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那“三界四方”的独特政治格局，铸造了诸多矛盾。
开放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并存，革命与反动，红色燎原与白色恐怖同在。
“八一三”战事爆发，上海市内难民如潮，马路、桥头到处是难民群。
许多难民缺衣少食，处境极为凄惨，瘟疫和饥饿随时威胁着难民的生命安全。
眼见濒临绝境的难民，各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纷纷伸出援手，辟设难民收容所。
这些难民收容所大多条件简陋，有的人在敞篷之中，就铺点稻草躺在水泥地上，瘟疫传染病流行。
不过，难民所也并非十分安全，日机轰炸和闯入安全区进行骚扰的事件频有发生。
孤岛”时期，这里成了没有硝烟的的战场，
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抗战故事，反映了爱国人士所独有的革命气概和人格魅力。
上海历史的特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它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中西交融，以其宽广，大度的胸怀迎接八方来客。
在它为难之际，国际友人也没有忘记它，与它一起患难与共，相濡以沫。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设立盟国侨民集中营，关押英，美等国侨民6000多人，涉及十余国，历时将近两年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发生在上海的影响极大，成为极其重要的国际**件。
抗日战争既是中国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同时也是在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妇女自己权利的战争。
因此，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是赢得战争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随着战局日趋紧张，日军决定抓住上海这最后一根稻草，拼死挣扎。
农历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日本“登部队”的军司令部进驻在十三层和十八层，对外称“上海驻防军司令部”。
并于十三层的最高一层设为“上海敌侨收容所”，把圈禁在浦东集中营的英美籍侨民统统搬过来，收容在这里，以下驻日军和堆放军火，意图十分明显，用英美籍侨民作掩护，以抵制美国飞机轰炸。
后来不论民房还是商店，一律勒令迁出。
并用铁丝网把这一禁区围起来，与周围马路隔离。
禁区之外，旧法租界其他重要地点也都迷漫着浓烈的火药味，法国公园驻了兵，禁止游人入内，立面布置了防空壕，蓄水池和高射炮阵地。
广慈医院做了伤兵医院，震旦大学也进驻了日本兵。
至此，自许多大建筑物，也都被日军征用，有的驻兵，有的改作军用仓库。
往日上海有名的繁华，高雅的商业区，现在变成了杀气腾腾的日军大本营，“孤岛”的历史至此结束。
二．
面对日军入侵后民族危机上升成了主要矛盾，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在抗日救亡这一民族最高利益的大目标下，她们号召妇女们要爱国，爱人民，为祖国的抗战神圣大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她那种坚毅的神情和爱国的热忱，深深地打动了广大师生的心，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王春立和陈颖弘收集到许多有价值的抗日情报，日方上海高层一些代表人物对形势，特别是对蒋介石关于对日和谈的看法和活动，汪伪特工76号总部在沪宁，沪杭两线的谍报人员布置以及打入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名单。
汪伪一些人利用与解放区“贸易”之机，收集新四军情报的特务机构的情况，大汉奸周佛海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彭涛的联系情况，以及他们设电台与重庆军统本部通电的消息，蒋介石和军统拉拢汪伪头面人物的部分电文。
汪伪调查总部编的《新四军调查》，国民党军统的“匪情”（指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和敌情通报等。
这些情报给予**中央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策略，以及采取果断措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942年春节之前的上海，寒冷萧瑟的冬天。
被称为超级杀手的军统行动组长陈颖弘，从南京的日伪内线处得知：南京汪伪政府的“外交部次长”许昌硕，即将回上海过年。
早已奉命制裁汉奸许昌硕的军统军情处处长唐文轩，冒着风雨，叫人开着汽车，直奔法租界霞飞路上的老顺庆饭店，会合住在该处附近的军统行动人员陈颖弘，蔡映雪等人，商议刺杀汉奸行动方案。
许昌硕上海的家在豫园路668弄25号，紧靠镇宁路口，处于华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是一栋三层的小洋楼。最大的好处是安全，小楼东北紧靠公共租界意大利警备地区，南边是公共租界英军警备区，靠近沪西汪伪警察署，西距忆定盘路，南距大西路丁默邨，李士群活动的据点很近。
许昌硕还在家门口设置警卫岗亭，常年派两名保镖值守。
他乘坐的火车准时到达上海北站。
许东海带一群保镖在月台上接到父亲，簇拥着钻进两辆小轿车，快速开向设在上海百老汇大厦附近的汪伪政府外交部的上海办事处大楼，但仅停留10分钟随即离开，驶向豫园路许公馆。
为防刺客，这一行人都穿戴同样的驼毛大衣和毡帽，从外表上很难分辨。
许昌硕安全回家后，松了一口气，放鞭炮，吃年饭，自有一番热闹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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