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的一天，母亲又写信叫我回来，说有事商量我猜到八、九分。到家时，母亲又不说什么，直到我要出去，才把我叫住，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说是初中毕业，在工厂当临时工。我看照片里的人不怎么样，也就不放在心上。母亲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把照片还给母亲就走了。回来时母亲却告诉我，晚上到表姑家跟照片上的女人相亲。我感到为难，不知对方啥样人，甚至不知她叫什么，怎么好随便去“见面”。不够形势已迫使我只能听母亲的安排了。
见面就见面，我不以为然，已经有点习惯，不再对镜照看仪表，也不感到紧张，还故意过了约定时间才从家里出发。到了表姑家，一进门就看到一位陌生女子含笑着从凳子上站起来我也不打话，就在表姑为我搬来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眼睛瞧着地面，象在想心事。我看她的脸比照片好看些，可惜胖了点，不是理想中的苗条姑娘，不能一见钟情。我从容坐着，屋里还有母亲，表姑和媒人。媒人一再提醒我跟她谈话。我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老办法，建议今后通信联系，当着别人的面是谈不出什么的，信里却可以冷静思考该说些什么，也可以从信中看出她的才智，了解她对生活，对爱情婚姻的看法。我写了一张学校通信地址给她。她也十分乐意地写一张给我。
媒人提议我到女方家里走一趟，说是认识一下路，以后好去找她。母亲说这样好，先交朋友吧！可到了她家，一时投到我身上来的目光，有探索，有揣摩，有审视，也有好奇看热闹，一些人在房门口跑来走去，探个头又不想进来，嘁嘁喳喳议论着，好不尴尬。媒人不知跑到哪里去，让我一人傻坐着，象尊模特，让她们一一来参观。接着又要到我家来，一群人拥着她，浩浩荡荡地陪着，却叫我跟她连说话的机会也没有。尽让她们搬过来，弄过去地叫一帮亲友来品头论足。想不到我这个爱情上的幻想家，竟落到这地步。最后媒人拿出两张电影票，让我们俩一块去电影院，这是当年最流行的约会行式，在那里既可挨得很近，又不被人猜疑，可谓最佳的谈情说爱场所。
电影是好看的，革命者在斗争中牺牲了，坏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下场，这跟以往的公式不一样。我看着看着，竟把身边的她给忘了。直到电影结束，没有跟她讲过一句话。她也够可以的，始终不敢先开口。我打算电影结束后邀她去散步，那时也许可以谈一谈。不料，我刚走出影院就遇见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同学，只好装着毫无牵挂地跟他谈了一阵，却把她给丢了。等到我回头去找，她已经不见了。
回到家里，母亲焦急地等着，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可是当我再拿起那张照片来看，已经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象看电影明星的照片那样，感到抽象和遥远。
第二天回到学校我就赶快给她写信。可是等了一个多星期，她才回信来，却是委婉谢绝，说她程度低，配不上我。我猜想一定是那天怠慢了她的缘故，但也不想解释，只怪多此一举。想到过去的包办婚姻多少有点好处，可以使男女双方省掉许多烦恼，无需承担求爱的焦虑和失恋的痛苦，光是等候对方来信就是一件急死人的事，何况还是失望的信息。（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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