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帮着左排长安置好迷路的战士，对他们进行了安慰，左光兴神态慌张的跑了进来：“小魏快来！我们出大麻烦了！”我心里一紧：“怎么了？”“我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什么？！”迷路战士们全跳了起来：“失去了联系？！”左光兴无奈的摊开手，耸耸肩：“我们已经完全被孤立了！电话打不通，电视机，收音机也没反应！”
三个小时后，包括两名尉官在内的五十一名军人（不包括我们）集合完毕，战士们每个人分到了一项任务，分到任务后战士们立刻离开了，到了晚上，战士们陆续回到了营房，大家带回了许多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黄金条，一问才知道，这附近还有座小金矿。金子正是从那找到的，那里有许多现成的金条，还有没有开采出来的，一名叫马全原的巡逻队战士带回了一名学生和一名上山采药的老汉，学生说的普通话他都听得懂，但老人的话他就是云里雾里，听不懂，经过询问，原来学生居然是某理工大学的学生——他们学校及所有师生也莫明其妙的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学校分了三组外出找寻原因，他在路上先遇到了老大爷后，再遇上马全原的，由于老大爷的话他俩根本听不懂。而老大爷的方言口音让我和几个四川兵一种看稀奇的感觉：“由于普通话的长期运用，四川方言早已融入了大量普通话音，像老人这种原汁原味的四川话除了几个以讲四川话摆龙门阵为生的人外，早就消失了，真怀疑自已是不是在听李伯清刘德一等四川方言名人吹壳子（吹牛）。看着我们异样好奇的眼光，老人有种身上泛起一阵鸡皮疙瘩的感受。经过好一阵安抚，唯唯诺诺回答让我们几个天昏地暗：“小伙子，今天是…是民国十…三年…三月…六号，你们…啷个…啷个把时间，都…搞忘老嗦？”（你们怎么把时间都忘记了？）其它战士见我们几个晕头转向立即把老汉架了起来（大伙都没带枪）。老汉被吓傻了，他没想到一句回答就把他至于死地，我们回过神，急忙让战士们把老人放了下来并对他连声道歉，见我们恢复了神志，大家放开了老人，而老人也战战兢兢的接受了道歉，当我们用普通话对所有人传达了老人的回答，听说这是一九二四年时，其他人有的呆立当场，有的使劲掏了掏耳朵，有的更晕了过去……
我和二十四名野战部队战士在的老人带领下跟着走向他的家，那是绵阳县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据老人说只要土匪军阀不来抢劫日子就还能凑合着过，在途中，一位熟知四川历史的战士向战友们讲述了四川军阀混战的情况：
从公元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历经二十二年大小四百余战，刘湘当上了四川省主席，有的说是在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各军阀才坐在一起的，川军打内战的恶名举国闻名，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却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但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此前的川军也曾参与对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的作战，除了惨败、大败，没有更值得外传的战绩。但就是这样一支如此不堪的队伍，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用自己对民族的忠诚、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实现了作为军人的价值！
抗战初起，川军将士即纷纷请缨参战，据说当时的川军将领杨森曾经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这段话可谓代表了广大川军将士的心声。这位杨森虽然也是一名军阀，但很有民族气节，当年驻防川东门户万县，就曾率部与英国海军血战（事件缘起于英国兵舰在川江上肆意横行，撞毁我渔船、残杀我平民，即万县“九五惨案”有关史料－－－－与“五卅运动”同时期），杨森可谓川军中的代表人物。当时蒋介石需要兵源、另一说称其也有“借刀杀人”之意，遂同意调川军出川抗日。
当时刘湘正在患病，众多士绅、谋士、川中父老都苦劝他不要率军出征，但刘湘执意抱病亲率首批十万川军出川抗日，说是要以血战一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过、洗刷川军“打内战”的恶名。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蒋介石将川军编成第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候，副司令孙震，辖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军（由李家钰新6师扩编而来），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自任总司令，唐式遵副之，辖二十一、二十三军。蒋介石先将从川北出川的二十二集团军调往山西，划入阎锡山二战区。当由川江出川的二十三集团军到达汉口时，蒋介石又将其划归程潜第一战区，拱卫南京外围。等到刘湘到达南京时，他第七战区防区何在，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手下的川军就全没了，刘湘完全失去了对川军的控制，不久就病死了。
