈之手打退恶少，救得扮成书生的东厂杀手水若寒，与路过的小和尚释小龙、释小福。又引来微服出游的二皇子朱玉龙的注意，自此众人结成了莫逆之交。没想到陆剑萍虚有的人剑合一的本事哄得皇帝大乐，下旨赐婚给二皇子为妃，向来讨厌皇亲国戚的剑萍带武妈逃婚姻上了少林，路上又遇抢夺钥匙的水若寒，同为东场杀手的白瑞雪也在少林附近安身。东场大太监曹佑祥发现剑萍逃婚，上奏，陆鼎文将被处斩，劫囚之日，在小龙母亲隐娘等人暗助下，获救，这时隐娘拿出了第二把钥匙。若寒终于找到了第二把钥匙的下落，挟持鼎文设法脱身，又遇到剑萍追钉，小龙与剑萍在混战中落入了碧波寒潭，遇高手指点。曹佑祥告知玉龙，他是其母容妃与叛君诚武王所生。玉龙向母亲求证，容妃居然拿出第三把钥匙为证。
三把钥匙已齐，剑萍等人终于打开了机关，取出了太公天书，古墓外，众人一番交手，曹佑祥终于被自己邪门武功反噬而死。最后，武妈废了白瑞雪的武功，永远留在宋隐娘身边。小龙回到少林再继续练武。朱玉龙掩护剑萍跟若寒，并命守卫。
敦煌遗书
指敦煌所出5至11世纪的古写本及印本。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圆箓在莫高窟第16窟甬道偶然发现藏经洞，即第17窟。其后西方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大谷探险队、奥登堡接踵而至，大批文书珍品被捆载而去。1909年由清政府学部将劫余的文书解省送京，入藏京师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前身。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6000件；英国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8000余件。另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等、台北中央图书馆藏、香港艺术馆、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等单位都有收藏，总数在5万件以上。目前发现最早为西凉建初二年（406）所抄《十诵比丘戒本》（S.797），最晚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帐子入报恩寺记》（Ф.32a)。敦煌遗书的年代考订，可从纸质、尺幅、书法、题记、内容等方面确定，北朝写本书法带有隶意，南朝及隋唐写本为楷书，间有行书草书。八世纪末至九世纪，有木笔书写的卷子，九世纪后期出现了经折装及册子本。敦煌遗书从内容上可分为宗教典籍、官私文书、中国四部书、非汉文文书等类。敦煌遗书是人是研究中古中国、中亚、东亚、南亚相关的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学史、艺术史、科技史、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资料。
武穆遗书
编辑本段简介
岳飞一生有文武两部著作，但世人只见其慷慨激昂的诗词歌赋和散文（即逝后被辑成的《岳武穆遗文》），却不见那威猛无比的岳家拳谱（即后来被辑成的《武穆遗书》）。
在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许多侠士为争夺《武穆遗书》打得头破血流。可是，著名作家、“黄梅通”周濯街却通过考证得出结论：《武穆遗书》在黄梅。
