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1964年9月发布《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便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读啦网网友发布)螺城县则到1965年春才在沿海七个公社首先开展“社教”。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同年暑假全县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县城参加为期十五天的政治学习。
对这场运动，当年不少教师心存疑惧。1957年“反右”斗争的阴影还没有消除，以为要再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扫荡”。组织者大概估计到大家忐忑不安的心理。会上反复强调“不整人，不搞人人过关”，交代讨论不许记录。(读啦网网友发布)明确表示是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和“四清”的要求，对干部进行一次阶级教育。同时帮助各级党组织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规定工作队队员要与群众“四共同”，不得凌驾于群众之上。说明这是一场和风细雨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
从县里学习回来后，刘同志作为涯崎大队“社教”工作队的代表进驻学校。我却因此受到一次有趣的“教育”。
刘同志待人和气热情，跟大家都谈得来。他刚来时对我好象特别看重，曾个别向我了解学校的一些情况，鼓励我靠拢党组织，积极争取进步。我有点受宠若惊，以为工作队知道我教学一向认真，责任心强，是个好同志。
不久，按照运动的要求和安排，刘同志主持召开一次“放包袱”的小组会。所谓“放包袱”跟以前的“交心”有些类似，都是要大家向组织坦出心里的“秘密”。会上校长首先发了言。他对个人谈些鸡毛蒜皮的事，却尽在讲学校中存在的问题，虽然他声称责任在自己，实际是对教师作不指名的批评，让大家感到不该给校长带来麻烦。教师们也一个个轮流“放包袱”。大家谈得最多的却是炫耀自己的成绩和优点，再用一个“但是”，提出一个达不到的高度，来表示自己的不足，或抛出几点无关紧要的过错作为“检讨”。我觉得他们的发言与“放包袱”显然是“文不对题”。也许是我对上级的意图悟性太高，也许是忠诚的本性难移。我坦率地讲出工作中的不少缺点错误，思想上的疑虑担忧，可以说毫不保留，全无掩饰。我认为有一点成绩是应该的，可以不谈。过错却是不可原谅。也许在别人看来，这样做是十足的傻瓜。我却认为是对工作，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的举动。可是在我暴露自己的同时，又无意地击伤了别人。因为有些缺点是“共有”的，不光我这样，别人也如此。他们便认为我在“含沙射影”，心里翻腾不已。这是我没想到的，其实疥疮不揭是永远也治不好。我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将来。我认为一个总是不满自己的人，一定在努力地往身上添一点新的血液。已经十分满足的人，就不想再做点什么，所以“不满”中更含有生命。不知道刘同志是怎样看待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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