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七天
决定派尤拉·科罗特科夫赴戈罗德市处理柯里亚·阿尔费洛夫被杀案。在他临行前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作了一系列指示和嘱咐。
昨天一整天都是在收集死者情况的工作中度过的，与反经济犯罪处的同志们一起工作，并没有发现什么要害的东西，但发现这起案件非常像蓄意谋杀案。
戈尔杰耶夫给戈罗德刑事侦查处的头儿，他的朋友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打电话。
“我的同事在那儿怎么样？休息得好吗？”他一开口就关切地问道。
话筒里没有回答，戈尔杰耶夫警觉起来。
“你没忘记吧，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曾答应我去接她，帮助她安排一个单人房间，不是吗？”
“我忙得不可开交，维克多，你自己也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委托一个小伙子去的，他一切都会办妥的。”
“你是否过问了他办还是没办？你，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你别吓唬我。如果我那个同事出点什么事，我永远说不清楚。那可是我劝她到疗养院去的。”
“别着急，维克多。小伙子非常有责任心，没问题。好，你等等，我问一下。”
戈尔杰耶夫听到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在另一部电话上拨号。
“斯捷潘在吗？让他到我这来一趟。”
“趁你等斯捷潘的时候，你先说说，你们管不旧疗养院莫斯科人死亡的事件？”戈尔杰耶夫插话说。
“已经备案了，”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不太情愿地回答说，“是你的人吗？”
“不是。没有跟踪破案吗？”
“暂时还没结果。那么，你有什么想法吗？”
“有根据认定是莫斯科的‘预谋’，我派我的侦查员过去。”
“派来吧。等等，斯捷潘来了。”
戈尔杰耶夫什么都听不到，便想是对方用手把话筒掩盖上了。他们谈了很久，当然不会是好事。终于传来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的声音，只不过含有难为情的语气。
“是这样，维克多……总的来说，谁也没去接你的那位女同事。出了点差错，找不到一辆车，都出去了。”
“那么有两只手的男人也没有吗？”戈尔杰耶夫真的动火了。在他火气冲天的时候，他越发显得像个滚圆的面包，体现了从青年时代就获得的绰号的形象性。“其实，我并没有向你要汽车，我只请求派人接她并送到疗养院。我还专门提到，她连旅行袋都提不起来，她的背部有伤痛。房间给她订了没有？”
“订了。老实说，我们没能提前通知她去找谁，但想必她自己知道应该找我们。”
“她怎么知道去找你们呢，如果她连你们能否劳大驾给疗养院打电话都不知道的话？真没想到，谢尔盖。米哈依洛维奇，她可受罪了，真没想到。你算把我坑了。算了，谈正事吧！明天科罗特科夫少校将到你们那里，不用接他，他自己会去的。就这些。”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狠狠地把话筒摔在机身上。尤拉·科罗特科夫一声不吭，默默地等着暴风雨过去。当“小圆面包”不再画五角星，伸手去拿眼镜，这就表示要开始工作了。尤拉才壮着胆子说：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您看疗养院里有人知道娜斯佳在刑侦处工作吗？”
戈尔杰耶夫耸耸肩膀。
“如果市刑侦处就她的事打过电话，他们一定知道。但很可能登记处知道，来疗养的人不知道。最好弄准确些，一定要利用娜斯佳，她能看到和听到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只是应当决定让她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还是保持一种‘不公开的身份’。这要看你在山谷疗养院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定。”
