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节过后，新年的衣裳还穿在身上，毕业班就提前上课读…啦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对每个人作出选择，都在抓紧复习功课，一心一意想考进理想的大学，攻读喜爱的专业。
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在开学典礼上党支书报告说，“我国在十五年内将在钢产量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以为不久我们就将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使不尽的力气，恨不得马上就去为这一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青春。我还根据学校要求，制订一份“个人跃进计划”，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大家都为我鼓掌。那些天我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谈自己的理想，心里有说不完的打算。我深信那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感到自己的前程无比宽广，到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再过四个月就要踏上新的征途……
命运似乎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掌握，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在政治面前也可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理想还没有抽出芽，就被窒息夭亡。2月28日选举班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同学仍然投我的票，可是最后班主任宣布名单时，我什么也没有读啦网)他解释说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难道别人当了就不怕影响学习？这分明是撵我下台的借口。显然是因为期“大鸣大放”我说得太多，太露骨了。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不以为然，也害怕重提这件倒霉的事。过去的已经过去，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为什么要把过去的事揪住不放？为什么用审问的口气追个不停？可是父辈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不久校长也公开警告我了。3月18日他到班上讲课，一开始就说：“‘大鸣大放’时有一个署名‘邱必特’的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叫《论辩‘正’法和》，这篇文章肆意歪曲马列主义理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极力污蔑，是一株大毒草。据说‘邱必特’是美国一个反动科学家的名字，看来这位同学十分羡慕他啰！这可要不得呀！”校长的话象一块重重的石头，猛砸在我的头上。我顿觉头晕目眩，不知所措。校长分明指的是我，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且不说“歪曲”、“攻击”、“污蔑”等罪状，单就那个署名，我是借用古希腊神话里一个爱神的名字，哪里知道美国有个科学家也叫“邱必特”。也可能是校长自己臆想出来的。我不明白校长为什么要这样来理解我的文章，看待我本人。他在讲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时，不是一再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吗？难道校长把我的问题看成是“敌我矛盾”？我不敢再往下想，我只在心里强烈地申辩着，写大字报时根本没去考虑文章是否有“毒”，更没有想到后果会是怎样。一时想到什么写什么，尽量把看到、听到的都写出来，连别处抄来的也贴出去，还唯恐落人后。除了争取表现，还能有什么目的？无非有一股逞强好胜的心理，大字报要写得比别人多，文章要写得比别人好。通过期末的“大辩论”，一些同学对我提出批评帮助，我从中得到教育和启发，下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也知道自己有缺点。就在前天的路上，我看到大街上一位老人倒在地上，爬不起来，身上，地上满是呕吐出来的秽物。他在呼叫别人的帮助。可是许多人从那里经过，看也不看。我走到他身边，闻到一股酸臭味，心里有点害怕。旁边还站着两个人，却不去扶他。我走过去了，但仍不停地回过头来，只见许多人从他身边绕过去，若无其事地。我受到良心的谴责，几次想跑回去扶他。可是想到那几个观看的人，想到那些漠不关心的眼光，我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我希望能有别人去扶起他，可是没有，直到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十分难过，可怜自己光有一颗可怜人的心，却不敢鼓起勇气，去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我的意志太薄弱了，也许我的道德是太坏了。为此一段来我学习了著作和报刊社论，反复阅读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给自己订了几条规约，迫切要求改变旧我。可是这一切校长并不了解，或者认为无关紧要，而一定要从政治上替我找出问题来。他只看到一个人的错误，不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这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不允许我有与众不同的个性，把一个人的个性视为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东西，并企图通过一场残酷的斗争要来彻底铲除它。（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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