据考证，岳飞逝前将拳谱传给岳震、岳霆，二人隐居于黄梅聂家湾，整理出《武穆遗书》，秘而不宣，且日夜操练。
在黄梅县小池镇，岳飞第二十七代后裔岳进，他是闻名鄂赣皖的岳家拳传人。1986年，他参加了全国民间武术表演大会，他的岳家拳技压群雄，荣获金奖。深藏于民间的“岳家拳”和《武穆遗书》于800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作为忠烈之后，岳进深明大义，于1987年将古抄本《武穆遗书》捐献给国家，并获得300元奖金。
又传明清之际，一个叫姬际可的人无意中在一座破庙发现了半卷《武穆遗书》，并由此创建了内家拳的第一个拳种——形意拳。此后，这半卷《武穆遗书》一直作为形意拳的镇派之宝被传下去。
编辑本段《武穆遗书》
南宋岳飞著
要论一
从来散之必有其统也，分之必有其合也，以故天壤间四面八方，纷纷者各有所属，千头万绪，攘攘者自有其源。盖一本散为万殊，而万殊咸归于一本，事有必然者。且武事之论，亦甚繁矣。而要之，千变万变，无往非势，即无往非气，势虽不类，而气归于一。夫所谓一者，从上至足底，内而有脏腑筋骨，外而有肌肉皮肤五官百骸相联而为一贯者也。破之而不开，撞之而不散，上欲动而下自随之：下欲动而上自领之。上下动而中节攻之，中节动而上下和之，内外相连，前后相需，所谓一贯者，其斯之谓欤。而要非勉强以致之，袭焉而为这也。当时而静，寂然湛然，居其所而稳如山岳。当时而动，如雷如塌，出乎尔而疾如闪电。且静无不静，表里上下，全无参差牵挂之意。动无不动，左右前后，并无抽扯游移之形。洵乎若水之就下，沛然而莫之能御，若火之内攻，发之而不及掩耳。不假思索，不烦拟议，诚不期然而然，莫之至而至，是岂无所自而云然乎。盖气以日积而有益，功以久练而始成。观圣门一贯之传，必俟多闻强识之后，豁然之境，不废格物致知之功，是知事无难易，功惟自尽，不可躐等，不可争遽，按步就步，循次而进，夫而后官骸肢节，自有通贯上下表里，不难联络，庶乎散者统之，分者合之，四体百骸，终归于一气而已。
要论二
尝有世之论捶者，而兼论气者矣。夫气主于一，可分为二，所谓二者，即呼吸也。呼吸即阴阳也。捶不能无动静，气不能无呼吸，吸则为阴，呼则为阳，主平静者为阴，主乎动者为阳，上升为阳，下降为阴，阳气上升而为阳，阳气下行而为阴，阴气下行而为阴，阴气上行即为阳，此阴阳之分也。何谓清浊?升而上者为清，降而下者为浊，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清者为阳，浊者为阴，而要之阳以滋阴，浑而言之统为气，分而言之为阴阳。气不能无阴阳，即所谓人不能无动静，鼻不能无呼吸，口不能无出入，此即对待循环不易之理也。然则气分为二，而实在于一。有志于斯途者，慎勿以是为拘拘焉。
要论三
夫气本诸身，而身之节无定处，三节者，上中下也。以身言之：头为上节，身为中节，腿而下节。以上节言之：天庭为上节，鼻为中节，海底为下节。以中节言之：胸为上节，腹为中节，丹田为下节。以下节言之：足为梢节，膝为中节，胯为根节。以肱言之：手为梢节，肘为中节，肩为根节。以手言之：指为梢节，掌中节，掌根为根节。观于是，而足不必论矣。然则自顶至足，莫不各有三节。要之，若无三节之分，即无著意之处。盖上节不明，无依无宗，中节不明，浑身是空，下节不明，自家吃跌，顾可忽乎哉。至于气之发动，要皆梢节动，中节随，根节催之而已。然此犹是节节而分言之者也，若夫合言之，则上自头顶，下至足底，四体百骸，总为一节，夫何三节之有哉?又何三节中之各有三节云乎哉?
