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主任象哄孩子一样我当时却信以为真，并老老实实在家里等待上级给我分配工作。那段日子生活无聊极了，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除了看书又是睡觉。而无论是吃饭、看书、睡觉又好象是多余的。有时独自一人跑到山坡上呆呆地坐了好半天，让微风抚摸我的脸，吹平我不该早有的皱纹，带走我心头的烦闷，我会得到片刻的安宁。待到夜色降临，我又来到溪边徘徊，听流水声潺潺，我回答不出她的问语。那时田野里沉寂了，天上的月儿矜持，星星一闪一闪地过于靦觍，她们好象看到我就感到可羞，故意要把脸儿藏起。一切都毫无生气，我感到寂寞无奈，象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在风餐露宿中靠浪荡和幻想来打发日子。唯一的乐趣只是回忆，把少年时代的一点一滴都再现出来，然后沉浸下去，使自己能忘却眼前的不公。
老同大学去了，留下孤零零的我。三年间大家在一起上课学习，运动游戏，打闹欢笑，有过争吵，有过误会，友谊却始终没有间断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不是我当时所需要的。我不得不结交街道上几个格调不高的新朋友。我恨这些人又舍不得这些人。他们老是吹嘘自己多么有本事，唯他们是这里的优品，连自己的缺点错误，只要是“与众不同”，也要到处去宣传。一个他们看不顺眼的人从眼前走过，会立即成为他们攻击的话题，在背后爆发阵阵狂笑声，仿佛他们真的高明无比，别人都一文不值。我常常从心里感到厌恶，可是除了他们，我再没有别的地方，别的朋友了。而且也喜欢听他们讲一些奇闻逸事，因此还是常常跑去跟他们一块消磨时光。
家里人不允许我这样，反对我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大家对我的“落取”象是犯了极大的过错一样忧虑，一再追问为什么会考不上。他们的猜测令我难堪：“是不是态度不好”，“一定是没有跟干部搞好关系”，还有“鸣放”的罪过。他们的话也许不无道理。我却不肯承认。既是考试，就应该按成绩的高低来录取，怎么能跟“态度”、“关系”、“鸣放”扯在一起。我实在听不进去，心里烦躁，越发变得态度不好。
我何尝不感到痛心，国家培养我十二年，我还不能符合国家挑选人才的要求，这不光是我个人损失，也是国家的损失。但为什么“落取”？我也说不上，难道我考得不好？这不可能。多少比我学习差的同学考上了，其中两个还是在我帮助下才勉强毕业的，也考上了。那么，是政治上的原因？我真不愿这样去想。直到后来才知道：学校人事干部早就在考生报名表上，根据各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政治表现等条件，按甲乙丙丁分类。也就是说，能否考上，可以进哪一类学校，早就判定好了。考试成了蒙人的手段，成绩不是主要的，甚至是无用的。可以说能否上大学是由别人来安排，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这种以所谓“政治条件”取生的做法，始于1957年的高考。那一年先是推迟发送通知书的时间，后来是出现考生接到的通知书出了许多“差错”：有的收到的是某大学的，但信封里装得却是招生委员会的“落取通知书”；有的信封是招生委员会用来装“落取通知书”的，却装得是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的是信封上的大学与录取的大学不符的。看来这一切都是在瞬间改变的，仓促的连信封都来不及更换，据说也有个别“漏网”的。到了1958年的高考，已是正正规规进入“政治选取法”，一个也“跑不掉”。
知道这些，我实在无能为力，心里也乱得慌。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又得不到，我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散慢，作为旧社会没落青年象征的颓唐、苦恼、彷徨，一时都在我身上出现。呆在家里什么事也不想干，日记也懒得写，到街上去就想跟朋馆子。什么意志呀！修养呀！全不顾了。整天象一个放荡不拘的醉汉，再没有什么规则可以约束自己，再没有什么目标能够鞭策自己。我开始到处找低级趣味的书看，不时去翻弄邮票和火花，以此打发光阴。更可怕是染上小市民的庸俗和自私，同朋友计较花钱多少，跟家里人评评比比，动不动发脾气，一点礼貌也不顾。（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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