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是个东西（主要是天主教）方文化早期交流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欧洲曾经一度成为热门，影响很大，但在中国几乎了无痕迹。耶稣会士初来华土，迁就中国文化习俗。1623年后逐渐认为中国礼仪是迷信，反对从利玛窦开始的传教方针。礼仪之争在欧洲延续百年，起初，北京全然不知罗马和巴黎的争论。可见礼仪之争是欧洲的“中国礼仪之争”。
传教士对中国的“哲学”批判甚多，对“天人合一”这一东方最高级的文化嗤之以鼻，认为是即人与自然混沌不分。这对明清时以李贽为代表的反思想家有一定影响。他们提倡的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民惟邦本”的民，当然是指未唤醒自由意识的“民，”更不是人。细想也的确颇具道理。我们有的是山水画、花鸟画，极少人物画；重田园诗、花间词，而不轻人的主体性。小小的人被点缀在湖光山色之中，没有透视，没有远近之分。花间词的主题是绮情闺怨，反映的是晚唐五代的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与近代的文艺复兴的人的解放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天人合一中的“人”尚未脱离自然的襁褓，人缺乏主体性。这样的争论在中国自然是一定要限制在某个小范围之内，怎么可能成为民间性的呢？
然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当时大量向西方译介中国经书的都是西方人，向中国大量译介西方书籍的也都全是而是西方学者。雍正皇帝对传教士下“逐客令”时说：“试思苟我遣和尚喇嘛到贵国宣传彼等之教，尔等将何谓乎？”雍正的意思是认为继续争论会成为危害中国王朝的工具。大家最好老死不相往来。
康熙59年发布谕旨：“自多罗来时，误听教士颜当，不通文理，妄诞议论。若本人略通中国文章道理，亦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识丁，如何轻论中国义理之是非？即如以天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章谢恩，必称皇帝陛下、阶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跑起敬，总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 若以陛下为阶下座位，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国敬天亦是如此意。若依颜当之论，必当呼天主之名方是为敬，甚悖于中国敬天之意。……中国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养育，譬如幼雏物类，其母若殒，亦必呼号数日者，思其亲也。即尔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变，亦自哀恸。如置之不问，即不如物类矣。又何足与较量中国之敬孔子乎！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此至圣先师之所应尊敬也。多罗、颜当等知识偏浅，何足言天，何足言圣？今尔教主差使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等众人，公同回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不可各出己见，妄自应答，不致紊乱是非，各宜禀遵，为此特谕。” 康熙帝对于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辩护达到慷慨激昂的程度：君臣礼节、上下尊卑，是绝顶好的东西，万万碰不得！《圣朝破邪集》云：“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一国而二主也。……一旦变易其经常，即如我皇上亦可为其所统御，而轮贡献也？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
历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欧洲知识界，包括宗教家、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转而注意中国问题，关于此次争论的书目多达262种，未出版的日记、文书有几百种。许多反对耶稣会士的西方学者都十分珍爱中国哲学思想（但中国“礼仪”不在此例）。 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几乎没有把这当成一回事。另一显著的区别是是，东学入欧，是人家主动引进的，西学初期东传，则由传教士来完成，华人多加排斥。礼仪之争在欧洲激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研究风潮”，进而发展成为对中国百家学说的探讨。法国耶稣会从1702年起，连续70余年刊行“耶稣会通讯集”，成为传播中国思想的工具。在英国发行的“学术提要”，也经常刊登主教们的争论。相比之下，在中国则冷冷清清，一人独“鸣”。礼仪之争在中国国内由皇帝一人拍案定夺。而在欧洲，这一争论绝非毫无意义。它演变为一场学术争论。欧洲文化人由此开展了一次学术讨论。这里，没有“西、东”、“欧、中”之分，只有文化兴趣。礼仪之争在欧洲叫“中国问题”。达百年之久的争论使欧洲知识界注意到中国古代信仰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不少欧洲宗教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国问题”。在宗教研究方面，除耶稣会士外，其他神学家都着眼于儒学与基督教的异同。欧洲人至少在古希腊时代就具备了论辩的传统，礼仪之争不是欧洲人与中国人争论，而是西方人自己在争论。学术争鸣给欧洲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而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如马勒伯朗士）。然而，恰恰是这些“站在大门外议论人家家里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哲学家们也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不同，不过他们不是以此为出发点去否定孔子的学说，而是以孔学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实行“全盘东化”。
后世圣哲欧陆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说得多么形象！仿佛预知一遇外界空气就会解体那样，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从他自己一方面来理解，是非常明智的。在欧洲，不通汉书的洋人津津乐道中国文化。他们不通汉书，却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大批汉学家出现了。
中国人唯上、唯书、唯古，不知争论。赫尔德在《中国》一文中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闭塞的民族。”
黑格尔说：“中国人在大家长的政体下并不需要和‘最高的存在’有这样的联系，因为这样的联系已经包罗在教育、道德和礼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当中了。天子是一国之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中国宗教还有以人事影响天然的那种巫术的成分，就是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决定了事情的途径。” 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皇帝成了皇天后土的立法者。在中国，神灵的庙宇多得不可胜数。“这种情形是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而起，结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恰巧相反的势力。”黑格尔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没有精神性。”
拜神教徒在此问题争执不休，探求义理的精神是可敬的。康熙、雍正禁教，从此没有了探求真理的热忱。
在康熙朝，汉族官员比满族官员更排斥天主教。这当中有汉人面对‘西学’必须维护汉族文化尊严的因素，也有汉官在朝廷内与西方人争宠的因素。 汉人虽臣服于清，但“威风”不减，“汉官威仪”更甚！满族统治者也热衷于维护“汉官威仪”，即“汉家礼仪”,礼仪与中国的礼教不可分,实质上是阴魂不散的君父文化时刻在召唤统治者尽力强化力度而已。康熙开始并不想排斥外教，只想用他皇帝的权威来保全中国礼仪和文化的体面，甚至想把当时已经拥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为国有，办法是让所有在华的传教士效忠于他自己，使之为皇室服务，并脱离与梵蒂冈教廷的关系。人家在吃透你，研究你，解剖你，而身处礼仪之争旋涡中心中国皇帝还在做着对人家实行“王化”的迷梦，又何怨乎郁孤直等辈不知礼仪之争为何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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