要论四
试于论身论气之外，而进论乎梢者焉。夫梢者，身之余绪也，言身者初不及此，言气者亦所罕论。捶以内而发外，气由身而达梢，故气之用不本诸身，则虚而不实，不形诸梢，则实而仍虚，梢亦乌可不讲。然此特身之梢耳，而犹未及乎气之梢也。四梢维何?发其一也。夫发之所系，不列于五行，无关于四体，似不足论矣，然发为血之梢，血为气之诲，纵不必本诸发以论气，要不能离乎血而生气，不离乎血，即不得不兼及乎发，发欲冲冠，血梢足矣。其他如舌为肉梢，而肉为气囊，气不能形诸肉之梢，即无以充其气之量，故必舌欲催齿，而后肉梢足矣。至于骨梢者，齿也。·筋稍者，，指甲也。气生于骨，而联于筋，不及乎齿，即未及乎筋之梢，而欲足乎尔者，要非齿欲断筋，甲欲透骨，能也。果能如此，则四梢足矣。四梢足而气亦自足矣。岂复有虚而不实，实而仍虚者乎。
要论五
今夫捶以言势，势以言气，人得五脏以成形，即由五脏而生气，五脏实为生性之源，生气之本，而名为心肝脾肺肾是也。心为火，而有炎上之象，肝为木，而有曲直之形，脾为土，而有敦厚之势；肺为金，而有从草之能；肾为水，而有润下之功，此乃五脏之义，而必准之于气者，以其各有所配合焉。此所以论武事者，要不能离乎斯也。胸膈为肺经之位，而为诸脏之华盖。故肺经动而诸脏不能静。两乳之中为心，而肺包护之，肺之下，胃之上，心经之位也。心为君火，动而相火无不奉合焉。而两肋之间，左为肝，右为脾，背脊十四骨节，皆为肾，此固五脏之位。然五脏之系，皆系于背脊，通于肾髓，故为肾。至于腰，则两肾之本位，而为先天之第一，尤为诸脏之根源。故肾水足，而金木水火土咸有生机，此乃五脏之位也。且五脏之存于内者，各有其定位，而具于身者，亦自有所专属，领顶脑骨背，肾是也。两耳亦为肾，两唇两腮，皆脾也。两发则为肺。天庭为六阳之首，而萃五脏之精华，实为头面之主脑，不啻一身之座督矣。印堂者，阳明胃气之冲，天庭性起，机由此达，生发之气，由肾而达于六阳，实为天庭之枢机也。两目皆为肝，而究之上包为脾，下包为胃，大角为心经，小角为小肠，白则为肺，黑则为肝，瞳则为肾，实为五脏之精华所聚，而不得专谓之肝也。鼻孔为肺，两颐为肾，耳门之前为胆经，耳后之高骨，亦肾也。鼻为中央之土，万物资生之源，实中气之主也。人中为血气之会，上冲印堂，达于天庭，亦为至要之所。两唇之下为承浆，承浆之下为地阁，上与天庭相应，亦肾经位也。领顶颈项者，五脏之道途，气血之总会，前为食气出入之道，后为肾气升降之途，肝气由之而左旋，脾气由之而右旋，其系更重，而为周身之要领。两乳为肝，两肩为肺，两肘为肾，四肢为脾，两肩背膊皆为脾，而十指为心，肝，脾，肺，肾是也。膝与胫，皆肾也。两脚根为肾之要，涌泉为肾**。大约身之所系凸者为心，窝者为肺，骨之露处皆为肾，筋之联处皆为肝，肉之厚处皆为脾。象其意，心如猛虎，肝如箭，脾气力大甚无穷，肝经之位最灵变，肾气之动快如风。其为用也，用其经，举凡身之所属于某经者，终不能无意焉，是在当局者自为体认，而非笔墨所能为者也。至于生克制化，、虽别有论，而究要领，自有统会，五行百体，总为一元，四体三心，合为一气，奚必昭昭于某一经络，而支支节节言之哉。
要论六
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内三合也。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外三合也。此为**。左手与右足相合，左肘与右膝相合，左肩与右胯相合，右之与左亦然，以及头与手合，手与身合，身与步合，孰非外合；心与眼合，肝与筋合，脾与肉合，肺与身合，肾与骨合，孰非内合。岂但**而已哉。然此特分而言之也，总之一动而无不动。一合而无不合。五形百骸，悉用其中矣。
