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有力的促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和工农运动的日渐高涨，。转载自 我 看 書 齋但却引起了帝国主义，军阀及买办势力的仇视和恐惧，为颠覆广东革命政权，他们蓄意制造了商团暴乱。
早在1924年夏，英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商团团长陈廉伯向英商购买了一大批军火物资，由英商通过比利时的哈佛号轮船从广东省违法私运入口并逃过英国政府多次收查，唯恐中国爆发内战而妨碍其在华贸易，因此在落实“对华武器禁运协定”上，表现得尽心尽力的英国政府紧急通知的广东省政府，并最终在广州被查获没收，此举成为商团蓄谋已久的叛乱导火线。商团分子2000人在其头目陈廉伯、陈恭受的组织指挥下赴大元帅府请愿，并蒙骗与胁迫商民罢市，到8月25日，包扩广州在内整个广东省已有一百多个城镇陆续罢市。大批商团分子更是携带武器，盘踞广州西关，企图以武力相威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孙中山与商团叛乱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州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商团叛乱的真相，并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议决采取果断手段解散商团，“派谴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业”在此形势下，西方列强进行了干涉。8月28日，各国驻广州领事团向广州政府提出口头警告与抗议，要求广州政府对外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负责。而英国似乎走得更远。同日，英国海军派出军舰齐集白鹅潭示威恫吓，并将炮口指向中国炮舰。8月29日，英国驻广州代理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Giles)私自以英国的名义向广州政府递交一封抗议信，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
由于翟比南事件，英国内阁分裂为两派：一派支持翟比南，一派以英外交部为首支持孙中山，英国政府也反对英国介入地方纠纷，最终，英汇丰银行迫于国内压力宣布讨回军火，广州分行经理德寇西不惜亲自出面代表陈廉伯请求英驻广州领事翟比南的援助，但遭到拒绝。而英方正式宣布：限制海军军官参与政治事务，驻华公使麻克类向代理总领事翟比南提出了斥责，指出他的行动过于鲁莽和欠考虑。对于驻香港的英国舰队司令的问题，9月16日，麻克内向外交部提出的建议是：外交大臣应就此事要求英国海军驻中国站司令发布一道命令：“英国政府认为，除非发生象英国的租借地确实遭受攻击这样的极端事件，或是在危险当头时作为保护英国臣民与其他外国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手段，英国海军采取武力干涉甚或只是威胁动用武力都是不恰当的。”英国的表态迫使商团寻机发动叛乱，广州商团头子陈廉伯因枪械被扣，气急败坏，于8月12日宣布罢市，要挟孙中山发还军火，空气顿时紧张起来，20日，广州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21日，商团总部迁往佛山，陈廉伯躲在沙面，由佛山商团恶霸地主陈恭受主持活动。他们决定在全省总罢市，从18日至22日，全省有几十个城镇罢市。8月24日，孙中山下令调兵戒备，准备对付商团叛乱。这天，广州海员、机器、药材等工会组织2万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决定组织商民维持会，誓作政府后盾，并以84个团体名义发表宣言，反对罢市。黄埔军校学生也表示誓与商团决一死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商团事件，在通缉陈廉伯后，日益严重，8月29日，英国广州总领事致公文与孙中山大本营，实际是一份通碟：“于现接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通令当天，英舰9艘驶人省河，炮口对准监视商团武装根据地西关的“永丰”、“广贞”等广州政府军舰。就在同一天，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队800多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讨伐商团。31日，孙中山见形势严峻，而滇军又闹着要枪，便到军校与蒋介石密议，为缓和势态，于同日接见商团代表，提出5项条件，如能满足即发还枪械。如不同意，则用武力较量。此5项条件是：“一、陈廉伯通电谢罪。二、省署撤销对陈廉伯、陈恭受等通缉。三、商团报效政府50万元。四、政府发还所扣枪械。五、政府撤退新驻市区军队。”但因商团不肯拿出50万元，而无结果。9月1日，孙中山特为港英当局干涉中国内政，而发表宣言。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宣言。宣言的最后一段指出：“帝国主义所欲摧残之国民党政府，盖此实今日中国惟一之革命团体……惟其然也，故英国乃以炮指之。”“吾人前此革命之口号日排满，至今日吾人之口号当改为推翻帝国主义者之干涉。以排除革命成功之最大障碍。”9月10日，他又致电英国政府麦克唐纳首相，提出抗议：“对于最近此种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之举，余特提出严重抗议。”恰在这时，曹锟贿选总统后，直系孙传芳自福建三路进攻浙江，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电请孙中山出师援助。孙中山即日召开大本营会议，决定派5万人入赣。2日召见樊钟秀商议北伐之事。9月3日，孙中山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第7次会议，伍朝枢。溜秋白、鲍罗廷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继移大本营于韶关；大本营特设政治训练团；至9月7日，国动大会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周开始。