“我建议通过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开展工作。”
“想法很好，”戈尔杰耶夫点头表示赞同，“列昂尼特是位老侦查员，他能想得比较周全，还应当想个办法通知娜斯佳去的是你，但又要避免说出名字，这样她从哪儿接电话都不要紧。如果用程控电话那当然更简单。但我们也不要冒险。你估计她了解你吗？比如像爱好、喜欢吃的食品等一般的事。”尤拉思忖着。如果不能说姓名，那么外表特征、工作地点肯定也不行。
“她知道我的女朋友的名字。”他没有把握地说。
“非常要好的吗？”戈尔杰耶夫微笑着问。
“非常。”
“可以。去办公差证吧，我给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打电话。”
娜斯佳的继父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与戈尔杰耶夫非常熟悉。他在刑侦处工作多年，近几年在高等法律函授学院任教。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认为他完全可以信赖。
按摩师柯季克的嗅觉真的像动物一样敏锐。他以玩普烈费兰斯纸牌的名义把达米尔、谢苗和希米克召集在一起分析形势，弄清情况到底对他们有多大危险。他们都知道了火灾、斯薇特兰娜和小矮人伏拉德失踪的情况。应当决定是应该寻找他们，还是考虑到出现的复杂情况让他们听天由命。讨论中柯季克对谢苗隐瞒一些事有种不祥的感觉。
“马尔采夫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不坚持立即完成订货。一个月前他又犯病了并指望还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为他准备订货。这段时间我们要给他选定人和把事情做完。现在我们假设那个女人和侏儒在发生火灾时趁机逃跑了并且企图通过警察找到我们。他们会这样做吗？”
“不会，”谢苗肯定地回答说，“他们既没有地址，也没有电话号码。只有一个收信人的信箱号码，而且这个号码还是其他城市的，那里的备用名单有那么多，他们一百年也找不到我们。小矮人是我从机场用我那辆更换了牌照的车接回来的，他也没看见雇用的司机。那个姑娘来来回回总是和我、加夫里克一起，而且总是在晚上活动，她未必能记住什么特征。”
“除他们两个之外，戈罗德市有没有什么‘尾巴’？警察会不会发现什么？”
谢苗的语气好像坚定得过分了——柯季克警觉起来，也许危险就在这里。他把注意力转向希米克。
“你相信你那个女孩吗？她会不会惹出些麻烦呢？”
“什么话呀，柯季克。薇拉干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她那么长时间都守口如瓶，何必现在跳出来呢？”
“我看最后一次有些反常，不是吗？”
“不必担心，不过是女孩子的任性罢了。你没看出她讨厌阿萨诺夫吗？如今她已身不由己，你就是让她与鳄鱼在一起，她也会忍受的。”
“那就好，也只能相信你了。达米尔，你的恋爱谈得如何？她现在怎么样？”
“依我看，她什么也没察觉，冷冰冰地像块石头，”导演想卖弄一下说，“什么都不能打动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说，她对我们毫无兴趣，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迹象。整天不是锻炼身体，就是槁她的翻译。我没发现她有任何可疑之处。”
“你敢保证她没有遇上扎尔普吗？”
“我当时喊的声音很大，声音可传到方圆一公里处。她一下子就被吸引到我这边来了，而且她没表现出一点惶恐的神情，倒像在沉思默想的样子。从扎尔普寻找她的时候起，我就尽量和她在一起。一方面为了让她摆脱那个精神病患者，另一方面想探听她是否发现了他。她没有一点反常的地方。她天生不惧怕黑暗，无论是在没有灯光的走廊，还是深更半夜的花园里，她都一个人独来独往。假如她察觉到什么，那也是下意识地，她也应该有所表现。”
“是的，还是可信的。我查看了她的房间，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她注意到了我们。谢苗！”
“什么？”他猛地颤抖一下。
