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以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显然是有所停滞。郭湛波认为：“讲中国辩学只有先秦可讲。”事实上，先秦之后中国人里还是有人谈逻辑的，只不过，他们的声音太微弱了，听到的人太少了，形成文字之后也被淹没在经验主义的故纸堆里，郭湛波看不到而已。我们现在就来依次看一看郭湛波那个时候所忽略的先秦之后的中国辩学人士——
秦时明月汉时关时期
所谓秦时明月，确实只有一轮明月。那就是《吕氏春秋》，也叫《吕览》。我们应当感谢吕不韦这位大商人，他不仅为中国贡献了一个大一统的始皇帝，更为中国留下了一部共计20多万字，综合了儒、道、名、法、墨、农、阴阳诸家思想的巨著。当然，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并非吕不韦一人所著，他只是名义上的主编，书中具体的那些八览、六论、十二纪共160篇的文字应该都是由吕的门客集体编写的，正如《墨子》一书只有少量的墨子言论，其它内容都是后期的墨家子弟集体汇编而成。《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理所当然。只是我们要看到《吕览》虽归杂家，逻辑思想却是驳而不杂。这部巨著对先秦名辩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正名和推理等方面，还补充和推进了先秦的逻辑理论。《吕览》中有《正名》、《审分》二篇，虽然不无逻辑问题政治化之嫌，却也提出了“正名审分”、“辩名审实”的唯物主义名实观。孔子是“以名正实”的周礼式经验主义者；到了荀子开始有“以实审名”的唯物主义名实观。《吕览》中的名实观比起荀子更进一步，用许多篇幅表述了“言”“意”“行”“实”相合相当的名实原则。《吕览》中有关推理方面的思想主要表述在《察今》、《观表》、《别类》、《审己》、《怀中》、《审分》等篇中，像古今流传的一些著名的箴言，如“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等等，就是出自《察今》篇。而《别类》篇则提出了“类固不必可推知”的命题，指出错误的推理会带来谬误。《审己》、《怀中》、《审分》等篇则提出察故、当理、知类等提高推理可靠性的方法。刘文典评价《吕览》时说它是“汇儒墨之，合名法之源”，可以说评得很到位。
秦时的《吕览》属于杂家，汉时的《淮南子》也属于杂家。主编《吕览》的人是秦朝始皇帝的老子，主编《淮南子》的人却是汉朝高皇帝的孙子。^_^虽说我们不能毫无逻辑乱下武断结论，一口咬定汉高帝的孙子肯定比不上秦始皇的老子，但是将《淮南子》与《吕览》的内容相比较，无论是从博大，还是从精深角度而言，汉淮南王刘安的《淮南子》确实不如秦相国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在推类逻辑思想方面有所建树。《淮南子》中的“见本而知末”、“以小明大”、“以近论远”跟《吕览》中提法基本差不多。但《淮南子》比起《吕览》的“类固不必可推知”，在类推思想有了进步，首先强调要“知类”，后世的名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由《淮南子》的那句“方以类别，物以群分”而来的，其次认为类既然可推又不可必推，这是对推类作了较全面的论述。
淮南王刘安死（或者按传说的说法是得道升天）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后，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出世了。这个人叫王充。与秦时明月相比，他倒真有些汉时雄关气象。不过王充所在的汉朝，已经是东汉了。王充的身份与公孙龙相比，半斤八两，他虽然跟王莽一个姓，但却是平民家庭出身。他耗费三十年心血著成了的《论衡》一书，不仅是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迷信、论证和捍卫唯物主义的著作，也是一部包括了证明和反驳论证逻辑的著作。王充自己在《论衡.对作篇》中就说过：“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他的《论衡》是论述关于如何确立一个论断、论题真伪之标准的著作。为了强调这一点，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还提出《论衡》所要讨论的是“实事疾妄”。什么是“实事”？综合全书来看正是“正真是”的逻辑证明；什么又是“疾妄”呢？同样，正是“疾虚妄”的批驳谬误的逻辑反驳。王充很清楚把论证看作了既包括逻辑证明，又包括逻辑反驳，是确立一个论断真实或虚假的思维过程，作为千年前的古人就能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不过王充更令人佩服的在于，他对于论证要求的论述，与形式逻辑提出的论证的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言贵是”说明要论题正确，“指可睹”补充说要明确，“引证验”说明要有论据，“事尚然”说明要真实，“立证验”说明要从论据合乎逻辑证明论题。