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这其实就是同一年，只是叫法不同，这可不是普通的一年，在历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农历大年初一，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封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丞相，封宋献策为军师。设置尚书、直指使、统会、从政、尚契司、验马寺、知政使、文谕院、弘文馆、、谏议、书写房等官职，并以五等爵位大封功臣。李自成称帝改元，标志着农民军已从一支单纯的军事组织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表明它已成为一个新兴的政权，具有了改朝换代的能力和准备。大年初八，农民军将士在痛痛快快度过一个“黄金周”后，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自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分两路向北京进军。一出山西，经太原、宁武、大同、宣化等地，杀向居庸关；一出河南，经卫辉、彰德诸府，入河北，经邢台、河间，杀向保定。然后准备两路大军会师于北京城下。
农民军打得很顺利，势如破竹，“近逼畿甸”。农民军在进军途中，不断散发讨明檄文，并向明兵部转送通牒，表明他们决心与明朝“非你死，即我亡”的坚定立场。
其实这已经不是明朝第一次领教李自成的狠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农民军攻克河南洛阳，这是明朝福王府所在地。福王是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他原本早已准备好了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只怪他自己太贪吃，硬是给吃出来300来斤的份量，那年头老百姓不饿肚子就算不错了，谁能有他那么大块头啊，他想装穷都装不响。
福王跑出城没多远，便让农民军追上认出，押回城内时正遇到被俘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即将被处斩。吕尚书见福王垂头丧气的样子，忙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同时不断高喊：“李闯，逆贼！！！”英勇就死。吕尚书人头落地，身首异处，福王吓得尿了裤子，他的头低得更低了。
福王被带到李自成处，吓得立刻跪倒在地，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放声大笑，看着堂下跪地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厌恶至极，心想这猪狗不如的东西一刀劈了算了，但从小挨饿吃苦长大的李闯爷，觉得就这么把这肥猪杀了、扔了太可惜，这一身肉可不少营养，不能浪费了。他让手下先将福王囚禁起来，又命人找来几个入伍前曾做过庖厨的士卒，命他们好好料理这上等原料。这几个庖厨估计见过点世面，不象是乡下小饭店混出来的，可能在某省城的大饭庄干过，他们在农民军里是最底层的士兵，如今得了闯王的命令，能亲自为闯王效命，那真是受宠若惊，非常想好好的完成这差事，可能是过于激动或是踊跃积极的过了头，他们的做法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他们先将福王剥光洗净，再用小刀在其身上轻刮细剃，把毛发尽数刮干净，连**都没放过，然后拨去指甲，以药水灌肠，不两日就让福王彻底排去肚中粪便，福王多年来患有便秘，没想到临死前却让人家给根治了。这几个厨子把福王里里外外弄干净后，又宰杀了几头鹿，将鹿肉与福王放在一口巨锅中慢炖。巨锅下烈焰腾腾，这烧火用的柴木也是现成的，那都是王府中用各种上好木料做成的精美家具，这锅据说也颇有来历，是从洛阳郊外迎恩寺运来的“千人锅”，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光着头还有**的福王在锅中不停的瞎扑腾，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每当他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时，大锅旁围观的众多农民军士兵就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福王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热汤中游泳，与鹿肉齐飞，与汤水、花椒共一色，约一个时辰后，福王朱常洵以及锅中数只梅花鹿已被煮得烂熟，众人忙将闯王请出，为拍马屁，那几个庖厨请闯王为这道菜赐名，闯王看看来打了胜仗心情很不错，他想了想说道：“朕就给此菜赐名——福禄宴！”话音刚落，底下一片欢呼声，农明军将士高呼：“闯王万岁！万岁！万万岁！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闯王来了吃福王！”
当晚众多农民军士兵们饱餐了一顿，度过了他们有生以来最愉快也是最激动的一个夜晚。更加令人感动的是，闯王为了体现他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竟然不肯吃这等美味，说是要留给老百姓和普通士卒吃，后在众人极力劝说下才勉强喝了两小碗汤。
第二天一大清早，李自命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农民军一路上近乎疯狂的举动，让明朝政权感到震惊与惶恐。崇祯上朝时，对众臣不住地叹气道：“卿等能无分忧哉！内帑如洗，一毫无措，民穷财尽。”崇祯说出的这番话，说明他自己在心中，也对这个政权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
