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繁华喧闹的大上海，十分燥热。
一辆黄包车停在了法租界白尔路“博文女校”门前，一个西装革履，颇有修养的年轻人汗涔涔地钻了出来，他就是周佛海。
前不久，正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接到通知，中国**将于７月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他作为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出席会议，因为恰逢暑假，周佛海决定成行。于是从日本鹿儿岛乘客船直抵上海。
周佛海径直向一栋青砖洋房走去，一面打量，一面拾级而上。
整幢楼虽不大，却很整洁，红漆地板擦得锃亮，由于正值放暑假，所以寂静得很，周佛海对这里的环境尚觉满意。听到脚步声，先期到达的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迎了出去，一面寒暄，一面抢着接过周佛海的行李。
包惠僧性格十分随和，周佛海也很健谈，两个人很快就熟稔起来。
周佛海自从出席**“一大”返回日本继续求学后，从第七高等学校毕业，升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
照理，他可以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真正的**者，但他没有继续前进。
相反，他对**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
实际上即与党组织脱离联系，对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形势也不关心。
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周佛海担心自己的安全，怕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会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影响自己的前程。
另外一个原因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极力拉拢诱惑。
戴季陶与周佛海私交甚深，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戴就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秘书。
周佛海的个人政治“抱负”得到初步实现，而且个人前途越来越好，于是与**的关系日益疏远。
宁汉合流以后，蒋汪和好合作。
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与行政院长汪精卫成了部属关系，对汪的指示总是很顺从遵照执行，从而深得汪的赏识，两人的关系也就亲密起来。
最后，周佛海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追随汪精卫，竭尽全力筹备成立汉奸傀儡政权。
为了在汪伪政权中夺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方式，发展和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
周佛海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任特务组织头目。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
在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
他在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
他甚至狂称：“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虑生一世也！”
二．
在成为汉奸以后，同蒋介石的重庆政权仍藕断丝连，甚至帮蒋介石作了许多别人无法代替的重要工作。
曾任军统局沪宁站站长的周镐，化名周幼文以周佛海侄子的身份，奉命携电台至上海，为建立蒋介石和周佛海的联系，架设了一部秘密电台。
周佛海为蒋介石立下的功劳，蒋介石是心中有数的。
但是，周佛海当年追随汪精卫出逃，蒋记忆犹新，余恨未解。
蔡廷锴以第十九路军为骨干，领导发动了“福建事变”，受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严厉镇压，两个月旋告失败，第十九路军亦被撤销。
周镐乃脱离所在部队，取道上海欲返回家乡，但途中被国民党特务追踪，到汉口下船时，即以“共产嫌疑”为名遭到宪兵警察的拘捕。
意外地是负责审讯的一位宪兵长官与周镐有旧交，竭力劝周镐以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军统?并告知过去一切可以不究，还可保证无罪开释。
周镐念及旧交及目前处境，被迫同意试试。
1935年周镐正式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供职，任武汉站站员。
不久因在同事中有激进言论被军统逮捕审查，送至南京洪公祠1号，后幸经军统局核心成员“十入团”之一的周伟龙保出。
这次被关押的经历，对周镐在军统内步步高升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军统内部，谁都知道周伟龙与戴笠系生死之交。周伟龙能保周镐，自然令周镐感激不尽，但周镐也因此受到重用。
戴笠派其为军统暂编第八师谍报队少校队长，1940年任军统广东省督察，后来又调回重庆军统局任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这些职务多是一些肥缺或重要关键岗位。
这时，周镐已是军统内比较受戴笠重用的人了。
周镐身负戴笠重托，化装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从四川经湖南，再由军统局京沪区区长程克祥陪同，辗转到了上海。
周镐及译电员李青辉则被安顿在一位与重庆有生意往来的商人家里，随时等候着周佛海的接见。
黄鹂鸣树，飞燕啄泥，四周荡漾着浓浓的春意。
周佛海终于接见了周镐。
据周镐后来说：“周佛海之所以此时接见我，完全是因为他家中原来的地下电台暴露，无法与重庆进行电讯联络才予以安排的，同样，周佛海半年多时间按兵不动，也正是他观察动静的时间。”
周佛海决定召见周镐，并将这一内幕情祝请周镐转告戴笠，既是感激军统在关键时刻通风报信的救命之恩，也是向蒋介石表白，他已经完全倒向了重庆国民政府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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