1924年双十国庆节，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广州地委呼吁改“双十庆祝节”为“双十警告节”，动员和组织了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工团军、广州农团军等30个团体共5000多人，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警告商团大会。会后列队游行，当游行队伍途经太平南路西濠口时，商团竟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被捕多人，史称双十惨案，商团还四处张贴传单，叫器打倒孙政府，欲与陈炯明里应外合，推翻革命政府，。商团屠杀革命群众后，还到处张贴标语，呼喊：“孙文下野”、“反对国民党”、“驱逐孙文”等反动口号，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双十惨案的发生并没有出乎我们的意料，从大学历史系教材中就有相关资料，为此我们还分别照会了国共两党，提醒他们注意，但历史还是按照历史上发生的事件一件件发生了，这让我们有点无奈：能做的都做了，就差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的身份了，但是可能吗？就算说出来，又有多少人会信？？
双十惨案发生后，各团体纷纷要求消灭商团军，并表示“誓为政府后盾”。在人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感到有了广大革命群众可以依靠，同时也看到了时局的严重性和妥协退让的危害性，遂下令建立革命委员会，1日，孙中山组织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6人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并命令该会用会长名义便宜行事，弭平商团事变。12日，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回师广州。命鲍罗廷为顾问，领导平定商团叛乱的斗争。革命委员会下设临时军事指挥部，谭平山、周恩来、陈延年、阮啸仙、杨匏安、刘尔崧等员参加了临时指挥部的工作，发动和组织广州工人、市郊农民配合革命政府镇压商团叛乱。10月14日傍晚，广州的革命军队向商团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广州地委领导下的工团军和农团军共500多人参加了战斗，奉命攻击设于西瓜园的商团总部，击毙商团军数百人，立下了卓著的战功。15日凌晨，革命军队经数小时的激战，一举击溃了商团叛军，广州革命政府转危为安。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以及桂、湘、豫、粤各军，分5路包围西关，经数小时激战，商团纷纷缴械。陈廉伯、陈恭受逃往香港，商团叛乱遂告平定。17日，广州全市商店一律开业。商团叛乱的平定，给了帝国主义和和买办势力以沉沉重的打击
商团叛乱平定后，广东革命政府仍危机四伏，各派反动军阀势力，盘踞着广东省大部分地区，东江的陈炯明，粤南的邓本殷，与革命势力貌合神离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时刻准备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注明：
买办
“买办”，从本质上讲是经纪人，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买办”一词是葡萄牙人pardor“康白度”）的义译，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清初，买办专指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作为洋行雇员身份的买办，得到外国势力的庇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作为独立商人的买办，又可以代洋行在内地买卖货物或出面租赁房屋、购置地产等。
鸦片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这些买办阶层既经营钱财的进出和保管,也参与业务经营和商品交易事宜，并常常代表洋行深入内地进行购销业务；同中国商人商定价格，订立交易合同，并凭借本身的地位，在货物的收付上取得双方的信任。他们逐渐成为外商对华贸易的代言人。随着公行的取消，买办阶层就成为垄断中外贸易的中间商，一些人逐渐失去公平的立场，趋附外国侵略势力，欺压中国商人，有时还可以在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的赔款中分享“赔偿金”。他们中的不少人富了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买办。这些买办在民国时期被外商改称为“华经理”，以消除中国人的仇外情绪，而买办的工作性质并没有改变，除自身经营商业以外，仍是外商的高级雇员。
历史上对买办的认识褒贬不一，但从经纪史角度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殊经纪人。买办的活动一直延伸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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