万般无奈下，明朝廷于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调京候用，吴襄得旨后即携带家眷进京。从表面看，此次调动是因为“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实际上远没有这么简单。此次调吴襄入京之前，他作为“老干部”已退居二线，在家赋闲多年，并且因朝廷财政紧张，同时觉得他也不缺钱花，就连他的“俸廪”也就是离休金都给取消了。崇祯十六年十一月，经蓟辽总督王永吉奏请崇祯，说那吴老干部虽不缺那点离休金，可毕竟人家是为朝廷奋斗多年的人，这么干实在是让人寒心，让其他人看了，以后还会有谁为朝廷卖命，更何况人家的儿子吴三桂还替朝廷守着大门，责任重大，在这种情况下更是不能这么对待人家老子，朝廷财政是紧张，可再紧张也不缺老干部那点离休金啊。王永吉跟皇帝说的话自然是极为含蓄委婉，不会象笔者说的这么直白，但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崇祯听了后觉得有理，并且停掉吴老干部离休金的事并不是他主使的，这事他甚至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底下那个无聊、愚蠢、可恶的官僚给整出来的，他觉得王永吉的提议不但是绝对正确而且极为及时，要不然他就这么一直稀里糊涂下去，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吴氏父子的心给伤了。他当即批准给吴襄恢复“俸廪”不但是恢复，而且把以前停发的“俸廪”一次性全部补上。并且在给吴襄的旨意中还特别提到停发“俸廪”并不是他的旨意，他已责成相关部门，彻查此事，一定要给相关责任人严厉处分。这次事情后，朝廷官员中就开始流传着一个笑话——再穷不能穷干部。吴襄进京后被授予提督御营的要职，崇祯很清楚吴三桂手握重兵，关外军务全靠他，这次重用其父，一是笼络他，二为牵制他。吴三桂的亲朋故交很多已降清，难保吴三桂不受这些人影响被清廷招降，但如果他的父亲及家眷都在京城，吴三桂做任何事前就都得掂量掂量了。
吴襄进京后，局势仍然在朝坏的方面发展，崇祯和大臣们商量来商量去都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每天君臣问答，章疏虽不少，但要么是不切实际的坐而论道，纸上谈兵，要么就是相互扯皮，敷衍塞责。有一天一个叫李明睿的官员上了道密折提议：“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虽然崇祯早有此想法，但都城南迁，事关国家根本，他担心遭群臣反对，于是举行廷议，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最后众臣中有不少持异议，崇祯又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这迁都的事也就无限期的推迟下来。
这时崇祯想到，是不是到了要调边防军进关与农民军作战的时候了，但他有顾虑，对李明睿说：“此时兵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李明睿表示：“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他建议在就近京八府处招募士卒，但在“府库殚竭”的情况下，招募工作进行的极不顺利。
招不到足够的新兵，而各地官军几乎每天都在打败仗，看到这种情形，崇祯感觉到自己快要崩溃了，他想来想去，朝廷里还能打打的似乎也只有吴三桂了，吴三桂年轻有为，肩负重任，守边多年，实战经验丰富，若调此将入关兴许能力挽狂澜。崇祯的想法并不高明，不过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倒也算务实。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日，他在廷议中提出这个想法，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吴三桂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还是有些名气的，大家都知道他还算是比较能打的，他的部队更是被美名为“关宁铁骑”，原本调他进关与农民军作战应该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但让崇祯意外的是的这件事进行的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把吴三桂及其部队调入关内作战，事实上也就等于把宁远放弃给清军，崇祯这个死要面子的皇帝，很怕在史书上落下个不战而弃祖宗之地的骂名，不过一向很有点小聪明的他希望把这个“弃地”的责任推诿给诸臣，让他们来共同承担。他很虚伪的和大臣们讲，此次只调吴三桂和五千兵马，关外余兵尚多，尚可维持局面，但又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崇祯两句话，就把这样的军国大事轻飘飘的推给了诸臣，以让他们承担“弃地”的责任。在调不调吴三桂部这个关系到宁远是否放弃，涉及朝廷安危的重大问题上，崇祯作为皇帝原本应该拿出一个帝王应有的勇气、智慧与魄力乾纲独断，但现在他却有意推卸掉这个责任，让自己的大臣们来负责。不过这些大臣久经官场，能混到现在的高位，能混到这把年纪，个个都是人精，这些官油子们深知自己这位圣上的险恶心术，所以谁都不愿冒杀身之祸来随皇帝的心愿。他们与皇帝玩起了太极推手，唱足高调来应付此事，巧妙地把这个这个能烫死人的火球又踢给了崇祯。首先发言的是首辅陈演，他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寸土也不能丢弃。”强烈表示不同意放弃宁远。他的聪明之处还在于，他表面上并不与皇帝直接对抗，反而称赞崇祯的主意可取，但同时又婉转的表示：“第关（山海关）宁（远）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清兵）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最后，他诚惶诚恐地表示：“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反正绕来绕去说了半天，还是要皇帝自己拿主意。
