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迎合居住市民追求安全等需求，租界内的中外开发商在住房的“门”上大做文章，以一对乌漆大门，两个铜质大吊环显示不可侵犯之势，门框采用厚实花岗岩，既感坚固又显身份，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深得上海的青睐，称之为“石库门”。
一座高高的用条石砌成的门框和两扇乌漆大门。
门的上方有一个半圆形的装饰图案，上面的花纹简洁流畅，具有欧洲古建筑装饰图案的风格。
她用力地，有节奏地拍打着院门，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开门的声音。
门上无锁，锁门用的是中国古老的门栓。
这门显然是太沉重了。
走进门，是一个不太大的天井，高墙下面栽着一些绿色植物，给小院平添了一股生气。
正厅叫前客堂，有6扇落地木门，上面镶了玻璃，采光不错，然而，坐在厅里，从玻璃看出去只见一堵高墙。
与前客堂一板之隔有后客堂，里面摆了一张大床和一些衣柜之类的家具。
再往后走是厨房和通向后弄堂的门。
上海人习惯从后门出入，所以刚才在前门敲门就要等一会儿。
陈颖弘打着手势，姐妹们一个个鱼贯而入，当然还得有人搀扶着化了妆的斯柯特。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上楼的小扶梯就在厨房与后客堂之间，距后门比前门要近一些。梯很陡，攀梯而上，脚下木板吱吱作响，告诉我这房子的年岁。
扶梯转弯处的房间叫亭子间。
别看它低矮窄小，采光差，可因为被不少小说家提起过，所以，在中国知名度颇高。
楼上是陈太太的卧室，其格局与楼下相同，只是还有一个小门可通晒台。
晒台不大，放了些花盆，还晒着衣服。
站在晒台上，左邻右舍的居室尽收眼中，甚至对面人家在包饺子都看得清清楚楚。
在中国传统住宅中，庭院是必不可少的。
大型住宅中颇有所谓“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叹。
弄堂身处大都市上海，使用对象为城市中产阶级，地价，房价限制了住宅的面积，无法在住宅中留出大宅院。
而小小的天井也就充当了传统住宅中庭院的作用，使紧凑局促的空间增加了一些通透感。
从大尺度上说，弄堂住宅是一种高密度住宅。
建筑间距狭窄，缺少大面积室外空间。但从小尺度来说，天井的设置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房屋不觉拥挤，市内外空间交相辉映，在心里感觉上建筑密度被大大降低了。
走进上海任何一条弄堂，人们总可以听到不同的方言。
即使在上海生活久了，讲得一口上海话，年纪大的乡音难改，总还是可以让人辨得出是何方人氏。
许多电台就开设在石库门里，一套广播器材往亭子间一放，晒台上树一根天线，就可以对外播音。
据说，有一条弄堂里甚至挤了7家电台。
电台多了，好处是节目丰富，打开收音机，申曲，滑稽，评弹，唱歌，京剧，还有后来流行起来的越剧，样样都有。
坏处是一个波段上可能会收到两三家电台在同时播音。
而且这些电台根本没有隔音设备，弄堂里的声音，比如小贩的叫卖声，甚至邻居间的叫骂声，都与节目一起，通过电波传向四面八方。
这一仗非常漂亮，斯柯特是救出来了，可他并不愿意走，因为集中营里还关押着他的夫人和一双儿女，他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陈颖弘就是磨破了嘴皮子，斯柯特也不愿此时离开上海。
他说：“是男人就不应该逃避，要对自己的家庭负责。”
二．
旧时生意场藏污纳垢，石库门弄堂就是一种标本。
这里，既有正当营业的工商业，也是烟赌娼诸毒存身之地。
弄堂里的另一大毒瘤是赌。
上海有过不少高档的赌场，那是普通人难以问津的。
而中等层次的，都去虹口香烟桥，以及鸡鸭弄，福康里，满庭，弄堂里的赌场，赌的方式包括压宝，挖花，与西洋赌场中常见的轮盘赌，吃角子老虎大异其趣。
当然更低档的赌客，如车夫摊贩娘姨所参与的赌博也更低级，或是参加花会的“开筒”，甚至到弄堂口；那些骗子们的“翻戏”，最后以被骗了局。
至于麻将，牌九，则深入许多家庭，赌博，消遣兼而有之。
文化人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石库门里也是文化人集聚之地。
不光是作家，也有不少享誉画坛乃至各界的艺术家，人文荟萃。
除了上面提到过的，蔡元培，章太炎，柳亚子，邹韬奋，夏衍，田汉，阿英，丰子恺，刘海粟，周信芳，胡蝶，汪亚尘，陈蝶仙等一长串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名单。
在日本上学念书的时候，宿舍窗前至少有一棵樱花树，她在窗下的书桌上放一张美丽中国女人的照片。
樱花的花瓣飘落进来，洒在相架周边，铺成一片虔诚的祷告之地。
中国女性的旗袍，日本女性的和服，都能体现一种东方特有的美。
旗袍之美在于放，和服之美在于收。就如中国的美是放眼长江滔滔，奔流入海的雄壮，日本的美是停驻在富士山头那一极点雪景的优雅。
在记忆里最深刻的是母亲那一件件好像转花灯似的旗袍，母亲高兴的时候抱着她说：“以前在上海公司做生意，这些旗袍永远弹眼落睛！
她最爱穿白色。
母亲每次洗白色的旗袍都会非常费力，非要洗净不可。
“现在是你学以致用，报效天皇的时刻。”祖父亲自送她上了到中过的轮渡，父亲和母亲没有来。
祖父说：“他们太懦弱是没有资格为天皇英勇的战士送行的。”
一声：“报告！”
彻底打断了山口美惠子对往事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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