“我想，你应该还有一些想法。嗯，说吧，不必隐瞒！”
柯季克的话听起来并不尖锐，但却一针见血。只见谢苗脸上的一排肌肉在颤动。柯季克明白，问题提的时间和场合都最恰当不过。
谢苗的精神垮了，不得不和盘托出他长期隐瞒的杀害瓦西里·格鲁申的事。
“你，这个杂种，怎么竟敢瞒我们这么久？”柯季克狠狠地说，“打碎了人家的脑袋，隐瞒了4个月，为此绞死你也不过分。”
“他钻到我们身边来了，他打听马卡洛夫，还想……”
“向谁打听的？在打死他之前，你哪怕弄清楚也好。白痴！”
“没时间弄清了。他在摄影棚旁边擦干身体，恰好薇拉从里边出来，他便问马卡洛夫是否住在这个房子里。好在我下去在她身后关门，顺便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我怎么办呢？我对他说，我就是马卡洛夫，请他进去谈，接着……又没地方把他藏起来，只好扔到大街上。”
“好在你脑子还够用，没有把他藏起来。如果他是被什么人派来的，最大的可能是警察局。假如他不见了，他们就会警惕起来，好吧，如果我们走运的话，可能被说成是酒后打架。但不管怎么说，谢苗，这种事是不能隐瞒的。如果他在寻找什么，就是说，我们在什么地方留下把柄，让有的人不安了。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实际上有人已经追踪我们4个月了。怎么办呢？你要赶快离开戈罗德。还有你，希米克，同样。我自己不能走，我是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以免引起怀疑。”
“那我怎么办呢？”达米尔抢着说，“我买的疗养证是七天的。我对周围的人都说，我在这里的事情正好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不能三天后就离开！”
“你的事还没最后定，晚上再说。散了，走吧！”
等大家都走了，柯季克坐到床上，弯着腰把一张认真填画的打牌记分表撕碎，以防万一。随后他从休闲上衣口袋里取出无线电话机，拉出天线。
“我需要谈一些事情。”他说。
“现在不行，晚一点。”回答说
亚历山大·卡扎科夫，25岁的年轻人，绰号叫希米克（化学家）。他不想离开戈罗德市，他担心薇拉·杰尼索娃随时会找他。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来？可千万不要向她透露凶杀案的事。
他和小薇拉是一年前认识的。当时他在中学实习，教化学和生物。最初他并没有注意她，更没料到在这个天真无邪的天使般的面孔后面隐藏着对“成年人”生活的强烈兴趣和渴望。当每天课后在空教室进行化学课的辅导时，她的大腿裸露得越来越公开，香水的气味越来越诱人。对这些表现亚历山大一时还没领悟。小薇拉是个目标坚定的女孩，一旦她爱上亚历山大，便义无反顾，既不怕被人耻笑为缠缠绵绵，也不怕被认为是放荡不羁。亚历山大连续观察了她几周，她的天生丽质，思想的敏锐和执着，对性解放的追求都让他倍加赞赏。
“薇拉，”他以忧伤的目光、痛苦的声调呼唤着他说，“我爱你，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理解我们。你刚13岁，而我已经24岁了。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一起，我会被投进监狱的。你懂吗？”
“太荒唐了，”美丽天真的孩子却不假思索轻率地声称，“我早就不是处女了。我们从五年级开始就玩‘野菊’游戏了。”
这使化学家更加放肆，无所顾忌。为拍C组片要找一个固定的女孩，比每次选新的更加安全可靠。A组片中出演的都是成年妇女，其中虽然并不都是妓女，但她们却默默地干着。慕男狂的情况更复杂更危险。对于卡扎科夫来说，薇拉就成了最好的目标，特别是他为她编织了设法积攒很多很多钱逃往国外的幻想之后。一个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孩竟然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使他无比惊喜。他有时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假装成轻信的姑娘。但他和薇拉在他家消磨时间的那个晚上，他的一切疑虑烟消云散。
“下一次我们可以到别墅去，虽然我并不喜欢那里，”薇拉说，“自从莉里娅走后，我在那儿总是伤感。”