要论七
头为六阳之首，而为周身之主，五官百骸，莫不惟此是赖。故头不可不进也。手为先行，根基在膊，膊不进而手则却不前矣，此所以膊贵于进也。气聚中腕，机关在腰，腰不进，而气则馁而不实矣。此所以腰贵于进也。意贯周身，运动在步，步不进而意则堂然无能为矣。此所以步必取其进也。以及上左必须进右，上右必须进左，其为七进，孰非所以著力之地欤，而要之未及其进，合周身而毫无关动之意，一言其进，统全体而俱无抽扯游移之形。
要论八
身法维何?纵横高低进退反侧而已。纵则放其势，一往而不返。横则裹其力，开拓而莫阻。高则扬其身，而身若有增长之势。低则抑其身，而身若有攒捉之形。当进则进，殚其身而勇往直冲，当退则退。领其气而回转伏势。至于反身顾后，后即前也。侧顾左右，使左右无敢当我，而要非拘拘焉为之也。必先察人之强弱，运吾之机关，有忽纵而忽横，纵横因势而变迁，不可一概而推。有忽高而忽低，高低随时以转移，不可执格而论，时而宜进，故不可退而馁其气，时而宜退，即当以退而鼓其进。是进固进也，即退，而亦实以赖其进。若反顾后，顾其后而亦不觉其为后，侧顾左右，而左右亦不觉其为左右矣，总之，机关在眼，变通在心，而握其要者，则本诸身，身而前，则四体不令而行矣，身而却，则百骸莫不冥然而处矣。身法顾可置而不论乎。
要论九
今夫五官百骸，主于动，而实运以步，步乃一身之根基，运动之枢纽也。以故应战对敌，皆本诸身，而实所以为身之砥柱者，莫非步。随机应变在于手，而所以为手之转移者。亦在步。进退反侧，非步何以作鼓荡之机，抑扬伸缩，非步何以示变化之妙。所谓机关者在眼，变化者在心，而所以转变抹角，千变万化，而不至于窘迫者，何莫非步为之司命欤。而要非勉强以致之也。动作出于无心，鼓舞出于不觉，身欲动而步亦为之周旋，手将动而步亦早为之似逼，不期然而然，莫知驱而驱，所谓上欲动而下自随之者，其斯之谓欤。且步分前后，有定位者，步也，然而无定位者，亦为步。如前步进焉，后步随焉，前后自有定位，若以前步作后，后步作前，更以前步作后之前步，后步作前之后步，则前后亦自然无定位矣。总之拳以论势，而握要者为步，活与不活，亦在于步，灵与不灵，亦在于步，步之为用大矣哉。捶名心意，心意者，意自心生，拳随意发。总要知己知人，随机应变，心气一发，四肢皆动，足起有地，膝起有数，动转有位，合膊望胯，三尖对照，心意气内三相合。拳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外三相合。手心足心本心三心一气相合。远不发手，捶打五尺以内，三尺以外，不论前后左右，一步一捶，发手以得人为准，以不见形为妙。发手快似风箭，响如雷鸣，出没如兔，亦如生鸟之投林。应敌似**推薄壁之势，眼明手快，勇跃直吞，未曾交手，一气当先，既人其手，灵动为妙。见孔不打，见横打，见孔不立，见横立，上中下总气把定，身足手规矩绳束，既不望空起，亦不望空落，精明灵巧，全在于活，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不动如出岳，难知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炫曜如三光，察来势之机会，揣敌人之短长，静以待动有上法，动以处静有借法，借法容易上法难，还是上法最为先。交勇者不可思悟，思悟者寸步难行。起如箭攒落如风，手搂手兮向前攻，举动暗中自合，疾如闪电在天，两边挝防左右，反背如虎搜山，斩捶勇猛不可当，斩梢迎面取中堂，抢上抢下势如虎，好似鹰鹯下鸡场，翻江倒海不须忙，单凤朝阳势为强，云背日月天地交，武艺相争见短长。