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以忍
本来定的题目是《白话文、简体字、俗文学与当今文坛》，后来才发现，对于白话文和简化字已经有人觉醒反思了，又由于这个题目实在太大，限于篇幅，只好分解开来，慢慢地谈，于是先对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改革这一事件进行反思，以继续呼唤更有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语言出现。
白话文在宋朝时就开始以话本的形式出现了，到了明清便开始走向了成熟，出现了一批通俗小说，像水浒、三国、西游、红楼等等大部头的名著，到了晚清以白话写的章回体小说更是不可胜计。而白话文革命，在晚清的时候，裘廷梁就提了出来，他的提法和新文化运动一样都是基于希望通过对语言的改革来改革社会的，这种思想终使语言承担了难以承受之重，造成了白话文发展的畸形！
真正的白话文革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新青年》为阵地兴起的。《新青年》一开始出版的时候，也是文言文的，到了1916年，胡适才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时候其实也只有他自己的诗歌和小说是白话的。当时的胡适可以说还没有完全站在社会革命的角度上看待白话文，他只是停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上，错以为白话文是我国语言发展的主线，因此到了后期，他成了改良主义。但是他对中国白话文革命的推动是十分有影响的，因此反思必须从他这里开始。
胡适在1916年4月间的日记上，提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他说：“文学革命，在吾国历史上非创见也。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倘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的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文学革命的确是自古有之，并且不断地向前演进，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但是中国的语言、文学的革命都是一脉相承、逐步演变的，这使得我国的古文化源远流长，保留至今，而不像古埃及、古希腊那样颓然而止。胡适文中所说的俚语也正是中国语言演进的产物，它的形成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就今天比较来看，它与文言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决非今天的大白话。而对于所谓的“言文一致”，是绝对不可能也不可以的事，文学语言本就来源现实而高于现实，书面语于口语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追求“言文一致”失之偏颇。而文言发展到明清已经很成熟了，把千年的智慧积累一下子抛弃掉，而用白话继之，无疑是狗尾续貂，并且自找麻烦。八股虽然由文言承载，但是文言绝对不是八股，如此混淆概念，真是让人莫名。
再看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可以说都是真知灼见，但是却没有任何一条是必须废除文言文的充分条件。据说胡适以为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这种程序主义实在是不可取。
胡适还有一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辈之考古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以前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正宗文学之一日。”这近似于笑话了，一线相承并不一定就是主线，白话文学的出现不过是口语在文学中的表现而已，并非白话优于文言，而且文言与白话两线，谁主谁次，搬来所有文化书籍一看便知，胡适真可谓强词夺理之大家也。当然这种学说能够站住脚，是有其历史背景的。胡适甚至认为，“自三百篇到于今，中国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而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为此，他还写了《中国白话文学史》，偏激至此，已是不堪一辩。
之后，他主张用白话作各种文学，说：“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说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做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真不知道这写东西与白话文言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喜欢摆弄酒瓶子，只要把酒瓶子换了，就自鸣得意，对于其中是什么酒却往往容易忘却。文言文真的被消灭了，但是至今仍不能消除的却还是封建主思想，但是从表面上看形势一片大好也就可以自欺并欺人了。
胡适还提出把小说、戏曲放在文学正统上，让它们登上大雅之堂。他提出这五百年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乃是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但是可惜的是，白话文风行到现在，再也没有出现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以上几部作品的。而以上几部作品正是在文言的环境中成长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其实，三国、水浒等哪里是“言之无文”，当今小说才是真正的言之无文，所以出版时只能炒作，而出版后也就像浮云一样的了无痕迹，真真是行之不远了。戏曲更不用说，话剧盛行了几年以后已经没落了，还剩下原来的老剧种正在拼命的保护中摇摇欲坠。