对于刘湘的死因，另一种在川内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刘湘在前线吐血不止，不得不回到武汉医治，但随即处于军统特务的监视和软禁之中。刘湘遂与手下设计诈死，图谋躺在棺材中以“灵柩回乡”的名目返回四川再作打算。不料被戴笠识破，戴笠遂将计就计派人将棺材钉死，把刘湘活活闷死在了棺材中。载灵柩的船到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欢迎会就开成了追悼会。也有说他是在武汉治病时被蒋介石的特务下毒谋害的，各种说法中，“阴谋论”占了上风。
总之，刘湘一死，不仅川内军阀一时群龙无首，已经出川的川军将士更是顿时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境遇如草寇一般。九月从汉中出来时，十万人都是单衣草鞋，一路向东、向冬，到寒冬之时却没有什么补给，也无人理睬。徒步行军千里，冻饿而死者不计其数。二十二集团军逆着国民党的溃军，义无反顾地来到第二战区的山西前线，却饱受阎锡山晋绥军的欺压和白眼，连口粮都要自行解决，于是只好四处骚扰，有扰民的、有砸开军械库“自己解决”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土皇帝阎锡山趁机向蒋介石告状，说川军是“土匪”，让蒋介石把川军赶回四川，蒋介石也想趁机撤并支解这些川军部队。幸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应堪称杂牌军收容处的李宗仁收留，向蒋介石的军委会求情，暂缓撤并川军编制，还为川军补充给养，把他们安置下来。
一九三八年三月，台儿庄战役打响，滕县一役，川军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防滕县与日军展开惨烈血战。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铭章率部退到街上准备与日军巷战，在中心街口不幸被占领城墙的日军机枪扫射。王铭章身中数十弹，壮烈殉国。其余川军将士在师长阵亡后，退入房屋，与日军展开逐屋争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全师五千余人，战至最后一人而不后退，共击毙日军四千余人，同时为孙连仲部赶到台儿庄设防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奠定台儿庄一战的胜利基础。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川军一三一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李宗仁曾挥泪而言：“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而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杨森1884～1977，国民党军领。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904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护第一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第二军第4混成团团长，川军第二军军长等职。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等职。1937年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戍总司令等职。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总统府”顾问、台湾省“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长等职。1977年5月15日病逝于台北。
饶国华（1894－1937）抗日将领。字弼臣，四川资阳人。1937年11月奉命率部赴武汉，後转赴安徽坚守广德。在11月30日与日军激战时，因寡不敌众，也有说是因为广德之战唐式遵的亲信牛汝泽不战而逃，但上级确因‘牛汝泽团长奋战临敌，功在史册’而晋升为旅长。’悲愤交加的饶国华盘腿端坐卧毯中间，面对广德方向大呼：‘威谦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举枪自戕殉国，终年43岁。饶国华的遗体由民生公司的“民俭”轮运回四川，途经各地时，均举行了公祭仪式。1937年12月12日，饶国华遗体运抵重庆，重庆国民政府为其隆重举行了公祭仪式，蒋介石亲自撰写了挽联两副：
虏骑正披猖，闻鼓鼙而思良将；
上都资捍卫，昌锋镝以建奇勋。
秉节之来，捍国卫民方倚舁;
存仁而达，唁生吊死倍哀思。
徐州会战，川军二十一军防守南线，其中一四五师守广德，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阵地失守，师长饶国华毅然率剩余仅一营部队冲入敌阵，以图恢复阵地，终因寡不敌从，身陷重围，弹尽援绝，饶国华将军不愿做俘虏，举枪自戕殉国。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也在战斗中负重伤.