“莉里娅是谁？”化学家说着挪动身体，好在枕头上躺得更舒服些。
“莉里娅是爷爷的情妇。比他小40岁。嘿，爷爷是多么爱她呀！”她不无嫉妒地感叹道，“每年都带她去国外几次，又是到现代的疗养圣地，又是看那些大博物馆，有一次，她提到很想看一看真正的英国公园，他便专程送她到英国。莉里娅是个快活而且善良的姑娘，爷爷给她买了套住宅，但她更喜欢住在别墅，整天整天地坐在台阶上看那些树木。后来爷爷把她嫁给一个公司的老板，她便随他去了维也纳。在走之前她请求我和她一起到别墅去一趟。我们在花园中散步，她抚摸着每一棵树，大哭了一场，哭得非常可怕。她说，与我爷爷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每当我到别墅，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当时悲恸的情景。因此，在那儿我总是很伤感。”
“为什么你爷爷自己不娶她呢？”
“你说什么？”薇拉从枕头上欠起身子，惊诧地注视着化学家，“那奶奶呢？他还不打算和她离婚。”
于是化学家想：“她不仅出自于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而且这个家庭的钱多得使他们享有另一种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去罗马或巴黎也不过是像我去哈尔科夫或鄂木斯克一样。难怪她相信我的话。你想，出国是多么美的事啊！真想知道她的爷爷是什么人。”
可是化学家并没有直接打听，怕引起女友的警觉。他是设法迂回弄清的。弄清了，倒害怕起来，但退却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之前薇拉·杰尼索娃已参加拍摄了五六部影片，认识了谢苗和达米尔，还知道了摄影棚的具体位置。只有寄希望于成功了。但要想成功不化为泡影，必须特别细心，处处事事让薇拉相信他亚历山大·卡扎科夫对她一往情深。没有薇拉，他的生活不堪设想。亚历山大已竭尽全力，尽其所能。可突然他怎么溜走了？她一定会想她被抛弃了。
对娜斯佳来说，到山谷疗养院的第七天一切都变了。昨天晚上她睡得很早，希望能睡个够。但醒来时天还没亮，又不再想睡了。像她这样的真正的“夜猫子”，早起无疑会产生受刑一般难过的感觉。她在被窝里转动着身体，想躺得舒服些好再打个盹，但很快就放弃了无谓的努力，她不想再骗自己。
六天来，她总算蒙骗了自己，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她的事”，她不是在上班，而是在治病和疗养。六天来，她故意不理会自己意识到的，脱离逻辑常规的各种迹象。整整六天她忘却自己身为刑事侦查人员的形象，也算是成功了，却落得个自尊心受伤害和忍辱含垢的愚蠢境地。娜斯佳下定决心再不要作践自己，我愿意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思考问题就是她最热衷的活动。
她跳下床去洗淋浴。像平时工作前一样，她为自己制订了一套智力训练项目，好使大脑进入工作状态。今天她选定芬兰一乌戈尔语系的语言中对直接补语提问题的规则作为练习内容，在她做完练习之后又把淋浴的水温调冷到刚刚可以忍受的程度，顿时浑身感到一种熟悉的令人愉快的振奋。娜斯佳决定不去用早餐，煮了咖啡就开始工作了。
上午11点左右她下楼到前厅买了那里有的各种报纸以及堆在书报亭里的一个月来的各种广告信息，她夹着一大堆报纸走出大楼，在疗养院花园里漫步了大约一个小时，只是稍稍改变了以前走的路线。她在长椅上读了一会儿报纸，然后回到房间在一些零散的纸上画起离奇难解的笔画。
到中午她的笔下已形成大体上完整的画面，其中虽有不少空白处，但娜斯佳已大致想象出怎样把它们填满。这有待进一步核实和澄清。这时她对昨天提问她的侦查员的满腹怒气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意识到，作为一个就在阿尔费洛夫死前见到过他的人，她一定还会再一次受审问的。很可能出面的是另一位侦查员。他不会是那么疲惫不堪的样子，因此她有可能把她深思过的一切告诉他。
侦查员已经来了。为方便工作给他一个空房间按顺序接待证人。阿娜斯塔霞·卡敏斯卡娅在他最急于谈话的第一批约见者之列。她认为这是个好的预兆。