如果《论衡》仅仅达到这一高度，王充可以说已经无愧汉时雄关之誉了，然而《论衡》的高度还不止于此。王充对论证逻辑的贡献比先秦名家要更进一步。先秦名家大多只谈论语词歧义造成的谬误，而王充在《论衡》中“疾虚妄”时则涉及概念、判断（命题）、推理等广泛性的逻辑错误，他还多次运用矛盾律以及反证法、归谬法来揭露逻辑错误。从《论衡》书中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屡遭王充的逻辑大砖。《问孔篇》主要拍孔子砖，《刺孟篇》主要拍孟子砖，《非韩篇》主要拍韩非子砖，《薄葬篇》主要拍墨子砖。这里可以举出《论衡》中关于孔孟的两个经典逻辑错误为例，如王充批评孔子据公冶长“非其罪”而得出“公冶长可妻”的结论是推不出来的逻辑错误；批评孟子一边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边又认为“自周以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其实是自语相违的逻辑错误。王充在《论衡》里不但大量揭示了先秦诸子的逻辑错误，还分析了产生逻辑错误的原因，认为有的错误是“传书之言多失其实，世俗之人不能定也”；有的是“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有的“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最根本的原因是“用精不专，无思于事”。因为，“精思”是逻辑思维的正确运用的保证，“用精不专，无思于事”必然产生逻辑错误。我们作为现代人对于古人的认识错误可以更深刻一些，因为古人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能带着超越时代的眼光看问题的情况还是少数。王充所拍的先秦诸子的逻辑错误未必都是因为“用精不专，无思于事”，很大程度上是“用精虽专，思不及于此”，说白了就是想不到而已。
魏晋玄谈辩三理时期
魏晋名辩思潮其实是与玄学相结合来谈玄说理的玄理清谈。有人认为魏晋时期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争鸣时期。其实，魏晋的玄理清谈跟先秦的辩学相比差得太远，魏晋人物对中国文化影响也远不及先秦诸子。魏晋玄谈是以老庄哲学的本体范畴作为析理辩难的依据，以名家的论辩方式作为辩论的方法，很有些为辩而辩的味道，正如后世那种“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唯美主义。当时有三个较大的论题引起当时的名士较大的争论，这三者是“声无哀乐”、“养生”、“言意尽”，后人就把这三个大论题称为“三理”。
“三理”中的前二理，即“声无哀乐”、“养生”是嵇康提出来的观点。“竹林七贤”中，此人应为最贤！他不仅是文学家，还是一个古琴演奏家，不过司马昭杀他不是因为文学与琴艺，而是因为他是思想家，杀他的罪名是“言论放荡，毁典谟”（当然，这只是借口，言论放荡无视礼法的不止是他，阮籍也一样，但阮籍没有罪，因为阮籍的政治立场不那么坚定，又善于明哲保身，而嵇康政治立场太鲜明，司马昭怕他以思想家的号召力煽动内心倾向于曹魏一派的人们起来反抗司马氏）。所谓的“言论放荡，毁典谟”，其实，恰恰证明了嵇康懂逻辑，肯定理性思维的认知作用。嵇康也是个善于论辩的高手，他写了《养生论》，别人写《难养生论》，他就写《答难养生论》去反驳；时人有《宅无吉凶摄生论》，他就写《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别人写出来《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他又写《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继续反驳。正是通过一系列论辩式的文章，嵇康阐述了他的有关推类、名实、言意关系等思想以及一些他认为应该注意的论辩原则，如防止“两可之说”、“偏是之议”等。尽管从各方面看，嵇康离先秦诸子还有距离，但可以这么说，魏晋人物，无出其右。
“三理”中的后一理是“言意尽”。其实，言意问题早在先秦就有过不同看法，《周易.系辞》里说“言不尽意”，《庄子.外物篇》主张“忘言”，荀子墨子都主张言辞是论意。魏晋玄学针对这一问题又分出对立的辩论两派，一派以王弼为代表，主张“言不尽意”，另一派以欧阳建为代表，写出来了《言尽意论》。这两种对立的争辩，反映在哲学上其实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在逻辑层面上看则是语言、概念能否表达思想，思维与语言是否一致的争辩。王弼认为名（概念）对事物的反映“有所不兼”、“有所不尽”，认识到“言之者失其常，名之者失其真”。不能不说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只是他强调忘言才能得意，其实是割裂开了言意的不可分的关系。