重庆国民政府于同年12月追赠为国捐躯的饶国华为陆军上将。1938年1月23日，饶国华被安葬在四川资阳县甘溪沟。1983年9月10日，在川军出川抗日46周年之际，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饶国华为革命烈士，并拨款重新修葺了包括饶墓在内的甘溪沟烈士陵园。
川军李家钰部第四十七军，长期在晋东南作战，后编为三十六集团军，驻守河南，在豫鄂湘桂战役中，由于国民党上层指挥不力，豫西各部在混乱中转移，三十六集团军因是杂牌，奉命担任掩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在转移途中的司令部直属队不幸与日军穿插分队遭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场中弹身亡，成为抗战中殉国的川军最高级别将领。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川军二十六师，参加淞沪会战，是战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全师四千余官兵，到撤离战场时仅存六百多人，伤亡八成半以上。
川军在抗战中以硬战、血战闻名，前后出川三百万兵员，共六十四万余人伤亡，除了英勇顽强外，装备过于简陋也是重要原因。另外也有人说是蒋介石借日军之手图谋消灭川军，因此在抗战之初，国民党中央军主力溃退之时，以褴褛之众的川军去一线冲杀，试图将川系军阀的老本都拼光在抗日前线。因为川军首领刘湘据是“七七”事变后第一个通电请战的高级将领，是七七事变后第三天（1937年7月10日），其抗日热情却正中了蒋介石“消除异己”的下怀。蒋介石遂要求四川调集三十万部队出川抗日，另准备五十万壮丁备战，而川军当时把各种武装加完不过四十余万。刘湘亲率川军精锐十万一出川即暴病而死，部队被分散抽调各处最前线，又得不到补给，蒋介石很难与“阴谋论”脱离干系。
川军将士就是在这样装备简陋到不堪使用、给养短缺到“几乎没有”的艰难困苦之中，还斗志顽强地与装备飞机大炮的机械化优势日军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就这样，他们还作为“杂牌”饱受国民党系统内的排挤和非难。例如在一九三八年冬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的衡山军事会议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本战区在武汉会战中南岸战场的某些失利，把责任往川军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头上推。说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毫无战斗力，且训练差劲，见敌即溃，以致影响南岸全局。军委会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又指责川军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的部队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五战区战局；接着又指责川军第30集团军王陵基的部队作战不力，影响了第九战区作战。虽然后来又拨第8军和第73军给王陵基指挥，令其反攻瑞昌，但王陵基却没亲临前线指挥督战，以致贻误战机。如此等等，一度几乎形成要拿川军作典型开刀的局面。
对中队中的派系问题，日军的冈村宁次是很清楚的，他在一九三九年就专门制定了分化、瓦解中队中杂牌武装，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行。日军的“招降”政策也不是没有效果的，尤其汪伪政权成立后，也的确有部分中队，多为杂牌军投降日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的杂牌部队都没有投降，还在随后的战斗中给予日军沉重打击－－－－如川军杨森部、王陵基部参与的昆仑关大捷。并且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身抗日战场、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仅没有瓦解，还在后来的战争中日渐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中的川军严格来说并不能算是中队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地方军阀武装。无论是部队的装备和军事素质、部队待遇，都无法与国民党中央军相提并论。但抗日战争中，这支部队用自己大无畏的牺牲换来了“川军能战”、“无川不成军”的名声。在数十年的内战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没少干过坏事、甚至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很难有现在一些“理性的精英”那样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间关系的感悟，身逢乱世，他们也许感受最少的，就是“国家”这个概念，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大大小小的“大帅”。从成军之时起，这样的部队事实上就只是某人的私人卫队。从个人而言，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国家”对他们做过什么，但他们知道，“打内战”是一个军人最大的耻辱！他们也许曾横行乡里、也许曾鱼肉百姓，但只有在投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投身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时，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一个军人的使命和荣誉！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他们体内火一样的才被唤醒，并且象火山一样地迸发出来，令他们可以无视敌我实力的悬殊而奋勇前行－－－－为了身后四万万同胞，宁可战至最后一人而决不后退！后来，人们尊称这只打恶仗的军队为——汉魂！
解放后，在四川省会成都城东的万年场，四川人民怀着对抗日川军的记念，屹立起一尊雕塑：一名年轻的士兵，脚蹬破烂的草鞋，穿着短裤，身着旧式军服，打着绑腿，胸前挂着两只木柄手榴弹，背上背着一把大刀和一只竹编斗笠，手里端着一支上着刺刀的老旧步枪，前倾着身躯，坚毅的面庞正对着东方！
那名战士一口气讲完了川军的历史，战士们被深深的震憾了：一个地方军阀，能去除私利，在派系斗争中顶住各种污蔑，枪口对外，保卫国家，的的确确是一件不易的事情。而解放战争四川成都之所以能和平解放，除了的策反外，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抗战时对川军污蔑也是让川军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一路上，战士们都默默无声的向着烈士们至以最高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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