而兵部尚书的张缙彦说的话则更高明：“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话很简短，点到要害，但他自己并不表态到底该不该调吴三桂部入关。看见这些智商并不比自己差的大臣们的精彩表演，崇祯在心里气的直发抖，但同时又很无奈，最后只得亲口说出自己的决定：“收守关（山海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好歹皇帝自己终于做出了决定，不过陈演仍然担心崇祯到时翻脸不认账，他又召集阁臣们会议，大臣们浮议一通，没一个说真话，有主张不可调的，有持两可的，有主张南迁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都是在敷衍而已。陈演看此情形，又继续把责任下推：“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山海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崇祯看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只得下达谕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
二十多天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调吴三桂的事倒是还没定下来，但农民军却已于二月八日攻下山西首府太原。消息传来，京师为之震动。边镇各督抚得到征求撤宁远意见的谕旨后正在琢磨这事该怎么回奏，军人在关键时刻往往还是有别于政客的，蓟辽总督王永吉对杨鹗叹道：“上（崇祯）倚吾蓟门一旅，今所调习整练者几何？而可以御贼计，莫若搬关外四城而守关。召吴帅三桂之兵亟入，以卫京师。都下公卿莫肯先发，吾两人于责无所诿，其何可以不请！”杨鹗对他的话表示赞成，他们以两人的名义给崇祯上了一份奏疏，建议请撤关外四城。奏折是这样写：“前后屯失守，宁远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即京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也。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内以图存，即山海军民，亦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敕镇臣吴三桂料理。”
崇祯将王永吉的奏疏拿出来给大臣陈演、魏澡德等人看。陈演、魏澡德既感到惊讶，又在心中暗笑王永吉、杨鹗的迂腐。他们一如既往的不发表意见，但为了表示自己老持稳健及对朝廷高度负责任的态度，又可笑的提出，此议应征求各抚镇将的意见后再定夺。两人出宫后私下窃议：“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还算清醒，向崇祯奏道：“此何时而可顾后患！”他表示完全赞同王永吉的建议。崇祯见仍没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在德政殿召集科道九卿诸臣会议，讨论到底该不该放弃宁远。在诸多大臣中，只有大学士范景文、倪元路、朱元俊等少数几人支持王永吉的意见。吴麟征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与皇上密议之，委之盈庭，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少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指三桂)一抚，皆当今人杰，臣有三思，不觉汗泪俱下。”见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说：“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却无人响应。吴麟征不禁唉叹，只得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于崇祯，但崇祯却扣下这道奏疏，既不批示，也不下发。见此情形，吴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
放弃宁远对于朝廷来说，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毕竟利大于弊，并且皇帝心中也是这样打算的，但弄到最好竟然搞出这么一处闹剧，其实并非偶然。
中国人历来爱面子在地球上是出了名的，这中国的皇帝爱面子自是更甚。崇祯在众多皇帝同行中算是个虚荣心极强的人，总怕被后人揭短，他总是希望自己留芳百世而不是遗臭万年，所以他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极重。爱惜自己的羽毛原本是件值得赞扬的事，但崇祯这个人混蛋就混蛋在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可以不顾一切，当有什么事出了问题时，他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把责任全都推到具体经办大臣的身上，甚至不惜陷人于死。陈新甲这个倒霉蛋曾经在他手下当过兵部尚书，大约是崇祯十五年左右的时候，在官军越来越无法控制农民起义的形势下，崇祯觉得攘外必先安内，关外的辫子兵只能算是腋下之患，而农民军则是心腹大患，所以他有心与与清廷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农民军。但为了顾忌自己的光辉形象，这事只能秘密进行，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陈新甲，但不料因陈新甲一时疏忽，这件事竟然给传出去了，这下朝廷里可炸开了锅，大臣们以跟“虏”谈和为耻，群起而攻击陈新甲，纷纷质询是否有此事？如有，就是陈新甲主和辱国。崇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也下旨严责陈新甲。这个陈新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竟然一根筋转不过来，本来明摆的事，皇帝也只想让他当个替罪羊，替皇帝的脸面掩饰下，人家皇帝心里也是会有数的。结果陈新甲上书，称自己并无何过错，此事完全是在皇帝授意下干的。这下可好，真是捅了马蜂窝，这不是在逼崇祯杀他吗？只有杀了他，崇祯才能把这事和自己撇干净，要是不杀，等于皇帝承认自己错了，自己在撒谎，这怎么可能呢？皇帝和上帝是永远不会错的，崇祯怒不可遏，一个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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