欧阳建则认为“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名实观，正是因为太朴素了，所以离辩证唯物主义观距离还是很远的。言意之辩其实在西方哲学上也是个大问题。几千年来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两派争来争去，各有说法。然而要等到了弗雷格那里，才第一次开始用逻辑分析方法探讨哲学问题。后来罗素才明确提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针对哲学上语言问题提出摹状词理论。再后来到了维特根斯坦才有了伟大的《逻辑哲学论》，其中认为“语言是世界的一幅总图像”，然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又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另一种与前期截然不同的语言游戏说。
唐僧西天取经回的盛唐时期
说来也很奇怪，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盛唐，虽然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都有飞速的发展，然而连一个稍稍有点分量的思想家、哲学家都不见于史籍。我们不知道是该惋惜呢，还是该庆幸呢？
不过让中国人值得眼界一新的是，这个时期，出了一位不辞艰辛、跋涉万里，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首屈一指贡献的大功臣——玄奘法师。正是这位后来被称为唐僧的佛门弟子，西行取经，不但从印度取得了真经，也把印度的因明逻辑带到了中国。
因明是佛教的逻辑学说，它的体系是在印度古代正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过因明又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途径。因明在印度还有新、古之分。陈那（此人并非玄奘本家，乃印度人是也，他生活的时代大致贯穿了南北朝的刘宋和萧齐时代）以前是古因明，陈那对古因明的推理规则因三相进行改造，建立起了新的因三相规则，在论式上又作了简化，将五支改为三支，在喻支上增加了喻体，即增加了一个除外命题，提高了结论的可靠程度。不过陈那的三支论式还不是真正的演绎推理。
虽然说因明学早在唐代以前就已经伴随佛教传入中国，然而那时基本上是没什么反响的，一直要等到玄奘法师西行取经，从印度带回了几十本因明著作之后，中国的学者才开始大量翻译、学习、研究这种来自印度的逻辑学说。自玄奘以后，中国还产生了以唐代的窥基、神泰、文轨和近现代的吕徵、熊十力、陈大齐、虞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因明研究专家，终于使中国成了因明的第二故乡。而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土迹近于原始拜物教的印度教的排挤下差不多已经失传，因明学自然也就随之成为历史陈迹。从这个角度上看，谈起逻辑来，中国人比印度人还是值得骄傲的。也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又一有力证明！^_^
天理人欲搞不清的两宋时期
“存天理，去人欲”是朱熹提出来的口号。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所倡导的儒家理学，自创始起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哲学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可以说从两宋开始慢慢陷入僵化保守。理学，也叫“道学”。后世讽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为“道学先生”，“假道学”。显然是从二程和朱熹的“道学”这里来的。二程要“格物穷理”，朱熹要“格物致知”，其实他们试图寻找一种统摄万物的天理，却只在儒家经典里皓首穷经。道学家们要去人欲，自己的欲也去不掉，二程与妓女的故事，可谓脍炙人口，“眼中有妓，心中无妓”的提法后来被清朝的袁枚升华为“眼中无色，心中有色”，可见袁枚比二程率真多了。在二程和朱熹的书里，“死者托梦”、“心之感通”之类的提法屡见不鲜。可见程朱理学在哲学上虽属于唯心主义的，可他们的唯心主义还参杂了大量的迷信、神秘的东东。虽说朱熹对于矛盾律和排中律有所认识，提出“是非不能两立”、“必有一真”。但是总的来看，两宋的理学其实是“没天理”，“压人欲”的，讲逻辑只是偶尔为之，关键时候甚至不惜反逻辑来维护儒家的经验主义。他们维护了儒家的经验主义的“善举”，从而使得他们的学说后来又被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推崇，形成了程朱理学的经验主义。于是在两宋以后，中国人也就离逻辑越来越远，这种局面一直要等到逻辑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后才慢慢结束。