娜斯佳发誓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搞侦查工作也不是第一年了，知道地方警察局的人是怎样对待住不久的莫斯科人的。他们故作友善姿态，掩饰厌恶心理，只等莫斯科刑侦局或部里的人一走，便不停地发泄满腹牢骚。从首都临时调来工作的人往往不知深浅，指手画脚，恣意妄为，搞乱了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制定的行动方案。还要把他们迎进宾馆，要保障与莫斯科的通讯，又要解决交通工具。为了表现主人的好客，还要给他们灌伏特加。这种前呼后拥的客人除了让人头疼之外，一点益处也没有，当然，也有例外，如果是完全忠于职守的人，那么例外就会多于习以为常的现象。但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中央来的“协助者”总是抱有期望。
娜斯佳考虑到这种种情况，决定尽可能以礼相待。不要一进门就摆出自己的一大堆推理，而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当自己感到需要的时候。最后，她想，人命案到底是人命案，帮助自己的同行也是责无旁贷，但愿有那种机会。
侦查员对她很客气，以她的名和父称相称谓，体谅她，如果她想吸烟，可以吸。他穿戴得过于年轻，笔挺的西装，鲜艳的衬衣，同样鲜艳的领带，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他脸上的皱纹和稀疏的头发无法掩饰他的年龄。
娜斯佳料想，侦查员很可能提出嫉妒杀人的说法，继续昨天定下的思路。可是，他一开始却提出这么几个问题：谁在什么时间来的，是否有人企图当面或通过她认识阿尔费洛夫。娜斯佳立刻明白这是在验证“蓄意谋杀”的说法。戈洛文昨天曾对她说，死者在一个公司当司机，为总经理开车。她想到，一定是当地的刑侦处已经和莫斯科通了电话。看吧，明天、后天一定有人从戈尔杰耶夫那儿来。娜斯佳心里很高兴。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能说出阿尔费洛夫是哪一天到疗养院的吗？”
“不，不能。我只是在花园里，当他走近我时才注意到他。难道他来的日期在疗养证和登记簿上没有记载吗？”
侦查员毫不理睬她的问题，仿佛没听见似的。
“那么，你认识杜布雷宁是在阿尔费洛夫之前还是之后？”
“之后，第二天。”
“他没有请您介绍他与阿尔费洛夫认识吗？”
“何必呢？”娜斯佳不解地说，“要知道他们同住在一个房间。”
侦查员没任何反应，只顾接着提问：
“他们两人中是谁，阿尔费洛夫还是杜布雷宁告诉您说他们两人住同一房间？”
“杜布雷宁。他们在饭厅也正好坐在一起。”
“为什么说‘正好’呢？”侦查员已问得不耐烦了。
“因为这表明他们是同时来的。您可以去问问营养护士，让她给您解释吧！”娜斯佳本想发火，但及时清醒过来。忍耐一下，她叮嘱着自己。
“在疗养院期间，有谁向您献殷勤吗？”
“达米尔·鲁特费拉赫马诺维奇·伊斯马依洛夫，他来自新西伯利亚，住在二楼的豪华套间。”
“他没请您介绍他认识阿尔费洛夫吗？”
“没有。”
“他没有向您打听他或是杜布雷宁的情况吗？”
“没有。”
“他比阿尔费洛夫先来还是后来？”
“我不知道阿尔费洛夫什么时候来的，也不能说出伊斯马依洛夫什么时候在戈罗德露面的，但不会在10月22号星期五之后，也许还早，但不在那之后是完全肯定的。伊斯马依洛夫自己应该告诉您他什么时间到的。”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已经不是第一次向我提问题了。我不想表现得不礼貌，因此我首先让您理解您的行为不适宜。如果您理解暗示，我不得不提醒您：您作为证人，应当回答问题，而不是提问题。请原谅。”
“忍耐，”娜斯佳告诫自己说，“再忍耐！工作总归是工作。”
“您曾提到，参加打赌的共三个人。您知道谁是这场闹剧的第三个参加者吗？”
“他并没有对我作自我介绍。杜布雷宁说他叫热尼亚，在疗养院当电工。阿尔费洛夫没有否认这些情况。但是……”
“等等，”侦查员打断她的话，“您想说，当您认识那个热尼亚的时候，甚至没问他叫什么名字？您怎么解释呢？”
