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则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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