步路寸开把尺，劈面就去，上右腿，进左步，此法前行，进人要进身，身手齐到是为真，发中有绝何从用，鲜明其意妙如神。鹯子镄林莫著翅，鹰捉小鸟势四平。取胜四梢要聚齐，第一还要手护心。计谋施运化，霹雳走精神，心毒称上策，手毒方胜人。何谓闪?何谓进?进即闪，闪即进，不必远求。何谓打?何谓顾?顾即打，打即顾。发手便是，心如火药拳如子，灵机一动鸟难飞，身似弓弦手似箭，弦回鸟落见神奇。起手如闪电，闪电不及合眸，打人如迅雷。迅雷不及掩耳。五道本是五道关，无不把守自遮栏，左腮手过，右腮手去，右腮手过去，左腮手来，两手束拳迎面出，五关之门关得严。拳从心内发，向鼻尖落，足从地下起，足起快时心火作，五行金木水火土，火炎上而水就下，我有心肝脾肺肾，五行相推无错误。
交手法
占右进左，占左进右。发步时足根先著地，足尖以十趾抓地，步要稳当，身要庄重。捶要沉实而有骨力，去是撒手，著人成拳。用拳要锩紧，用把把有气，上下气要均停，出入以心为主宰，眼手足随之去，不贪不歉，不即不离，肘落肘离，手落手窝。右足当先，膊尖向前，此是换步。拳从心发，以身力摧手，手以心把，心以手把，进人进步，一步一捶，一支动，百支俱随。发中有绝，一握浑身皆握，一伸浑身皆伸，伸要伸得进，握要握得根，如锩炮卷得紧，绷得有力。不拘提打，按打，烘打，旋打，斩打，冲打，锛打，肘打，膊打胯掌打，头打，进步打，退步打，顺步打，横步打，以及前后左右上下百般打法，皆要一起相随。出手先占正门，此之谓巧，骨节要对，不对则无力，手把要灵，不灵则生变。发手要快，不快则迟误，举手要活，不活则不快。打手要跟，不跟则不济。存心要毒，不毒则不准。脚手要活，不活则担险。存心要精，不精则受愚。发作要鹰捉勇猛，外静胆大，机要熟运，切勿畏惧迟疑，心小胆大，面善心恶。静似书生，动如雷发。人之来势，亦当审察。脚踢头撞，拳打膊作，窄身进步，仗身起发，斜行换步，拦打倒身，抬腿伸发，脚指东顾，须防西杀，上虚下必实者，诡计指不胜屈。灵机自揣摩，手急打手慢，俗言不可轻，的确有识见。起望落，落望起，起落覆相随，身手齐到是为真。翦子股，望眉斩，加上反背，如虎搜山。起手如闪电，打下如迅雷，雨行风，鹰捉燕，鹞钻林，狮搏兔。起手时三心相对，不动如书生，动之如龙虎。远不发手打，双手护心旁，右来右迎，左来左迎，此为捷取。远了便上手，近了便加肘，远了便脚踢，近了便加膝，远近宜知，拳打足踢，头至把势，审人能叫一思进，有意莫带形，带形必不赢。捷取人法，审顾地形，拳打上风，手要急，足要轻，把势走动如猫行。心要正，目聚精，手足齐到定要赢。若是手到步不到，打人不得妙，手到步也到，打人如把草，上打咽喉下打阴，左右两胁在中心，前打一丈不为远，近者只在一寸间，身动时如崩墙倒，脚落时如树载根。手起如炮直冲，身要如活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节则首尾皆相应。打前要顾后，知进须知退，心动快似马，臂动速如风，操演时面前如有人。交手时有人如无人。起前手，后手紧摧，起前脚，后脚紧跟，面前有手不见手，胸前有肘不见肘，如见空不打，见空不上，拳不打空起，亦不打空落，手起足要落，足落手要起，心要占先，意要胜人，身要攻人，步要过人，前腿似跏后腿似忝，首要仰起，胸要现起，腰要长起，丹田要运气。自顶至足，要一气相贯。胆战心寒，必不能取胜，未能察言观色者，必不能防人，必不能先动。先动为师，后动为弟，能叫一思进，莫教一思退。三节要停，三尖要照，四梢要齐，明了三心多一力，明了三节多一方，明了四梢多一精，明了五行多一气，明了三节，不贫不歉，起落进退多变，三回九转是一势，总要一心为主宰。统乎五行，运乎二气，时时操演，勿误朝夕，盘打时而勉强，工用久而自然。诚哉是言，岂虚语哉!