“我只能解释为：我一点都不想和他认识。他曾两次想跟我攀谈，两次都被我回绝了。因此，我就没有问他的名字，也为了不给他造成我准备和他谈话和进一步认识的错觉。我解释得清楚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建议你不要过于激动。您是莫斯科内务总局的工作人员，可这种地位并没有把你培养成侦破犯罪案件的大专家。如果您感到您比我更了解在侦破凶杀案时应该提哪些问题，那么我敢对您说：你错了。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多年，我请您相信好了，我的经验足以侦破百分之九十六的凶杀案的。在莫斯科，您大驾工作的地方，类似如此重大的犯罪案件的侦破率要低得多，是吧？因此，让我们遵守游戏规则：我将提出我认为需要的问题并等待由您作真实的回答，而您，从自己的角度只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而且不需要有什么情绪，特别是不满的情绪。我们继续吧！第一次之后，热尼亚还想和您结识吗？”
“没有，他再没有找过我。”
（当然，他想。他先让老老实实的阿尔费洛夫来找我，也不告诉他自己失败的真相。当然不能先告诉阿尔费洛夫，不然他会马上拒绝的。后来他又唆使令人倾倒的杜布雷宁向我进攻，我并非玛莉莲·梦露，一定能把杜布雷宁吸引住。因此，聪明过人的热尼亚便想出提高赌注的诡计。他相信阿尔费洛夫是不会成功的，于是把压在我身上的赌注提高到使杜布雷宁感兴趣的地步。为使杜布雷宁更深地吞进诱饵，满怀**地围着我这样的灰老鼠转悠，热尼亚又专门对杜布雷宁说他自己也是一无所获。热尼亚年轻、漂亮，和他竞争并不算什么。此外，他聪明而且精于算计。但您呢，尊敬的侦查员先生，您甚至不愿意听我的解释。您问，我就答吧。）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您怎么解释您一而再，再而三回绝了热尼亚·萨赫诺维奇、柯里亚·阿尔费洛夫、巴威尔·杜布雷宁，而忽然您自己却在晚上走到阿尔费洛夫那儿主动和他谈话呢？”
“我感到他是一个开朗的没有坏心眼的小伙子。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他给人以智力发育不全的印象，后来在与杜布雷宁的谈话中所有让我感到奇怪的东西都得到应有的解释而且为他的性格增添了光彩。因此，在散步时我和他聊上几分钟，我看这没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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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见阿尔费洛夫坐在花园的长椅上时，心里一阵发冷。而我历来相信自己身体的感受，如果发出“注意”的信号，我必然侧耳倾听。很遗憾，这一周来我多次破坏了这一常规。我和他谈话，试图摸索到那个按键，按到它、大脑便会重新发出警示信号。我的确触摸到了，当弄清热尼亚把告诉杜布雷宁的东西瞒着他的时候，我就触摸到了。那时刻我才真正理解热尼亚为什么设法见我，而后又回去最终想出这个主意。遗憾的是达米尔干扰了我。可我不会把这一点告诉您，因为您早就把我看成大笨蛋，而且认为我的想法根本不值得您听。）
“您在花园里与阿尔费洛夫谈了多久？”
“大约10分钟。”
“您记了时间，看过表？”
“我吸完一支烟，这大概要10分钟。”
“那么后来呢？”
“后来我起身沿林荫路朝大楼走去，想回自己的房间。”
“您在路上没遇见什么人吗？”
“是的，伊斯马依洛夫。他喊我，我走过去，而后我们一起走进大楼。”
“除伊斯马依洛夫外，您没看见任何人吗？”
“没有。”
“您进大楼时没发现前厅里有什么人吗？”
“可想而知，那里坐着值班员，还有几个人在放着沙发的角落里谈话。”
“您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
“不能，我不认识他们。”
“也许，您想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不，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而且他们离我很远。”
“进了大楼您回自己房间去了？”
“没有。”
“您到哪儿去了？”
“到达米尔房间。”
“为什么？”
“为……那个。”