记得胡适还在寄任叔永的诗中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诗如作文！”而使作诗一度如作文，而发展到现在，诗歌却连散文的优美也没有了。胡适的《词选自序》虽也有一定的见地，但是他忽视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不错，词、曲等文艺都是人们群众场创造出来的，最后往往灭于文人之手，但是这却不是文言之错。而正是文言的文学气息，使得词曲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使它们达到了**。而它们的灭亡作者也提到是由于过多地引经据典，弄得晦涩难懂，但是这只能是人们的水平的原因，并非文言之祸，就算没有文言，任何一种东西，该灭亡的还是要灭亡的，况且如果是文言之祸，那么文言一介入词曲就应该灭亡，何来的如此多的佳作呢？怪不得严复说他们是诡辩呢？可惜严复等并不是仅仅维护文言，否则文言不至于沦落到今天的状态。现在的诗词是不是就好懂了，想那李白杜甫这样的大师恐怕也读不懂所谓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可见晦涩难懂并非文言白话就能解决了的。想那些唐诗宋词正是因为讲求押韵、对仗、炼字才会如此的光辉。而今天的诗词正是一味的讲究白话，才导致了败落如斯，而古诗词又难以再续，令人痛心，想那胡适，见到今天的状况，肯定也要痛心疾首，惭愧不已。这就是大概就是白话的力量。
白话的力量的确是惊人的。基本符合了那个时代甚至现在的观点和现实。原因是国民素质普遍不高，如不推行白话，不足以快速地普及文化知识和先进思想。但是一旦国民素质大幅度提高以后呢，就像现在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在今后全民的整体素质还要上新的台阶。人们势必会呼唤更高雅的语言和更高雅的文化，而白话文是难以担当如此之重任的。古典语言也势必要回归，目前很多有知之士不正在积极倡导读经读史吗？白话文会成为一个障碍，而且就普及文化来说，白话文固然很得力，但是它所承载的文化与中国五千年的优良传统相比较是极为粗浅的。人们如果想更深一步的了解文化知识，却需要“翻译”，中国于是有了怪现象，外国名著需要翻译，中国的名著也需要翻译。每翻译一遍，都会把原著中的一些精华无形中流失，更不要说歪曲和误解了。到了我们这里，馒头不再是馒头，也不是被人嚼过的那样简单，而直接就变成垃圾了。而且，对于创造来说，白话文明显的不成熟，稚嫩。人们思维也犹如墙上的芦苇，终是与大地隔的太远了，成不了气候。对于胡适、陈独秀、鲁迅那一批人，竟然有人说，他们的缺点是没有摆脱文言的底子，其实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取得那样的成就，就是因为通过文言在传统文学中吸取了太多的养料。在目前的白话世界里，人们连“之乎者也”也不懂，却没见有这样的大师出现。新文化之谬论在经过历史的考验之后，终于略见一斑了。
其实如果仅是胡适一个人，白话文革命是难以进行的，即便是陈独秀继胡适后写了《文学革命论》，白话文改革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时钱玄同却出来扮演小丑了，他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封信，故意把文学革命批评的体无完肤，然后由刘半农出来唱红脸，发表《复王敬轩书》一一予以驳斥。就这样才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可以看出，文学革命之所以胜利了，最主要原因是他们站在了反封建这一潮流上的，而白话的胜利不过是伴随品，如果就单单文言与白话之争，白话不见得就能胜利。而白话在当时盲目的哄抬下，虽然胜过了文言，但是却浪费了太多的精力，而这种胜利最终将以我们的失败而告终，而反封建的主题，即便是到了现在，仍然没有结束。这就是白话文革命的结局。
白话文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如此诸多的问题值得我们反思，而在白话文发展的过程中呢？恐怕里面值得批判的东西更多一些，不认清这些东西，一味迷恋于白话的简单、易懂是不行的。还有简体字，到底简去了什么？有些文章已经触及痛处，所谓“白话文、简化字白化了文化，简化了思想”是很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问题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反省。特别是目前，随着电脑输入法兴起，繁体字的书写已经不再是麻烦事了，反而与日盛行起来，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至于俗文学是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它带给人们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一句话能够说情的。限于篇幅，将分别探讨。
最后再说一句，白话如此，文言就好吗？反对白话就是复古吗？非也，一开始作者就说继续呼唤更有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语言出现，至于这种语言是什么语言，这可不是谁说了就算的，但是绝不能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在没有科学的论证，冷静地思考的情况下就武断地推出，而且语言的变化肯定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之所以喊两声，不过是让人们关注一下，以求进一步完善，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我们的文明，突破当代文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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