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春立朝陈颖弘招了招手，陈颖弘马上点头示意。
“你还是这么漂亮招眼，你要不是我的学生，就连我也把持不住呀！”
王春立打趣道。
“没关系，肥水不流外人田，孝敬老师有什么关系，可就是不知师娘会不会吃醋，而打上门来，我可不禁打啊！”
经常见面熟了，陈颖弘不由自主地也开起老师的玩笑。
王春立说：“你这个鬼丫头，现在越学越坏了。”
陈颖弘接着说：“没办法，同魔鬼打交道，太老实了容易吃亏。”
王春立赞同地笑着点了点头，脸色一变郑重地说：“言归正传，最近你家里可好，一切可都平安？”
陈颖弘回答：“远方飞来一只黑鸟，整天在树上叫个不听，轰也轰不走，很是难办，老师可是为此事而来。”
王春立又点了点头说：“那只讨厌的黑鸟很嘴馋，经常在夜里偷吃别人的东西，你可要看好自己的家。”
停了一停他又说：“你要好好地注意它。”
陈颖弘低声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来意，他们要找一个欧洲人，是个科学家数学教授，重庆，德国人，日本人都在找他。
据说这和试验新式武器有关。”
王春立听了眼睛一亮：“我马上向南方局组织汇报，你们抓紧寻找人，一定要赶在敌人行动前把他找到。”
在上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她们奋勇击杀日寇，灭汉奸，除叛徒，时时事事处处安危系于一发。
然而，她们，毫不犹豫，勇往直前!
是什么力量支持她们能够作到视死如归呢?
是坚定不移的爱国信念，是为民族为百姓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革命精神!
她们采取多种渠道做策反工作，有的是把警告信直接寄到了汪伪特务手上。
有的则是寄给了汪伪特务们的父母，要他们教育和约束儿子不要再干坏事。
有的信则寄到了这些特务们的小老婆或姘头的手上。
因为一般来说，小老婆或姘头的地址都是非常秘密的，如果她们连这个地址都知道了。这说明这个汪伪特务已经完全处在地下突击队员的监视中，更加加剧了这些汪伪特务的思想斗争。
特务们在收到信后，猜测到写信人就在自己的身边，却又不知道是哪一个。这样就使这些特务们整日心神不宁，干事也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对遏制特务们的猖狂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的特务收到警告信后，思想斗争很激烈，很多人睡不着觉，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上海的气候如同日益逼近的时局一般，寒风阵阵，阴霾满天，汪伪当局困兽犹斗，也更加紧了对我地下抗日人士的镇压。
二．
一个身穿青布长衫的年轻人，在石库门的一个里弄口，机警地前后左右环顾一番，确认并无汉奸尾巴盯梢，便猛然一闪身转进弄堂，在有一棵桃树的院子的大门上轻敲三下，隔了几秒钟光景，又敲了两下，然后快速转至后门口。
他的公开身份是华丽公司总经理，专门推销苏北土特产，生意兴隆，实立雄厚。
其实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地下党员，长期为抗日解放区采购，运输重要物资。
商场的董事长肖云棠是一位抗日爱国商人，他不满当时日本商品在上海市场上大量倾销，经他倡议，在新落成的太平桥商场举办一次“全国国货展览会”。
旨在唤起国人购用国货，抵制日货，一时间声势浩大，欲罢而不能，直到年底结束，商场才转入全面正式营业。
这时，商场里有一家不甚显眼的“华丽苏绣庄”，总店在南京路。
这家苏绣庄生意做得并不算大，可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却不少。
苏绣庄的经理，女老板陈慧娟雍容华贵，阔绰大方，交际面宽，颇有来头。
王春立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从一位军委会的元老，一直到国民党的苏杭特派专员。
当抗战全面开展后，他和夫人陈慧娟到上海又成为**地下工作的重要人员，“红色资本家”。
在20世纪已成为过去的时刻，回顾国家走过的多灾多难的道路，回顾争取自由付出的鲜血，汗水和其他沉重代价，自由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上海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多种激流在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冒险的元素应该是自那时就被植入上海各领域的。
官府势力和传统礼教把持的保守主义在上海被外国人的枪炮轰碎，有野心的人和没有野心的人都愿意前往，上海于是变得异常开化。
上海最大的奇迹是租界创造出来的。
上海县城原来在豫园这一带，租界开在上海县城的北边。
从现在的南京路，北京路到广东路，广西路，最后开到西藏路，静安寺，不断拓界，越开越大，租界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是太平天国起义军把江浙一带有钱人都打跑了，他们逃到上海。
大量的人口涌入，华界根本住不下。
自由是人的权利中最首要的权利，有无人身的自由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
租界的人从中发现做房地产的机会，等到租界建设了大量的房子，华洋杂处的局面就出现了。
很多在中国土地上不见容的东西，无论是另类的，创新的还是别的什么，都可以在租界一试身手。
这极大地刺激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创造性，同时也是冒险性。
反对清朝的康有为，可以躲在租界不为慈禧缉拿。
上海沦陷以后，日本人还是不能进租界，只能隔着马路看着租界里上演着抗日的节目。
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租界在上海成为长达四年的“孤岛”，甚至繁荣过“孤岛文学”。
建筑是凝固的，上海沦为“孤岛”后，住家成为严重的问题，房价的昂贵，出乎人意料之外，总之，在上海住房，必须视自己财力而定。
在汪伪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43年，他们夫妇俩主动将私人购置作寓所的法租界一幢小洋房，交给地下党组织使用。
因为这里环境偏僻，地下党组织在这幢房子里安置了秘密电台，使上海地下党与南方局，延安的党中央之间架起了一条红色电波。
由陈慧娟出面，他俩还把在上海做生意赚来的钱，交给地下党作活动经费。
这对夫妇不仅向处于地下的**奉献自己的一切，而且冒着生命的危险，收集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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