敦煌遗书书法
敦煌遗书书法。敦煌遗书包括了由晋、十六国、一直到北宋的4万多卷墨迹，对研究中国文字楷化时期的历史及其书法艺术，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敦煌遗书的书体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点，称之为"经书体"。"经书体"源于汉代的"简书体"，完成于唐代的楷体，是两晋以后抄写经卷的重要书体。它详尽地记录了中国文字隶变以后向楷书转化的全过程，对文字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敦煌遗书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种。有欧阳询书《化度寿岂禅师塔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唐太宗李世民书《温泉铭》，还有王羲之17帖临本3帖。这些拓本和临帖极为宝贵，是现在罕见的唐代墨迹珍品。
敦煌遗书中关于书法理论的写本有三叶残卷，颇令人注目。其一是论述写字方法的，对笔画的比例关系，粗细、长短、宽狭、字与字的大小关系都有祥尽和精辟的论述。其二和其三为王羲之书论，"笔势论"残卷，为民间传说中的王羲之书论抄件。
敦煌写卷中的硬笔书法，是书法史未曾记载的民间创造。所谓硬笔，当时为木笔或苇笔。从甘肃出土的实物来看，硬笔尖端劈为两瓣，完全与今日的蘸水钢笔尖相同。这说明我国硬笔书法自古有之。
由于敦煌在历史上曾被多民族占据过，因此，在遗书中还保存了许多种少数民族文字的写卷。有梵文、蒙古文、回鹘文、西夏文、吐蕃文等等。其中以吐蕃文（古藏文）数量最多。这些写卷均系毛笔或硬笔书写，相当工整流利，富有节奏感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卷子的抄写者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他们常年抄写，熟能生巧，久书成艺。有的书写雄强勇猛、大刀阔斧；有的书写娴熟娟秀，温文尔雅。书体行、草、隶、篆皆备，丰富多彩，表现自然质朴，机动灵活。其功力法度，审美情趣，都令人仰望赞叹！
亭林遗书
此书系顾炎武以所著书十种集成。有《亭林诗文集》（一—六卷）、《日知录》等。
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死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明之后，因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更名顾炎武，字宁人。当时的学者们因顾炎武的家乡是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镇，因此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是江东有名的大富户之一。世代书香门第。自顾炎武的高祖一直到顾炎武的父亲，三代进士，一代副榜，祖孙五代都做过明朝的大官。
他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婶母王贞孝。王贞孝是辽东行太仆少卿王宇的孙女，太学生王述的女儿。“自小严整如**”，是一个有学识的妇女，不仅以《大学》之道教导顾炎武如何立身，而且还时常给他讲述明初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报国事迹，在做人方面给他以启迪。她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女性，未婚守节，断指疗姑，得贞节牌坊。在明末清初时，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设有大故，必死”的信念，在六十岁时，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她的忠君爱国思想，对顾炎武一生的为人和思想品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顾炎武从三十三岁到七十岁去世时，都不肯做清朝的官。
“刀绳俱在，无速我死！”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顾炎武的嗣祖顾绍芾，留心史事，关心现实，时时不忘告诫他：“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嗣祖的朝夕课督之下，顾炎武自幼攻读经史和兵家著述，逐渐确立学以经世的志向。他最恨一般知识分子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老庄，今之清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
天启六年，顾炎武十四岁，入县学为诸生，始习举子业，尔后，连年的科场角逐，耗去了他十多年的宝贵时光。这时，时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天启七年陕西白水县农民义旗一举，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后金政权不断威胁着明王朝。严峻的社会现实，把顾炎武从科场中震醒。崇祯十二年乡试落第后，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毅然抛弃了科举帖括之学。这一年起，他开始自历代史书、方志中，辑录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方面的材料，倾注全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纂辑。
年轻的顾炎武，试图从中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从而揭开了自己一生为学的新篇章。正当顾炎武在讲求实学的道路上苦苦求索时，明清更迭的巨大震荡，使他不能再安于书斋。崇祯十七年四月，明亡的消息传到江南，正在苏州的顾炎武赶回昆山，把家疏散到常熟唐氏，后再迁语濂泾。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他受人举荐为官。当他取道镇江，前往南京赴任时，清军已挥师南下，连克徐、泗二州，血洗扬州，兵临江北，弘光政权遂被清军所灭。目睹清军的暴行，顾炎武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但义军势单力薄，接连兵败，昆山、常熟失守。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他的两个弟弟死于乱军中，生母虽免于一死，却终身残废，嗣母绝食身亡。