西学东渐挤进来的明清时期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了中国。虽说利玛窦及他以后的传教士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可他们传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徐光启就是被利玛窦引入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的一位有勇气学习外来文化的中国人，他作为中国著名科学家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然而，这里要谈论的是中国人的逻辑问题。因此，与徐光启同在“教内三大柱石”之列的李之藻，在这个问题上更有发言权。我们要看到，1623年李之藻与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合作翻译的《名理探》（原名应直译为亚里士多德论辩学概论，是葡萄牙高因盘利大学耶稣会逻辑讲义），是西方传入中国的第一本逻辑著作！为什么说是西方而不是外国呢？前文已经说明，印度的因明逻辑比西方逻辑要更早流传进入中国。不过因明逻辑显然是比不上西方传统逻辑的严谨。亚里士多德与斯多噶学派基本已经把传统逻辑发展成一个严密的体系，莱布尼兹曾称赞过“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是人类心智最美的成就”。李之藻翻译出《名理探》之后，一只眼睛已经失明，第二年病故，可以说这本书是他余生的心血。李之藻把亚里士多德的十范畴翻译为十伦，依次为“自立体、几何、何似、互视、何居、体势、暂久、得有、施作、承受”。我们现代人看起来真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有点想象力的网友们大概要由“体势”想到体位，“暂久”想到持久等等。^_^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十范畴今译却是“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姿势、时间、状态、主动、被动”。也许我们应为李之藻以及这部译著的命运感到悲哀，因为当时基本上没几个中国人去读这本书，即使读过这本书的中国人，恐怕也没几个人能读懂。
西方传统逻辑首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末，然而西方传统逻辑全面、系统传入中国，让中国人真正重视和承认却是在清末。严复1902年翻译的《穆勒名学》可以说是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真正起点。《穆勒名学》直译应该是《逻辑体系：演绎与归纳》。穆勒其人应为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约翰.密尔。这本书共六部分：概念与判断、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归纳方法、论辩、伦理科学的逻辑。严复翻译原则是“信、达、雅”，基本上他把逻辑术语翻译得还是很简洁，典雅，比如，他以“推证”译“推理”，以“名”译“概念”，以“内籀”翻译“归纳”，“外籀”译“演绎”。我们不可不知，中国第一个把英文Logic翻译为“逻辑”的人正是严复。只不过严复没有提倡“逻辑”，仍把“名学”作为这门学科的名称。郭湛波认为自严复翻译了《穆勒名学》和另一本英国逻辑初级读本《名学浅说》之后，逻辑学才开始在中国风行。毫无疑问，严复推广西方传统逻辑居功至伟，不过呢，功劳也不是他一人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把英国耶方斯的《逻辑学基础教程》翻译为《辩学》，对西方传统逻辑普及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王国维翻译的逻辑术语译名很多比严复还精准，像概念、判断、推理、外延、反对、矛盾、推论、大前提、小前提、假言、选言、演绎、归纳等等，一直沿用下来，直到现在我们还在用。胡茂如也翻译出一本《论理学》，从民族感情上讲中国人应该觉得这本译著的原作不咋的，因为这本逻辑著作是日本人大西祝写出来的，是日货！^_^不过，从客观角度看，我们应该承认日本人接受西方逻辑领先于中国人，以至于中国人还得间接从日本人那里学习西方逻辑。大西祝这本书还是早稻田大学教科书呢，大西死了十几年，这本书在日本还没过时。
皇帝一去不复返的时期
