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的时间眨眼就过了，湘雅开的消炎药也吃完了，那里为什么不象下面的医院一样，多开些药让我吃呢？为什么要限制在四百元啊？我的伤口也必须拆线了！不管多么不情愿，我还是得上县人民医院呢。
三月二十日晚上，我对丈夫说：“明天必须去拆线了，而且X教授不是说要打足一个月的骨肽吗？准备一两千元吧。如果他们硬是不肯收留，就去中医院住吧，要自己出钱也是没办法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直奔五病室医生办公室。没有见到范主任，据说他到南京学习了。由一个姓刘的暂时代理他的职务，我至今也没弄清是谁。他要姓张的医生接手治疗，这次他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你的病我治不了，找其他人吧！”接下来谁也不理我们了，因为“这是一只烫手的山芋”呀。我没说什么，准备到病房里去找人。
刚走到过道里，就看到了江——我原来的主治医生。我想，自己的手术已经做了，只要拆线、打针，这样简单的事他总不至于出错吧，而且我相信他也不敢把我治死呀！我决定抓住他不放。于是把在附二院的情况向他做了简要说明：医药费已达二万二千八百多，我不得不出院，而那里的主治医生说我要打足一个月的骨肽，且我现在还没拆线呢。
见了我，他也感到头疼，只见他这里走走，那里走走，最后说：“哦，我还要查房呢！”说着，便朝楼下四病室的病房走去。我紧跟在他的身后，生怕一眨眼他就飞了似的。待他查完房，我又跟着他上二楼，他却一边朝男厕所走去，一边急急忙忙地从口袋里拿烟。等他从男厕所出来，快进办公室的时候，我挡住了他，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我的事情我找定你啦，你看怎么办吧！不过，人的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你要快点给我想办法解决！”这时，他也许理清了头绪，于是拿出手机来给医务科的人打电话，报告我的情况。没有多久，医务科的人作出了肯定答复，江要我到下面的五病室找护士小姐。护士小姐先把我安在我原来住过的床位，后来又安到第八床，最后，把我安到了二十八床，因为那里只有一个马上就要出院的病人。
见到医院重新安排我住进去了，护士给我打着消炎药和骨肽，我心中的一块大石终于落了地，便对护士说：“我这里还有六支从附二带回来的骨肽，你们拿去跟我配着打吧，我拿着也没其他用。”
打针时，我要丈夫把配药的那纸拿给我看，咦，怎么只打一支骨肽，附二院每次可是配的四支药呀！我又找来护士询问，那打针的护士先以为是我怪她贪污了我的药，怒气冲冲地出去了，换了一个我熟悉的护士来说明情况，我说：“只打一支的话，我要这么麻烦吗？进行肌注不就可以了吗？”
“肌注打起来很疼的！另外，我们这里的药是粉剂，那里的是液体的，药的含量有所不同。而且上级医院的用药量总是过猛！”
“我记得上次江给我开的药量也不是这样的呀！要你们出钱你们就减少药量吗？”
“我去问问江老是怎么回事吧！”
结果江答应第二天为我增加药量。
打完点滴，我走到隔壁房间，发现那里需打骨肽的病人也是打的一支，我才作罢，并为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有点惭愧。不过，我至今还有点不可理解，同样是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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