在这样窘困的环境中，顾炎武只能寄心事于笔端，写下了许多充满爱国**的诗篇。他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呐喊，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比。之后的五年中，为了实践自己的誓言，他蓄发抗拒清廷的剃发令，潜踪息影，辗转于太湖地区，与各地的抗清志士秘密往来，坚持抗清活动。
这时顾炎武又遭到了昆山豪绅叶方恒的迫害，不得不伪作商人侨居南京神烈山下，改名为蒋山佣。
顾炎武在南京逗留了一年，深感在南方难以久留，于是决心北游。他的《流转》诗说：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登高望九州，报目皆榛莽。寒潮荡落日，杂杳鱼虾舞，饥鸟晚来栖，弦月阴犹吐。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欲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畏途穹水陆，九仇在门户。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往往历关梁，又不避城府。丈夫志四方，一节表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浩然恩中原，誓言向江游。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时局险恶，豪绅迫害。顾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中原去。顺治十四年秋，四十五岁的顾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只身弃家北去，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漂泊不定的游历生涯。北行之后，他首先在山东章丘县桑家庄购置了田产，作为一个中转地，频繁行游于直、鲁、江、浙间。北到山海关，南抵会稽山，名山大川无不留下他的足迹。
顾炎武到山东的第三年，游历了河北的许多天险要塞，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蓟州、昌黎等具有军事意义的战略重地，他的《昌黎》诗中说“弹丸余小邑，固守作东藩。列郡谁能比，雄关赖此存。霜搓春砦出，风叶夜旗翻。欲问婴城事，声吞不敢言。”短短一首诗反映了不忘旧国的心志。
顺治十六年夏秋之夜，郑成功、张煌言兵进长江，直逼南京。顾炎武闻讯南下，但刚到扬州就听到了郑、张兵败的消息。十八年，郑成功退往台湾，同时偏居西南的永历政权也灭亡了。眼见复明大势已去，顾炎武决心“笃志经史”，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学术事业。
自康熙六年起，顾炎武开始了他北行的第二个历程，游历了河南、山西、陕西各地，在这其间，他除了继续撰写大量的诗文杂著外，开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代表作品《日知录》的写作。但这时，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稳定，也开始了对思想文化的压制和清洗。康熙二年，清政府制造了震惊朝野的庄氏明史案文字狱。冤狱牵连广泛，被害七十余人。他早年的好友潘柽章、吴炎也在其中。噩耗传来，他万分悲痛，于是在山西汾州旅途遥为祭奠，“一代文章在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以歌当哭。
康熙五年，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告发黄培收藏“逆诗”，指控署名陈济生的《忠节录诗集》为顾炎武到黄培家搜辑刻印。七年二日，顾炎武因之在济南入狱。幸有友人搭救，于当年十月取保出狱。莱州诗案了结后，他一如既往，潜心著述。频频奔波于鲁、晋、直、京之间，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攀山越岭，不辞辛劳，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考察。
康熙二十年八月，顾炎武由华阴抵达山西曲沃；不幸染上不治之症。翌年正月初八日，与世长辞。他的弟子家人收集他的遗作，集成了这部《亭林遗书》在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四库馆，动用了四千三百零三人，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编成了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共计有三千四百七十种，九千九百一十八卷，三万六千三百册。为了鼓励民间献书，乾隆皇帝下诏：书中即有忌讳字面，亦无妨碍。但当民间开始大量献书后，清政府就露出了本来面目，一面发扬文化，一面大肆摧毁文化。1776年，下诏：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1778年又下诏：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言，急宜及早交出。”其中被定为全毁的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的在四百种以上。
《亭林遗书》被列入抽毁的书目中。据《禁毁书目》记载：“查此书系昆山顾氏撰以所著十书合为一编，内除亭林文集、亭林诗集二种中均有偏谬词句，应行销毁，又《昌平山水记》一种亦有乖谬之处，应行抽毁外。其《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石经考》、《金石文字记韵补正觚十事》及《顾氏谱系考》等7种，均系辩正经史之书，有补考证查无干碍，应请毋庸销毁。”