进入民国时代，中国人开始消化从西方传入的传统逻辑思想。尽管有袁大头、张勋复辟的丑剧，还有尊孔的逆流，但皇帝毕竟是一去不复返。儒家思想不可能永远禁锢中国人的心智。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与“赛先生”请了进来，五四运动更是在全国掀起进步的浪潮。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罗素访华，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兼逻辑学家把数理逻辑带到了中国。他在北大讲演了5次，其中一次就是关于数理逻辑的命题演算和逻辑代数。罗素访华之后的几年中，中国人把罗素的关于数理逻辑著作引进了国门。北伐胜利那一年，金岳霖首次在清华开设数理逻辑课，对中国数理逻辑发展与传播做出了最显著的贡献。我们不可不知，当今数理逻辑学界的许多学者大多是金老的一代、二代或三代弟子，知名的有沈有鼎、王宪均、胡世华等人，美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也是出自金老门下。中国人如今谈逻辑，不可不谈“金派”！^_^金老教书育人，已经足令后人敬仰，然而他在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出版的《逻辑》一书，可以说更使他无愧于一代宗师之称！尽管这本书重点讲数理逻辑，但金老在书中介绍演绎逻辑时站在了数理逻辑高度对传统逻辑作了批评与补充。这本《逻辑》在民国时代是影响最大、内容最新的逻辑教材，解放后也多次重印，至今仍是大学教学参考用书之一。也许，我们应该承认，中国人谈逻辑，金岳霖贡献最大。世间流传的金老轶事不算多，有一个关于金老少年时的，据说那时他就从“钱财如粪土”与“朋友值千金”两句话中得出“朋友如粪土”的结论。由此可见，金老的逻辑天才于少年时代已经崭露头角。^_^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虽然从逻辑上看是正确的，但我们有理由反问一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乎？”
回顾中国人谈逻辑的历史，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说中国自古无逻辑显然是错的，但有了逻辑却在千年历史中几乎是处于无人问津尴尬境地，只有少数几个人去碰一下，推陈出新是谈不上，遑论发扬光大。唯有挣脱了**制度束缚后，中国人的逻辑才在西方逻辑思想传入的基础上得以健康发展起来。这让我不由想起乔西•；比林斯的一句话“真理尽管稀少，却总是供过于求”。
为什么千年以来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从一些国学大师的言论里，或许我们能品味出点什么来！一位叫熊十力的国学大师（这一位可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比起说“不如诸夏之亡(wáng)也”的当代维摩诘不知要强多少）曾经说：“吾国……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能及。”明显是滥用民族自信心，就看看中国人在谈逻辑上表现，我们又如何来“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果真是“吾国”“恐非西洋人识量所能及”么？一位叫钱穆的国学大师居然还说“（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李敖针对这一言论叹息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
事实上，在西方逻辑传入中国的时候，也遭遇过逆流。那些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派就不必说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逆流竟然还来自一些怀着热诚学习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他们是把形式逻辑当作了形而上学来批判！^_^批判者之中，有红的，也有白的。红的如艾思奇，《大众哲学》的作者，居然声称形式逻辑是反对矛盾统一律的，还在《大众哲学》里宣布了形式逻辑的“死刑”，提出“真正前进的思想里，绝不能让形式逻辑占据地盘”；白的如叶青，在《新哲学的两条战线里》提出要“打倒形式逻辑”，后来又认为“形式逻辑的特征是否认矛盾”，“辩证逻辑的特征是承认矛盾”，“这就可见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为互相反对的东西……即两种对立的逻辑”，滑天下之大稽后还声称二者都应承认其“真理性”，要求“全面认识”，“互为补充”，“综合起来”。
综上，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逻辑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在中国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正在慢慢被解决，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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