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生活有点单调，偶尔才放一次电影，遇到重大节日会有剧团来演出有一次是省高甲剧团来村里演出革命现代戏。农民可以在自己家乡看到省里的剧团演出，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大早人门就把广场的位置占满了，摆上自家的板凳，或搬块石头号上。那天表演几个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节目，演员的衣着化妆接近农民的打扮，塑造的典型也是生活中可以找到的。人们不再感到空虚或产生不切实际的想象，观众的注意力不再停留在评论演员的相貌服饰，而是被他们表演出的高尚情操，深深感动了。但高甲剧团演古装戏恐怕更自然，观众可以认定古人是那样说法，唱曲，连走路姿势也可以是那样。一到演现代戏，不得了，一看就知道是在“装腔作势”。
渔村里也有一支业余宣传队，非常活跃，经常排练节目在村里演出，有时也应邀到外村去表演。学校里的老师几乎都是里面的成员，我也毫不例外地参加进去。我喜欢唱歌，小时候曾有人指导我每天清晨起来练嗓子，作深呼吸。不过我总是一个人关在房里纵情高歌，一旦有人在旁边就唱不好上初中时有一次班上开晚会，我是文体委员，只好带头出来唱一首。没想到班主任十二分赏识，三番五次推选我去学校举办的晚会上表演。我太胆小，不敢上台，硬是不肯。班主任后来气得在那学期的操行评语上，写下严厉的批评。来到乡下，没有别的娱乐，我每天傍晚都要独自唱一阵。我知道，别的不讨人喜欢，唯独唱歌有不少人当面夸奖我。妇女盲目地称赞我好象“留声机”、“收音机”。小孩子又笑我在“拖长音”。一些老人则说我唱歌象哭泣一样。只有青年学生有兴趣跑来问我，知道这是“爱情的声音”。一些人把我当成歌唱“权威”，常拿一些音乐问题请教我，听取我的见解。我本可以利用这种幼稚和迷信，进一步抬高自己的声望，攫取他们更热烈的崇拜。但我无意将自己的歌声变为稀罕的货物，为猎取别人的敬重神秘起来，昂贵起来，把自己的快乐和满足设计在别人的热情追求中。我随时献出歌声，从没有考虑这将降低自已的身价，使歌声成为廉价的商品。我相信自己没有把歌唱当作唯一的专长，也没有作为自己的事业，更不是理想的所在。但是上台去唱，效果往往差了许多。我仍然缺乏成熟和稳重，过于紧张。每当舞台上的灯光对着自己，就感到象是处在法海大师高悬的衣钵里，动弹不得。观众的眼脸虽看得不太清楚，还是觉得有千百只眼睛同时盯在自己身上，于是手脚发颤、声音嘶哑，提不起调门来引亢高歌，发不出来自内心的声响，我的歌声便失去特有的热情和饱满。可惜我全盛时期的歌声，未能象文字那样留下痕迹，如今已是荡然无存。
音乐不但是我的爱好，也成了我一种生活必需品，除了自己唱歌，更多时间还是听歌曲和欣赏乐段。那些歌唱家的演唱，有的洪亮奔放，气概万千；有的含蓄隽永，浑厚甘美；有的则深沉忧伤，委婉円润；也有的古朴幽雅，甜美韵浓。风格迥然，音色各异，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给人带来鼓舞和欢乐，带来力量和希望。每当我聆神细听，咀嚼回味他们的歌唱时，浑身就象在做气功疗法，感到轻松舒畅，超然神脱，好似进入世外桃源，有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我便忘掉自己遭受过的一切不公正，只感到幸福和自由，想立刻**一番有益的事业，去奋斗，去牺牲。这就是艺术给予人们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每次都有美的享受。有一次看“上海之春”音乐片，题为“春”，却未能给人一种春意盎然的感觉。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高亢激昂的调子，粗暴雄壮的强音，留在印象里是几个昂首挺胸、手执钢枪，“杀，杀，杀”的形象。这些与“革命”、“斗争”大约可以相通，与“之春”二字恐怕不太和谐。当然有人会说，立场不同，感情就两样。工农兵的春天就该是红得似火，而灰蓝的是资产阶级。所以歌颂太阳是“革命”，描写黑暗便是“反革命”。我以为音乐的力量若仅在于此，社会就不会有安定的时期。还有一部称为“史诗”的音乐舞蹈片，那场面够雄伟壮丽的，充分显示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特点。听说有几千人参与演出。整个形式复杂多样，情绪纷繁热闹，色彩浓艳分明。可惜几个造诣很深的艺术家的表演，却被浩大的场面遮掩覆盖，几乎看不出他们的特色。看完之后，除了感到一种满足和痛快，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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