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在他青少年时代，也曾象当时的文士一样，“注虫鱼，吟风月”，“为雕虫篆刻之技”。然而，经历了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他断然一改旧心，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自誓，一洗明季的浮躁习气。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观。
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赞同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写作视为一种救世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因此，他要求自己的文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的诗文集中充满了反映现实，体现忧患意识的作品。
在明朝灭之后，他曾把希望寄托在南明政权身上，作《感事诗》“日角膺符早，夭拄主■临。安危宗社计，拥立大臣心。旧国仍三豪，多方有二斟。汉灾当百六，人未息讴吟。”又“缟素称先帝，春秋大复仇。告天传玉册，哭庙见诸侯。诏令屯雷动，思波解泽流。须知六军出，一扫军神州”。这些诗句表达了他拥立福王的心情和收复失地的决心。
南明政权覆灭后，他又把希望寄托在民间斗争上。如《千里诗》：千里吴封大，三州震泽通。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推官二子被难》：苍黄一夜出城门，白刃如雪日色昏。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城上去招魂。反映了作者不为清军暴行所威胁，决意继续斗争的心情。这一时期他的诗深刻揭露了明末**的政治，也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同时控诉了清军的铁蹄蹂躏。风格沉雄悲壮，朴实感人。在他北行之后，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则多是眷恋故国，关怀民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苍劲沉郁，颇有杜甫的遗风。如：《重谒孝陵》：旧识中官及老僧，相看多怪往来曾；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五十初度时在昌平》一诗是他晚年作品，也仍然有着浓重的怀念故国的情怀。“居然■落念无成，陈驷流萍度此生，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常随黄鹄翔山影，惯听青骢别塞声。举目陵就犹旧国，可能钟鼎一扬名。
在他笔下也寄寓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诗写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硕鼠》徒兴叹”。他憧憬着“四海皆农桑，弦歌遍井闾”的太平盛世，表示“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氵遍中原，粒食始百姓。”
在顾炎武的文集中，他的文章以文字淳朴，不事雕琢而见长。他强调文章的实用性，因此极少去写那些为死者歌功颂德的应酬文字。他曾说：“《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现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就是对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因为做了“无关于经术致理”的应酬文章，顾炎武也对他持保留态度。他说：“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顾炎武不仅拒绝做应酬文章，而且有力抨击了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于文学中的拟古弊病。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理而得其皮毛者乎。”因此他断言：“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论证了这个问题。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则后为合格。”因此在他的文集中有许多优秀的文章，切中时弊，干人论世大有裨益。
在学术研究上，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为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亭林遗书》中许多的学术著作反映了他在考据学、金石文学、音韵学方面的巨大成就。
他的《左传杜解补正》，破除了《左传》研究中今古文壁垒，博采《左传》、《公羊》、《谷梁》三家之长，并且对前人所讥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尤加赞许。他不同意对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的批评。认为：“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所以，顾炎武的《春秋》研究深为后人重视，被评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正是因为顾炎武深湛的学术造诣，才使得这些学术作品没有被一同禁毁，得以保留，并影响了清代的学术研究。开创了一代学风。
慈湖遗书
CihuYi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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