一阵令人不快的沉默。终于，侦查员笑了。
“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我怎样评价您的回答呢，是情报还是不礼貌的话？”
“是情报。您就认为我的词汇量贫乏好了。”
“好吧，我们认为您到伊斯马依洛夫那儿是为了幽会，对此您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在他的房间呆了多久时间？”
“很久。这段时间我还看完了半部影片，喝了咖啡，与伊斯马依洛夫聊天，大约两个小时。”
“这段时间伊斯马依洛夫一直在房间吗？”
“是的。”
“没有离开过吗？”
“没有。”
“您绝对有把握吗？”
“是的。”
“您确认您的证词是发生凶杀案时伊斯马依洛夫不在现场的证据吗？要知道伪证会带来严重后果。”
（不要吓唬我，也不用虚张声势。您最好注意我的所有证词的最大特点——非常准确。我将以最简单的方式让您相信我的认识、我的作为、我去侦破罪案方面的思想。既然我工作的刑侦处是对付重大暴力犯罪的，一个杀人案又怎能难倒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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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认。我毫无保护伊斯马依洛夫的企图。我所说的完全符合事实。”
“为什么，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如果您接受了一个男人的爱慕并在夜间到他房间去幽会，自然您就会产生保护他的愿望。可是为什么您没有这种愿望呢？”
“因为我是具有正常理智和健康心理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把男人的爱慕和公民的义务相混淆。正是公民的义务感使我拒绝提供伪证。”
（实际上我到他房间并不像您所说的是去幽会。那只不过是双方的游戏。达米尔出于某种需要，而我只不过出于好奇。他矫揉造作表露情感，因为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我，而我做出信赖他的姿态，因为我想弄清楚他**把戏的真实目的。尤其是现在我更有兴趣弄明白它，因为好像他对我的需要急剧消失了。可惜，您不愿意和我谈这些问题。）
娜斯佳认真而准确地回答了侦查员的一大堆问题，同时与他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上的对话。对这次谈话她早有准备，决不与侦查员对她保持距离的立场妥协，即使在言语中不表达出来，即便只是心灵的思考，她反正要倾吐出她认为需要倾吐的一切。
“从伊斯马依洛夫房间回来时，您是否经过240号房间？”
“我不知道240号房间在哪里。如果在豪华套间那一侧，那么就经过了；如果在另一边，就没经过。”
“难道您走在走廊上没看房间号吗？”
“没看，而且走廊很暗。”
“伊斯马依洛夫没送您吗？”
“没有。”
“为什么？”
“没这个必要。我从不怕黑暗，也从不迷路。”
（从达米尔白天对我说的话来看，他没有送我，让我多少感到奇怪。这是不是表明前一个晚上直到上午都存在某种危险，有可能发生某种不该发生的事件，而达米尔和我在一起就可能防止它呢？就是在那个晚上，起初这种危险还是存在的，达米尔不会无缘无故在花园里到处找我。到后来这种危险消除了，好像从来没有过一样，于是达米尔也就不必要在深夜两点钟从二楼护送我到五楼。）
“谢谢您，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不得不再一次提问您。”
“请原谅，我可以再问一句吗？”
“问吧，但我不能保证回答您。”
（忍耐住，亲爱的，忍耐住！时间不会很久，不久一切都会澄清，还其本来面目。）
“在阿尔费洛夫的上衣口袋里或他的房间里没发现一包‘阿斯科尔’牌香烟吗？黑色的硬纸盒印有金字的那种。”
“没有。您再没有问题了吗？阿娜斯塔霞·巴甫洛芙娜，再一次感谢您，祝您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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